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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走向山东省首字号大狱——中国思想犯狱内纪实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07日 转载)
    牟传珩更多文章请看牟传珩专栏
     2001年7月12日,国际奥申委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承办国前夕,有关部门为控制民间持不同政见者行踪,制造了“燕鹏偷越国境案”(已经事实验证为假案),招之国际舆论哗然。当时,公安当局发现燕鹏手提电脑中存有我尚未出版的30万字政治书稿《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与大量文章,于同年8月13日声称“执行上级命令”,突然拘捕了我。由于官方无法对我并未出版的政治著作认定为“犯罪”,所以便对我已发表的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进行了两次违法重复起诉,5次延期审理(检察院“建议”延审4次,法院报批延审1次),先后历经了长达两年的时间,业经两审,最终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我定性科刑,在素称“东方瑞士”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上演了一起在权力意志的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及公检法密切配合,联合制导的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
     (博讯 boxun.com)

    我被秘密押送山东省第一监狱
    
    2003年6月5日,我结束了长达两年的青岛看守所生活,被专程秘密押送至山东省首字号大狱——山东省第一监狱服刑。
    
    当时正是中国爆发萨斯病毒时期。我被押进监狱内管大门后,直奔里面的犯人医院,对我进行身体的各项检查后,便又被带上医院四楼专设的“非典”时期隔离房间。这隔离间,实际上是个教室,我与另外两个人合在这个房间。我刚进屋子,就上来个臂上刺龙画虎的人,讲什么“规矩”;接着又来了另一个犯人,登记案情、简历、家庭成员等存档材料。当时我感受最深的是,我自入监狱内管大门后,从体检,到听“规矩”,再接受登记等,未曾见到一个干警,全是犯人自己管理自己。这里纯粹就是一家机械运行加工厂,不管你什么来头,何种身份,有无怨屈,都将接受统一模式,被加工成标准的劳改产品。我接受了各项登记后,便发了一套囚服和一个白色胸牌,上面注有姓名、入监队和严管字样。我在穿上囚服,戴上胸牌的同时,就有一种十足的劳改产品的感觉了。
    
    隔离生活单调、孤独,天天接受医院两次测体温,周围充满消毒液的味道。这里没有报纸,没有电视,不得与人有任何接触,一切处于封闭状态,生命与情感都如一潭凝固的死水。但我的心境却处于难狱以来,未曾有过的沉定与平静。我正日在窗前来回踱步,不知不觉就被在高墙铁网上来回飞起渡的小燕子吸引住了。
    
    2003年6月17日这天清晨,特别闷热。我们刚吃过送来的早饭,便接到通知说,提前解除隔离,进入监队接受集训。
    
    省监里的入监队严管
    
    当时入监队的走廊狭窄、低矮,给人以十分压抑、憋闷之感,而且两面墙壁上还处处挂满了揭批“法轮功”的标语与图片,楼道里来回走动着一些值班的犯人,但却无一个穿制服的干警。不多会儿,曲班长又从办公室出来,让我随他走。真不错,曲班长径直把我送进了他当时所住的房间,有15平米,四张上下铺,但室内仅有三个人,我被安排在窗口处的铺位上,一切都如我所愿。
    
    我被曲班长送进监室,交给这个组的组长。组长姓周,他很热情地帮我铺床,还送我短囚服与入监队白床单。我安顿好后,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该就是我在入监队的归宿了吧?这时姓周的组长便与我聊了起来。闲谈中,他向我交待了狱内规矩:如除解手或洗漱时,不能出监室;上厕所必须连号,即两人以上;厕所里有人24小时值班,晚10时后才能上大便;每天清晨起床至就餐前,各监室犯人都要整齐地排坐在方橙上,挺直腰板,背诵狱规54条;走廊上有值班人员,来回走动,监视每个监室的情况,如有违反,轻则挨打骂,重则几天被罚“蹲茅”,即抱着头面对大粪池,蹲几天要看管事的情绪。在这里有大头小头,各不同管理级别,可谓等级森严。这种极其独特的囚文化,令我感慨颇多。刚入狱的新犯,全戴白牌,属特级严管,处于犯人中的最低层。根据来的年限不同,又分绿牌、黄牌、橙黄牌和红牌。绿牌为宽管级,黄牌为普管级,橙黄牌为二级严管,红牌为一级严管。见到戴有颜色胸牌的,必须老远就回避让路,面对着墙,挺直站好,等老犯走过才能行动。这完全是入监队自定的土规矩,队长们正是利用这种犯人管犯人的土规矩,得以“无为而治”。所以你在入监队里,根本就见不到干警的面,全是他们留下的老犯人,戴上有色胸牌,称为班长,代他们履行管理职能。因而入监队戴有色牌的老犯人们,便成为狱中特权阶层。他们整日游手好闲,多吃多占,张口骂人,抬手打人,甚至还有的勒索新犯和随意处罚新犯的。记得当时有个管纪律的班长,就是典型,新犯们对他又恨又怕。
    
    两个神神秘秘的犯人
    
    刚下入监队的当天中午,我所在的监室,突然来了两个神神秘秘的犯人。一个姓项的班长,交待我们监室的组长说,他们在执行任务,必须配合好。其中一个要睡在我已铺好的床位上。我内心老大得不痛快。究竟是些什么人,要执行何种任务?我刚铺好床,他们就要占。那个项班长见我不愿意让床位便说:他在执行政府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床位都是工作需要。我说我憋气,需要靠窗的床位。项班长说:这样吧,我另给你调一个房间靠窗的铺位好吗?我没理由不搬,只好又搬弄行李,换了对面的房间。后来我才得知,那两个人都是已转化的法轮功。当时入监队所有监室都有没转化的法轮功,唯这个监室没有,这天下午又要新来一个。省监转化法轮功的一惯做法,就是让已转化法轮功,充当未转化的,在新来法轮功身边一左一右生活、就寝,履行特务职能:一是诱惑、欺骗,传达假信息,使其上当;二是及时记下新来法轮功的一言一行,及时回报政府。狱方的这些执行特务使命的法轮功,可记功加分,减刑早回家。入监队每个监室都有这样的人,政府给他们点小恩小惠,他们便觉得被器重,趾高气扬。我这才意识到,揭批、转化“法轮功”,更准确地说给他们洗脑子,是省监狱入监队头号政治任务和工作中心(按规定,全省被判5年以上的法轮功全集中在这里)。我内心对那些为自己挣分便专事特务工作的法轮功极其蔑视。
    
    我被调到对面房间,仍安排在靠窗的铺位。这监室里,也并排放了四张上下铺,挤满了整个房间,仅留下可供走路的一个狭条空间,但当时屋里只有4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省监狱的重点法轮功弟子——历广强。老历高个,宽肩膀,大眼睛,人长的挺体面。他因顽固不化,已在入监队被严管了一年多。也算我与他有缘,我们很快便相互同情,相互友好。交谈中我得知,他因复制、传播法轮功光盘,被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10年,其妻也因此罪被判6年,就关押在一墙之隔的省女子监狱,家里仅抛下个还在念书的女儿,无人照管。老共也真够狠的,就这么点屁大的事,竟致一个平民家庭于死地。
    
    入监队地处省监内管大院临门一排楼的二层上。我的床就在窗下,正好俯视全大院的内景。我每天清晨吃过饭后,都能看到各监区在楼下整齐、迅速地列队,齐步走,喊口声,唱囚歌,等待出工。这时分管狱政的齐副监狱长,每天都带领狱政科和督查大队的头儿,并排站在大门前。只听一声出工铃响,各监区的犯人队列,便喊着号令,依次出工,接受“领导检阅”。当队列行进到领导近前时,由带队的队长高喊:向左看!接着全体队伍,目视那些头儿们,正步走,两臂抛成一条线,脚步把地拍的“啪啪”响,而后再高喊:认罪伏法,遵守规范,加速改造,走向新生的口号。这在狱中叫做军队化,但在我看来那是令人肉麻的形式主义,是排斥人性的机械化。那景象我一点不感到生动,倒让人觉得刻板、无聊而造作。在这刻板、无聊与造作的氛围中,蕴藏着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与人性的悲凉与无奈交织而成的灰色调囚文化,只有窗前那高大窜天的白杨树下,还有一片人性的绿荫。
    
    我的“拒不认罪书”
    
    那是个蝉鸣的季节,蚊蝇的季节,赤日炎炎的季节。入监集训队的生活,给我徒添了许多在看守所始料不到的困难与痛苦:不仅睡眠紧张,且大小便都要报告,入厕也有时间限定。在这里,各种类型的罪犯,大大小小的干部,白道黑道,大哥小弟,刚入狱都如此。
    
    这在这段日子里,队上为全力转化历广强,派进两个班长级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整日靠着他,甚至不愿我与他接触。转化法轮功是上面压下来的死任务,一年多没解决老历的问题,狱方不好交代。所以特务们便在监室里从早到晚与老历唠叨那些老掉了牙的破道理。这监室从此就不得安宁。
    
    2003年7月初,全国“非典”得以控制,监狱解禁,齐乎啦地来了一大批犯人,入监队顿时爆满,每个监室人员都由五六人猛增到十七八个。监室间小人多,在济南那大热天里,人挨着人,简直像蒸饱子一样闷热。这时真正的入监队集训生活才开始了。当时,所有的新犯每天吃完午饭,便顶着烈日拉上操场,练队列,齐步走,正步走。天热得坐在那里都浑身冒汗,何况还要在太阳地里踢正步。入监队的集训生活,的确是折磨人的。好在班长们又找借口,说我年龄大,有病,免练。监室里都出去练队,反倒让我清凉了许多。
    
    这时,干警才首次露面,给犯人们上大课,把所有的犯人全挤进一个大教室,讲什么监狱法之类,一上就是二小时。班长们私下告诉我,队长们出面上几堂大课,就意味着入监队集训快要结束了。果然,队上开始抓背《规范》56条,一字不能错,人人过关,还要集中考试,严格的很。我是拒绝认罪的,背个鸟规范。他们拿我没办法,也只好免了。集训生活结束前,每个犯人还必须写出三份材料,即自传、入监小结和认罪悔过书,缺一份都不能过关,这是硬规定。当时法轮功有不写认罪书的,就是不让下队。我对班长们说,两年看守所我都坐了,还在乎他入监严管吗?所以我就是不写。我已作好准备,就在他入监队待上一年。为此,我不仅不写认罪书,反将写的政治申诉(我称之为“拒不认罪书”)交了上去。谁知申诉交上不久,有个班长便私下透露说,监区长说你通过了,可以下队。
    
    那之后,济南的炎热达到了高峰,我每晚都要几次爬起来浑身泼冷水才能躺得住。幸蒙连续下了几场飘泼大雨,高温缓解了一下。我睡不着觉时,坐在大铺上,借着操场上的夜光,观赏飘泼大雨的景象。那球场上平整的水泥地面,在雨点的打击下,浪花似的四下飞溅。暴风骤雨下的省监狱,高高的大墙上仍不时有大兵穿着雨衣巡视,不禁让人联想到,这里在历史上就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内战时期的国民党高级将军,文革时代的风流人物,以及数不清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都曾关押在这里。那大雨灌注下四处溢水的大院,曾沉积了多少冤魂?再看那楼前一行行窜天的白杨树,在风雨震荡中颤抖着亮闪闪的叶片,就仿佛满树都长了嗓子似的,在阵阵呐喊。
    
    我注定衍生成大树下的一片苔藓
    
    随着济南酷暑的深入,我在入监队的集训生活即将结束。当时新犯们个个人心惶惶,都不知自己将被分配到哪里?正在这时,我得获内部消息,说我被分配到第七监区,也即狱内建筑队。这个队内都是些盗窃、抢劫被判短刑的犯人,人员素质差,文化底,管理松,且多是农村人。也许这台统治机器的软件系统认为,只有把我困在这里,他们才放心。因只有这样的环境,我这“政治瘟疫”才没有扩散的市场。于是,我劳改生涯的最后归宿,就此敲定了。
    
    七月底八月初是泉城最炎热的季节,但比天气更炎热的是入监队新犯们的心。这时的入监队,人员暴满,每间不过15平米,仅有四张上下床的监室,要容纳20多人,人挤人,憋闷酷热的令人难熬,人人都盼着尽快结束集训,下队劳动。因而那些日子里,新犯人们谈的全是下队的时间与去向。记得8月8日上午,下队令突然下发了,整个入监队像炸了锅似的,个个心慌意乱,紧张地收拾着自己的衣物、行李,尤如一场大战的败兵营,个个都担心由于行动迟缓而搭不上撤离的军车。无论是看守所还是劳改队,犯人们调换房间或地域,从不提前通知,且令出即行,时间差极短,足以让你急出一头汗。而我天生的手脚不麻利,掉三拉四,好在多有人相助。我整好了行装,随大流走到楼下,等候各队来人接去。
    
    我们一行九人,被分配到大院对面第七监区的七三中队(第七监区为大队,大队下分七一、七二、七三三个中队,又称分监区)。来接我们的七三中队犯人积委会主任,高个子,大块头,挺庄户。他一见我就问,你是青岛来的吧,我说是啊,他仔细打量了我一下没说什么,便把我们带进对面的七三中队一楼活动室,就不再管我们了。一小时后,有个队长姓潘,手持一叠厚厚的档案,来带我们下工地。我心想:坏了!怎么初来乍到,既不谈话,也不安排,就这样带我们去干活。我们九人排成一队,随着队长走出内管大院,沿途都是窜天的白杨树,间或遇到几处高大的工厂车间,能看到里面的犯人穿着工作服在干活。那些白杨树,高大遮日,置身树下,立即有一种凉爽之感。我不知这些白杨在省监里生长了多少年,树杆上都爬满了厚厚的苔藓,就连树下的石缝,都是深绿色的,好似岁月里流淌出的血。我一时陷于种奇特的沉思:我本是穿开裆裤,玩泥巴的孩童,怎么一下就被镶嵌到山东省首字号大狱墙缝里来了?我注定也将衍生成这大树下的一片苔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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