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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辛亥革命百年纪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0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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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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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服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遗风”。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现在还有人企图打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幌子,准备明年要把孙文僵尸与毛泽东僵尸一同抬出来欺世盗名、示众嚇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2010年3月19日
    
    
    评论问答
    
    1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教授此文很令人深思。
    
    孙洪两人的《祭明太祖文》以及祭明太祖之举,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当时提出打倒满清时,也没有亮出“复明”。现在满清倒台,国家继承,也没有再说满人是外国人,而是要“五族共和”。这时候高调祭奠明祖,联系到水晶棺与中山陵,孙中山及其紧密追随者的以“解从百姓倒悬之急”为名,“借吾皇在天之灵”“成兹鸿业”行帝王之实,不说昭然若揭,也是呼之欲出。
    
    不过,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还是有些费解。他也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
    俺是历史的外行,就这么一点推理而已。
    
    
    B.谢选骏回应:
    
    首先多谢深思。
    
    其次关于“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这也并不令人费解——是孙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为之策。……后来的“二次革命”、“宣誓效忠”、“广东军政府”、“联俄容共”,在在说明孙的“中山陵心志”不死。孙之所以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元首。孙后来的继承人蒋,不就传与儿子;同有“中山陵心志”的毛没有儿子可传,不就发动文革,整死有儿可传的潜在接班人?大家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死亡,为什么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毛为什么一边反对“干部特权”,一边自己大搞特权?就是这个“中山陵体制”在发酵呢。
    
    
    2
    
    A.hukan的评论:
    
    下面几段写得不错。中国人当奴隶当得太久,似乎已经把秦制当初天经地义的事情。
    
    周厉王时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王于彘),之后有段西周共和,最后政权又还回其子周宣王之手。充分表明先秦的性质。中国历史上多有暴动,但正统史家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这次“暴动”。
    
    这种事情秦朝后绝对不可想象。
    
    中国农民造反和西欧农民造反的根本区别是西欧农民造反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农民造反为了活命,性质完全不同。
    
    (以下谢选骏原文)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
    
    B.匿名者评论:
    
    中国较之西方,最可怜就在社会体系中太少形而上的概念,没有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
    
    中国文人总是图口舌之快肆无忌惮地当街悍骂摧毁中国人的形而上的部分,实在可恶。实际上这样做,侵蚀的是文人自己的话语基础。没了基础的文人,当然只有抱着西方术语卖身为奴一条路了。
    
    孙中山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包含着汉正统的回归和家天下完结共和开始两重含义。
    
    晚清时候,汉正统回归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凝聚政治力量的最主要的手段,其作用远超共和。洪秀全孙中山的祭文作用也在于此,以此来向天下宣示正统,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当时政治家都不可不为的当下之选。
    
    中国的共和开始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山先生象征的是共和的正统,谁继承了中山先生的事业,谁就拥有了中国当下的正统。如此就够了,文人们不妨打住。
    
    
    C.谢选骏回应:
    
    一个人的坟墓竟然成了“形而上的概念”,这就是“中山陵体制”必须铲除之后中国才能崛起的理由——否则,中国永远无法成长得“比坟墓更加高大”。
    
    现在,孙中山其人在上述匿名者的评论中竟然和“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相提并论了,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山陵体制”长期压制所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人性堕落。
    
    洪秀全虽然冒充基督教,但他祭祀朱元璋毕竟还用了一个“天王”的名份。孙中山既然声称共和,为什么不去祭祀抗元起兵的元末诸雄,而而单单祭祀一个暴君朱元璋?更进一步看,中山陵、毛纪念堂所展示的僵尸崇拜,并根本不是所谓的“汉正统”,而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国耻: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
    
    
    3
    
    A.励施浙宁的评论:
    
    本人对历史不熟悉,对合下评论孙中山不想表示异见。
    
    现行皇朝的历史,是由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及统治集团创建的。读一读皇朝创立前所作出之诺言,看看皇朝建立后之所作所为,就像二股道上跑的车,完全是二回事。该集团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该如何界定“现代”,其理何在?
    
    B.谢选骏回应:
    
    “现代”中国,依照一般史学概念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就是中国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辛亥革命的本意,在于建立满清无法建立的宪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满清拖延立宪,最后导致立宪派转向革命的根据所在。
    
    现在,在百年大乱之后,许多人批评辛亥革命在路线上的失误与方法上的不足,这是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帮助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可以说是立意良好。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辛亥革命力图建立宪政的努力,除非这些人希望中国永远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地位。
    
    在我们看来,孙中山集团的错误在于:背叛了辛亥革命的立宪努力,反而转向个人崇拜的泥潭,并且投靠那个奉行个人崇拜邪教(列宁主义)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帮助斯大林分裂了中国,而且为日本的进一步入侵准备了“松土”的工作。
    
    孙中山因此成为现代中国的罪人,他在中国开创的“中山陵体制”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恶性发展。“毛主席纪念堂”比“中山陵”虽小,但毒性更大,并且盘踞在首都的心脏,毒化了环境,造成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
    
    中山陵体制不除,国无宁日也。
    
    4
    
    A.励施浙宁的评论:
    
    历史学家如何划分历史,那是历史学家之事。
    
    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而且比封建皇朝更糟。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有什么理由把中山体制跟现行皇朝放在一起?现行皇朝之创建者的鬼蜮伎俩可多得很,且是依靠武装暴力取得政权。
    
    B.施化的评论:
    
    我理解谢教授的“中山陵体制”指的是一种象征,象征“朕天下”,“家天下”以至于“党天下”,与此相对立的是“共和”与“联邦”。从孙中山一生的实践来看,他更倾向于前者,不论生前死后,都致力于揽权和揽天下。当然,美其名曰“革命”。
    谢先生对台湾现状的描述,我也是认同的。
    
    C.谢选骏回应:
    
    谢谢施化先生的理解并答复励施浙宁的评论:
    
    我用了一个新词“中山陵体制”,指的是现在的海峡两岸共通的“僵尸崇拜”、“亡灵主义”、“死人压制活人”等“陵墓系列现象”。这一现象含有一种有毒的邪教成分。
    
    我没有用“中山体制”,因为台湾的政治制度虽然并不理想,但还是可变的,没有完全僵化。如果把台湾的这种现状叫做“中山体制”的话,那么确实与大陆的“毛邓体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很大不同。但是从古今中外的较大视野来观察,海峡两岸的这一政治差别,是“中山陵体制”的内部差别。除非台湾埋葬孙中山的遗体、拿掉孙中山的遗像、废除孙中山的遗教、告别苏联式的中山陵体制——消除个人崇拜、去掉孙中山的宗教性质。
    
    5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谢楼主的回复。俺尤其欣赏楼主在9楼10楼13楼的回复。
    
    同时,俺还觉得Goon博的留言很有道理。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一直到马英九,都不能跟共产党等同。哪怕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在理念本质上以及党员的成分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如今的台湾,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甚至快速成长的民主政体,在政治社会结构与公民组织和素质上,大陆都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大陆的“国力”强大多少倍。
    
    简单来说,俺支持对孙中山其人其事根据历史史料来进行客观评价,尤其是着重于研究他的真正思想与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俺对孙中山以及民国历史知之甚少。在大陆从小受到的灌输不能不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影响,尽管俺这方面有限的知识还是出国后恶补的。因为知识浅薄,所以比较开放,不会太顽固。
    
    现在根据俺已知的信息,进行一下逻辑推导,有这么几个看法与疑问,希望楼主与行家指教。
    
    1)在孙中山的时代,不但是中国,世界上许多被欧洲新型资本主义抛到后面的传统大帝国,都在挣扎求变。德国走向法西斯,俄国走向共产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共同的特征是全民动员做“强国”,但是德国苏俄是标新立异,日本是仿照英国,并且以内部和平改革成功再向外扩张。土耳其和中国就是另外的内外挣扎的突出代表。象凯末尔以世俗主义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合一一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至少在形式与法统上废除了王朝帝制。同时,也象凯末尔一样,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革命为手段,集权甚至独裁。但是他们都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也没有用西方的基督教来改造本国的传统信仰,当然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向这些主义或信仰挑战。不同的是,孙中山实质上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或扶助,而且不是主权政府之间平等条约的互助,确实是苏俄共产势力渗透打进中国的楔子。宋庆龄是确实的苏共间谍。因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主观上是孙中山个人或者国民党要统一中国而同苏联的利益结盟,客观上是引狼入室,使得中国成为共产国家的起因。
    
    2)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真正的个人抱负与政治理想是什么。前面俺讲了,他没有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也没有以基督教来感召国人。他的著作文章,确实宣扬了民主共和。也确实拜祭推崇了朱元璋。死后也确实引进了列宁式的水晶棺并享有了一个近乎皇帝的陵墓。但是,这个水晶棺与帝王陵是不是真正他自己的意愿和遗嘱?哪怕是他自己的意愿,可是他从来没有权倾天下,不象列宁毛泽东和蒋介石,独揽掌控国家政权社稷。他死后的尊荣,恐怕也就不能简单以孙中山自己的意愿来解释。
    
    3)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旗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塑造的,中共并没有举起来。中共对孙中山的供奉,从口头到实际都是因为不能否认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而国民党一直扛下来的东西,除了国民党这个政党之外,确实还有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瞎子都知道“蒋管区”同“解放区”真正的区别;一个是有各种问题的正统社会,另外一个是土匪窝;一边是有政治高压控制但是经济相对自由,一直发展到同自由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发达区域到政治民主化,一边是三十年血腥镇压荒谬空前民不聊生,到庆父归西才迷途知返厚颜无耻学国民党一星半点。。。
    
    总结起来,俺觉得楼主和施化去探讨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甚至象“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都是应该的,但是完全否定或者砍掉孙中山这竿历史坐标与旗帜,是不适合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不容否定。这跟毛泽东的1949年坐龙庭完全性质不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不但是以极为暴虐野蛮的暴乱血腥得手的,而且掌权之后建立的是极为反动专制非人道的制度,推行的极为荒谬的运动与政策,制造的是人间浩劫。如果这也要跟孙中山的人品思想挂上勾的话,未免太牵强了。
    
    B.谢选骏回应:
    
    基本赞同,但有几点还可以进一步明确:
    
    1)日本不是仿照英国,而是由明治倭王模仿普鲁士国王先统一各邦、然后对外扩张(1870年普法战争还算收复失地,但1914年一次大战就性质不同了)——所以日本虽和意大利一样是一战的胜利国,却会在二战之前就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孙中山虽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孙、毛都是唯权是图的机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在斗争中不屈不挠,但那不是为了主义,而是为了自己要不择手段地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只有这样看待孙毛二人,才能理解孙中山“排满”与“勾结日本”的矛盾、“反帝”与“联俄容共”的冲突;也才能理解毛泽东“反美、一边倒入苏联怀抱”与“反苏、搁置台湾与美建交”,也才能理解毛的继承人何以会有“化公为私”的政策逆转。
    
    3—1)根据我的历史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台湾与大陆的异同,基本上类似于中国在汉朝瓦解以后、印度—西域化(相当于清朝瓦解后、欧洲—苏俄化)的南北朝的差别异同,所以我把中国现代史叫作“新南北朝”。这是由地缘政治和文明改组之间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演变,意识形态的外衣不是根本的动力。
    
    3—2)台湾的民主化,和南韩的民主化相似,都是美国压力的产物,甚至连日本的民主化也是如此。没有原子弹的投射,日本的议会民主不过是像德皇威廉和俾斯麦(伊藤博文就是学他的)控制下的议会民主,随时可以翻盘的,和英美的民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想想毛泽东晚年向美国屈膝投降、邓小平六四以后对美国节节退让,就明白台湾为什么不得不“民主化”的原因了。但中国的体积较之台湾毕竟大了许多,所以毛、邓无论如何对美妥协,都还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避免民主化这一“下策”——这和俄国当局在苏联瓦解后仍与西方对抗、不像东欧小国那样归化“国际社会”,异曲同工。
    
    3—3)其实东欧小国的民主化也是极为表面与脆弱的,随时可能转向的。不仅东欧如此,西欧也有同样问题:西班牙、葡萄牙刚刚脱离法西斯阵营不过一代人时间,而法国和意大利经常摇摆在共产党与法西斯之间,德国就不用说了,是英美占领制造出来的民主国家,内心依然包藏着新纳粹主义的蠢蠢欲动。至于北欧那几个小国,不过比东欧国家先走了一步。世界上真正稳定的“民主国家”,其实就是南非以外的那么几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因为“民主”是它们自己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不是迫于国际竞争的需要而模仿出来的工具。
    
    总结起来,所以你也赞同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和“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尤其历史已经表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这一“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是中国西方化的体现,就像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印度化、西域化、胡化一样……这当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功劳,所以不能被用来为一家一姓的陵墓作基础。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山陵的奢华,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纪念堂,恰恰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坐龙庭”的僭主行为,作出了恶劣的示范。如果从毛派的观点看,是否可以说“从中山陵的奢华到毛堂的‘俭朴’”,还可以算是一个“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步”呢?当然,孙、毛二人,都算不上什么阶级的革命家,它们都只是“中山陵体制”的代表。不是“三个代表”或五个代表(五星红旗),而是自己的代表——用斯大林的话说,是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任命自己、自己授权自己。用毛语录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用孙语录说是“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孙文:《建国大纲》)。这里有什么“本质差别”呢?难怪毛说孙是“先行者”。在我们看来,是“中山陵体制的先行者”。当然,如果从孙派的观点看来,中山陵毕竟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要好一点,是从皇帝制度向独裁制度的“革命转化”,是“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中山陵体制”是“帝制”向“宪政”的过渡,而不是宪政;中国要像英、美那样崛起,而不是像德、日、苏那样崛起然后扑倒在地,必先终结中山陵体制。
    
    而且在葬仪以外的意义上,中山陵、毛纪念堂要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更多“邪教”性质,中山陵、毛纪念堂不是“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那样的“家族墓地”,而是全民崇拜的对象,不破此“邪教”,中国的崛起如何期待?
    
    6
    
    A.风声雨声读书声的评论:
    
    如果用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或“合法”性来看中国国家政权的历史变迁,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比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正统的多,合法的多。当然这两者都是杀人革命的造反派。
    
    从变革的角度看,也是孙中山和他的的国民党的变革比较合乎正道,也就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流。
    
    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那套是乱世妖魔。这点用KAN博的历史事实排列一下就明白了:“中国造反用的都是‘邪教’意识形态。 方腊和明末用波斯的拜火教,太平天国用变种基督教,共产党用变种马列教,中间还有数不清的佛教,道教变种,如白莲教,弥陀教。”
    
    孙中山和他的的国民党用的起码不是“邪教”意识形态。当然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有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风范。可是老毛那套是上不了台面也入不了流的乱世妖魔。
    
    要是刨坟,我看把老毛的刨了就好。孙中山的就不必了。毛墳太难看,放在闹市广场上,什么样子?也太不合乎中华文化习俗(正统)了吧?再说它那个建筑太难看,不中不西,象个破棚子。一点美学价值都没有。孙的那个起码就选地来看,还是比较近乎中华文华的正统。从建筑上看,民国建筑确实是东方建筑艺术和西方建筑艺术的美妙结合。不能毁。
    
    B.谢选骏回应:
    
    谢谢关注,请允许我摘录一些以前的文字以资说明——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企图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不遗余力。毛泽东的亲笔手稿,5月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1)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二章“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之第二节“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第三节“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7
    
    A.施化的评论:
    
    在“定见”之内还是之外做文章,差别很大。我感到了谢教授研究的那种锐利之气。
    
    B.hukan的评论
    
    我对谢先生上一贴的兴趣很大。
    
    谢先生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我觉得极为重要。
    
    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架构其实是秦后郡县制王朝眼里的历史架构。谢先生眼里的历史则大不一样。从谢先生眼里看,秦后历史可以分成三段,秦到第一次南北朝这800年为第一阶段。唐宋为一段,元到今天新南北朝为第三段。
    
    我眼里的历史和谢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对先秦和秦朝后区别,比如对秦和元的看法。
    
    区别也有。我眼里对秦和元对之前社会的摧毁看得更重。在我看来,因为秦元和被征服六国性质大不一样,最后完全摧毁了之前的社会上层和文化,所以才有刘邦和朱元璋的机会。
    
    在历史上刘朱都面临一个重建中国文化的任务。汉代不那么成功,明更不成功。很多事情朱比刘更强势,统治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八股文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从这点看,孙中山要继承明太祖衣钵的确是大倒退。所谓驱除鞑虏不过是宣传而已。
    
    从明史看很难说明太祖心里有多少汉族意识。明太祖父子对文人折辱,喜欢把“罪臣”妻孥送到妓院,似乎比元朝有过之而不及,至少非汉族主流。
    
    ——————————
    
    明史引文 (太祖本记一,二)
    
    二十四年……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洪武元年…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三年……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C.励施浙宁的评论:
    
    阁下是历史学家,本人零零星星从网上阅读过一些历史,有些问题使本人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无人能阻?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本人将类似问题问过施化博,“你又如何判断你所找之理由是正确的?你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
    
    未悉合下是否能从历史之研究中能给出一个合理之注释?
    
    历史学家用成败论英雄,在本人看来不仅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且是在怂恿恶魔。希特勒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他能打羸战争,他就是英雄。
    
    虽然此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但本人很想听到对此评论有何反应?
    
    
    D.hukan的评论:
    
    我想谢先生文内已经提到。
    
    欧洲下对上的抵抗权来自传统。一旦传统瓦解,臣民对君主就缺少抵抗之力。同理,臣民对贵族的“抵抗权”也起源远古。
    
    拿英国说,1215年贵族可以强迫君主签订大宪章,但玫瑰战争后新封的贵族就多对都铎君主“百依百顺”。
    
    人一旦失去权利,再想重得就难了。这是最重要的教训。因为臣下的权利代表一种历史演化出来的共识。既云共识,就涉及一大批人,人越多,就越难形成共识。何况这种共识还得为君主承认?
    
    所以在我眼里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
    
    E.励施浙宁的评论:
    
    谢谢hukan博之评论,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该回复本人是无法认同,既然未知正确方向何在,所谓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只能是无的放矢。
    
    在评论文革时,有人说:“文革全民之罪”;亦有人说:“文革全体成人之罪”。有人说:“ 一般说,在反抗面前,专制政府都会有所收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极端残忍贪婪的政府也是它的百姓娇惯出来的,有怎样的百姓,就有怎样的政府。”这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六四责任”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为中共所犯下之罪行推卸罪责,变成错误人人有份。笔者在网上读到过阿妞不牛《强权,主权,民权,人权:政权根基与法理源泉——答马力安明博及诸网友》一文,“欧洲的蛮夷们在一口气互相杀戮讨伐了三十年之后,弄出了个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整出个国家主权概念。管你是番邦蛮夷还是姑表亲家,你在你的地盘立国,我在我的领土称王,井水不犯河水。俺是卢森堡蓝血大公,在境内至高无上。你们一伙尼德兰烂人,互相共和称兄道弟,只要能推出个首领来,洒家也尊你至尊无上。这一招挺灵。欧洲人虽然并未因此罢弃干戈,但尼德兰那些烂人兴起的一些怪招,比如什么主权在民,共和民主等等,乘势传播泛滥。其他国王大公看着很不爽,但也必须尊重人家的《主权》。实在看不下去了,交起战来还真文明许多,以至1864年整出个日内瓦公约。1907年海牙公约,居然规定打仗还要有五花八门的规矩,例如不得屠杀平民与妇孺,不得故意伤害红十字救护人员,不得屠杀虐待俘虏等等,叫做人道法,还出了个名称叫国际公法。
    
    主权实际上是强权与神授皇权同民权平权势力平衡要求的妥协。在主权的大旗下,强权仍然大兴其道。但是,民主共和民权人权这些毒素也不断蔓延。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用主权在民,来偷梁换柱,把好端端的王国一个接一个地改造成民主共和宪政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国家是民众的,民众和贵族和国王都是人格一律平等的人。元首不能世袭不能终身,要公民们(当然,母民还不算)投票选举,这样才算合法。拼上身家性命几千万人头打下江山夺来鸟位居然不算数,不合法!”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而现实世界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强存弱亡,弱肉强食,体现的是瞬时效应:强权就是真理。所以现时中国的万恶之源就在中共统治集团及其头子妖魔猫(毛)。一个声称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竟然搞成现在这个鬼样。中国之民众真是何其不幸。
    
    
    F.谢选骏回应:
    
    多谢各位。让我们一起澄清历史的迷雾。
    
    我同意hukan先生的评论:“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所以我主张:“回归祖辈的文化”,复兴夏商周三代的区域自治传统。以下是《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的采访记录《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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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一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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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当时的官媒语境,无法把话讲透,但是这个题目,确实使我从1975年以来一直思考的。现在凭借网络时代的闪电,竟能以文会友,真乃人生的一大幸事奇缘也。
    
    
    8
    
    A.阿妞不牛评论:
    
    难得谢先生在明镜这里能够主导这样一次深入严肃理性的大思考。
    
    俺反复看了几遍博文与跟贴评论,觉得这个“中山陵体制”的提出,加上“南北朝”的中国历史观,跟当年“河殇”提出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一样,很有创见性,而且概念更加明确深入。联系到谢先生多年前提出回归“祖辈文化”,从先秦文化中再次寻找出中国人的能够与世界其他主流文明融合会合的基本价值观,这是非常启迪思想的。
    
    说真的,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楼主提出的“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其实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繁荣,也是在对中世纪天主教大一统的分裂与反思之后的自由自治解放而出现的。期待谢教授继续开拓探索,将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大众化。
    
    B.hukan评论
    
    26楼谢先生提到回归祖辈文化。 我个人看法,这也是儒家思想家(不是儒家官僚)一千多年的梦想。某种意义也是我的梦想。
    
    但我个人比较悲观。在中国历史上,祖辈父辈文化基本也就是分封和郡县制度的争论。一派等要回归封建,一派则强调大势不可逆转。
    
    用白话讲,所谓郡县制度的大势本来就是秦统一的产物。我觉得秦已经摧毁了“祖辈文化”的基础。
    
    历史上不少征服毁灭了不少文化。不要说亚述,蒙古的征服,就是汉人在南方的扩张也有类似的效果。古代楚国和现代苗族之间多少就可以看到征服的效果。离开汉人文化圈的壮族可以在东南亚创造泰国,但留在汉人圈内的傣壮族则处于两难,没有融入汉族,也无法走自己的路。
    
    秦和六国文化差异相当大。秦社会结构极其简单,基本是个军国,人才极其单一。不要说文人几乎全靠进口,就是武人也不能全部自产(蒙驁来自齐国)。第二点,秦人(至少商殃变法后)唯利是图。按贾谊的说法“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崇拜始皇的人常常看到商鞅变法产生的激励,但没有看到其长远的危害。我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特别是北方)转入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远比西欧为早。所谓礼仪之邦仁义之国不过是后来儒家的理想。
    
    很难设想氏族社会或英雄时代普通人会有“将相宁有种”这类的感慨。所以陈胜可以算是第一个平民个人野心家。
    
    贾谊说“以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这是后果。这恐怕是”父辈文化“的社会基础。
    
    汉初也许有一个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没有成功。
    
    C.谢选骏回应:
    
    秦始皇与忽必烈其实都不是中原人,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事实上,类似秦的转辙,各个文明的历史上都有,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既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也不是“千古一帝”。毛崇拜秦始皇,说明他无知:不知有罗马恺撒,无论巴比伦汉穆拉比、波斯居鲁士。后来在中国,忽必烈也重演了秦始皇的故事。而毛还不如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毛分裂中国;秦始皇北击匈奴、南扩闽、粤,毛对北部苏联称儿称臣、对南部越南搜刮民脂民膏予取予求——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无能,而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还不到那一步。所以毛泽东只能做北齐高欢那样的事情,无法做隋炀帝、唐玄宗,更无法比肩他所崇仰的一代天骄。由于毛只懂中国帝制时代的“儿臣关系”,不懂先秦战国的纵横术,更不懂现代国际战略,因此只会“一边倒”,白白向斯大林投怀送抱,断送了中国三十年(1949——1979年)发展的黄金时代,没有好好利用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来开拓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结果让日本捡了便宜,受到美国栽培,成为经济强权。
    
    而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日本,可以从封建制直接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一直到今天,西方文明还没有产生过自己的秦始皇与忽必烈,拿破仑与希特勒都夭折了——因为西方文明的征服者,一定不会是法国人、德国人这些西方人。
    
    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春秋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为此我会写一本书,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阿妞不牛说,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可谓一语中的。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明清只是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
    
    我们在南北朝的荒凉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北朝几乎是文化沙漠,南朝则是靡靡之音……我们正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黎明前,在深不可测的矿坑中,用我们的骨头打基础……
    
    2010年清明节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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