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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定邓小平的扩大化谬论,就不能否定反右/邵正祥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24日 来稿)
    从香港《争鸣》的文章知道,党内主持正义的元老胡启立先后两次上书,要求彻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结论,但是,江胡两任都不接受,原因在那里?因为结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后来的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做出的。邓小平以“两个凡是”的罪名,把华国锋赶下了台。如今,获得了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执行的是新的“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说过的话,即使是像反右这样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错误,也要奉为最高谕旨,随身的法宝,一点也不敢改动。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说了几条《意见》,其实正表现了他没有自我批评的态度,文过饰非,嫁祸于人,表现出他非常自私丑恶的心理。
     (一).邓小平的《意见》列举了三条: (博讯 boxun.com)

    1.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2. 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3.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二)根据(一)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1. 毛泽东已于1976年9月9日盖棺,因而完全可以论定:在毛泽东还没有掌握政权之前,或掌握政权后,但他认为个人权威还没有巩固之前,不得不继续玩弄权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词或做一些假象的好事以笼络人心或蒙蔽像我这种当时无知而又轻信的人。例如建国之初,毛说:“我们政府和党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是时隔不久,这位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毛泽东却要全国作为主人的人民做他的驯服工具。又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说:“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请问毛泽东的大大小小的吹捧者诸君,用毛泽东提倡的三大作风中的自我批评的作风检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向全国人民承诺的和向全世界人民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宪政,是否兑现了呢!?毛泽东标榜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事实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毛的独裁专制领导,没有集体领导。中共八大壹仟多位代表做的决议,毛个人都给以推翻。所以挂宪政的羊头卖他个人专政的狗肉才是历史真实。所以毛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批评蒋介石的言词也是毛泽东执政后的自我写照。——1940年的毛打了1949年以后的毛一记响亮耳光。而1949年后的毛却揭下了1949年前毛的假面具。
    2. 再举一例:1945年7月,黄炎培曾访问延安。当时毛泽东问他有何感想,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总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劳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毛泽东掌握政权后,竟恬不知耻地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拢络人心和欺骗人民的手段以达到夺取政权,并实行毛个人独裁专制的目的,笔者注)。1957年毛号召并请大家帮助党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害作风,人民才监督了一个多月,毛就翻脸不认帐了。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承诺也作为“引蛇出洞”的诱饵和玩弄“阳谋”的手段。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将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打成“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无言右派”“凑数右派”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秦桧老婆王氏夫人的徒子徒孙在中共队伍中多不胜数——都跟王氏学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阶级兄弟农民阶级则不给不吃大锅饭的自由,不愿加入人民公社和不愿吃大锅饭者,则扣以“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帽子,以致在1958年~1961年三年中饿死了4063万农民弟兄(见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笔者的岳父岳母和岳父的母亲也在那三年中先后饿死,岳父所在的村子中那三年饿死了贰佰多人。据叶剑英提供:文革十年伤害了一个多亿人民,打死了两仟多万无辜人民。毛对救过他性命的恩人彭德怀、共过患难的刘少奇、周恩来、贺龙、陈毅、朱德、周小舟、张闻天等都进行迫害,多数被他残害致死。世界级的学者如老舍、田汉等等多人也在毛授意下迫害致死。
    3. 毛的言行不一的事例不胜枚举(笔者将在《以诚实守信为荣对照毛泽东的言行》一文中— —例举)。每个人的言行都受他的思想支配,毛泽东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骗人和愚弄人民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完全被毛泽东给损害了。历代封建帝王还要重视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取信于民,毛则连封建帝王都不如,所以共产党维护毛泽东形象程度与损害共产党形象程度成正比。建议中共唾弃毛泽东这个历史罪人,只有唾弃了毛泽东,才能向全国人民显示中共勇于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形象。否则,中共的声誉将彻底毁在毛泽东手里,连薄一波临去世前,也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意见》2中,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请问当时任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总书记,反右前毛泽东制造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害死了那么多的无辜者,能说毛是正确的吗?邓总书记在《意见》中宣扬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请问,王实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浪潮中加入中共的北京大学青年学生(王与胡风还是同班同学)。在延安整风时,王仅在《野百合花》中抨击了党内不平等的现象,发了一些牢骚而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饭;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陶凯孙及其丈夫全力为中共搞地下工作,儿子一出生便送给了人。抗战后不久,二人到了延安,1938年春天一并失踪,随之被康生宣布为敌人,秘密处决,死时仅27、28岁。他们是当时处决自己人的典型。经亲人的申诉,1982年才宣布为一起冤案。如果将延安整风时处决的一些“特务”、“内奸”们一一复查,肯定大多都是冤案。包括陈毅、周恩来等很多老干部和积极分子,都对延安整风深恶痛绝。邓小平在《意见》中一再提出要实事求是。1957年前从陈独秀案、AB团、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等运动冤死的人也不计其数,这是众所周知的,难道这就是邓说的实事求是吗!?
    邓小平在《意见》的第三部份中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只是扩大化而已”。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右派数为552973人,改正数为552877人,,改正“右派”数占中央所划数的99.9826%以上。过去说蒋介石宁可错杀1000不放过一个,是扩大了1000倍,而反“右”派却扩大了将近6000倍,还说反右派是正确的,这是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莫大讽刺和歪曲。何况反”右”前是整风运动,拿我个人为例:当时我年青,正在集中精力钻研业务以便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所以第一次发请贴请我帮助党整风,我将请贴丢到垃圾筒里,未赴会,第二封请贴又送来请我帮助党整风,考虑到礼貌,我就应邀赴会。到会后,向主持会场的丁溪副书记提问:“对提意见者是否执行八个字要求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被提意见的党组织承诺16个字即“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丁当时当众回答:“坚决执行!”当时就三个主义提意见,不是替党评功摆好,所以提了一些缺点错误,一提缺点错误就扣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帽子。从法律角度出发,如果是“攻击”的话,是党组织请我们去攻击,党组织是主犯,我们只是上当受骗犯,是从犯而已。所以反“右”派是完全错了,是党在犯罪。关于反右派运动,笔者在《无声的呐喊——空前的大冤案》一文中也已经论证是完全错了,而且反右运动是违犯宪法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犯罪,这里就不阐述了。
    邓小平在《意见》中执行八大决议: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很正确的,应该予以肯定。但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的严重错误。又将十年文革浩劫和人祸只归咎于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而为毛开脱。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拙劣手法。世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是:毛泽东公然违背中共政治局不准江青参政的决议,九大时“毛”公然将江青和叶群双双拉入政治局任委员,并公然任命林彪为他的接班人。所以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组织、扶持起来的。正像江青在受审时,说过一句话:“我只是他(指毛泽东)的一条狗”潜台词是:1、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2、请你们打狗要看主人面。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见证者,亲眼目睹两个反革命集团,每次行动都请示毛泽东,而请示报告形成的红头文件上都有毛的批示。所以十年浩劫和人祸的罪魁祸首显然是毛泽东,两个反革命集团只是追随毛泽东的从犯而已,有人将“四人帮”改称“五人帮”是有道理的。2006年北京市民议论和讨论“狗咬人”的罪责归属问题时,一致认为狗主人应该负责。所以想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犯下的罪责转移到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以便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减轻毛的罪责,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只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掩耳盗铃的手段而已。也充分证实了邓小平不是一个大公无私和实事求是的人。因而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系列事实充分暴露邓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历次运动只有文革走资派补发了工资,因为邓本人就被划为走资派,所以所有的走资派都沾了邓的光,补发了工资。又如现今中国社会贪污腐败之风非常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与邓小平的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直接关系,而这个理论是邓歪曲了列宁的话:列宁在1920年委托列宁最信任的党内理论家布哈林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让一部分人在农村先富起来,可是邓将在农村“三个字”去掉,笼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导致一部分有权者或一部分有势力背景的人利用权势先富起来,再加以邓小平的自私,当“六四”学生们反腐败反官倒反到邓小平儿子的康华公司时,邓小平竟在李鹏和江泽民鼓惑下出动坦克并用机枪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以致将学生的正义行为进行武力镇压,维护和助长了贪污行为的泛滥。所以今日的贪污行为泛滥恶化,邓小平是难辞其咎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像毛泽东一样言行不一,玩弄两面手法:如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高度集权”,反对“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反对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反对”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但邓小平背后却让薄一波捎话给陈云说:“只能有一个婆婆”。邓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先后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整下台,并把自己的第三个接班人又封为“核心”实行高度集权。这样,他自己反对的东西,自己捡回来了。他反对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反对毛泽东当“太上皇”,但又把自己摆上了“太上皇”的位置,实行“垂帘听政”。对两个总书记的不同意见,况且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能相容,一一予以罢黜。据李锐谈:邓小平曾对江泽民交待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是推行不了民主政治的(以上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74~75页)。
    所以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是与现中央胡温二位领导提倡的:“推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人人追求真理”、“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和“保障人权与自由”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与绊脚石。中央各位领导和全国人民应该怎样做,不言而喻。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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