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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忆文革接受走资派再教育/赵兹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12日 转载)
    
     清明节前一周,我突接汕头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建人、年届九旬的罗列老人来信:“希望能有机会见面,畅叙别来情况”。
     就在这期间,恰逢我的好友,上海《文汇报》美术摄影部主任徐晓蔚来京,其父徐中尼和罗列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地记者。于是,我们一同走进了张自忠路3号人大宿舍。 (博讯 boxun.com)

     30多年后首次相见,老人家身体仍出奇的好,记忆力也出奇的好,我们一起聊了三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临别时,罗老瞩我,要常来他家,他有好多想法要一起聊聊。
     时光荏苒,在回家的路上,3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文革中,罗列作为走资派,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来的还有余致浚和张隆栋两位教授,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文革中,陈伯达也把这里当作试点,6次来过一机床。
     全厂有8000多人,在北京被人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一机床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和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作用。
     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一机床调入文革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和我属忘年交的他,后来曾任我在人大读书时的新闻系主任。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反对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奈何他不得。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反共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
     当我来到位于东城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闪着翅膀吱吱的叫着。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之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文革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文革中,全国城镇的知识青年都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
     可是,下班后只会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我干活儿还不错,也在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但总还是显得少了些许工人阶级的气概。而此时的我,却常常想起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想起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无奈。
     现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罗列、余致浚、张隆栋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我们整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这是罗列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列既抽烟又喝茶,余致浚和张隆栋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编写了《白虎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等几本小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其他车间的贺帜生、罗宜玲、张莉莉、王宏光、李星等,是和来自首都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合作进行的。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很棒,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工作到中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列大腹便便,鼾声如雷,我们会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罗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往复。
     他后来对我说,在 “四清” 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准备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罗列等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列把我叫去,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 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阙写实,下半阙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交待写稿意图后,他递给我一大厚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那时,一篇文章的刊出颇费周章,需反复推敲打磨,作者似乎要用尽用足每个字眼儿的功能,读者也习惯于要从字里行间嗅出些什么气息来,人们被文字狱吓怕了。
     谁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比写一篇稿子的时间还要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的刮了起来,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这大概是中国最短命的杂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那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
     张隆栋文革后,回到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教授,每周几次蹬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在东四的家之间。这期间,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会和我边聊天边喝啤酒,他的夫人黄振培是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之女,常常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
     有时,张老也会来我家小坐。一次,他患病住在北京第六医院,我去探望时,不仅买了水果,还专门去涉外饭店买来几本外国报刊,因为我知道,他在病榻上仍要研究国际传媒,张老则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这是中国首部探讨传播学的专著。
     1993年7月5日,在他76岁生日时,曾赋诗一首:“人生易老七十六,新闻教学卅五年;传道授业怡然乐,胼胝耕耘苦亦甜”,题目叫做“七十六岁杂咏一首”。在同一页纸上,他还亲笔题写了:“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 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 录名贤名言以赠赵兹同志并以自励”。
     2009年3月,张老终于得到了“余闲”,在92岁时驾鹤瑶池。
     至于余致浚,1949年后,他的传奇人生也就此打住,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教育战线。后从人民大学离休,已于2006年5月的一个下午,以91岁高龄平静的走完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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