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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难忘的一九七九━时代弄潮儿陆福成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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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难忘的一九七九━时代弄潮儿陆福成

    
    
    前言
    格丘山按:时代弄潮儿陆福成是小说集难忘的一九七九中的一篇
    
    2006年我准备回国探亲前夕,听到同学秦永廪在电话中说陆福成进去了,我顿了一下,明白是进监狱了。“为什么?”,但随即觉得问是多余的, 一定是贪污。我脑子中浮起了一个有着南方园脸,眼睛大又灵活的中年人的形象,一看就知道他是江浙农村的人,但是个子比江南农民要高得多。我说,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我想去看看他。秦永廪好像很为难,“好像没有人跟他来往,试试看吧”。
    
    我想见陆福成,不仅是为了中国的世态炎凉,希望我的拜访能给他一些心理平衡,其实更因为他的性格魅力。
    
    陆福成在大学中不与我同班,在那个政治诡谲,空气中恶流暗涌,风暴即来的大学年代,他不是政治浪尖上的风头人物,也不是被党团定为有问题的重点分子,因此我也没有注意过他。
    
    真正开始了解他是1973年,也就是我结束了农场的劳动改造生活,分配到研究所工作以后。研究所中有不少我的大学同学,我与难友老鲍一到那里,心中一直很害怕。因为我们的政治面貌是摘帽反动学生,虽然按大学生分配工作,但是级别却是工人。我们尤其害怕见大学的老同学,因为八年前,我们就是在这些同学严酷的批判和斗争后,被踢出学生队伍,去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的。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一到那里就受到同学的热情问候,心里吊着的一块石头顿时掉了地。研究所的同学中似乎没有当年大学的极左学生干部,不但对我们很友善,而且丝毫不隐瞒对我们的同情。有些还对那年整我们的政治运动表示愤愤不平:“那是彻头彻尾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是我们经过八年劳动改造,已经一付重新做人、老实接受改造的样子,唯唯诺诺地不知说是还是不是。
    
    经过半年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新身份,不再那么屈膝卑恭了。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进了我们办公室,他就是陆福成。他虽然在研究所工作,但是一直在另一个地方搞液压钻机,现在液压钻机项目被撤销,才回到研究所来了。听说两个反动同学分配回来了,兴冲冲地来见我们。一进来就听见他大声喊我们的名字,他说话时声音特别大,手势也很夸张,有时候还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话,就像电影里的哪个名人一样,我一时还想不起来。
    
    老鲍说“ 陆兄别来无恙,小弟一到这里就听到陆兄大名如雷贯耳”,好捉挟的老鲍,话里有话,他是在暗喻研究所家喻户晓的陆福成吃饺子的故事。
    
    陆福成的妻子与陆福成几乎是同乡,苏州人,却染上了一个北方人的嗜好,爱吃饺子。但是他们家只要吃饺子,十有八九要吵架。原因是大庆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夏天问题不大,一到冬天气变得很小,有时还会中断。这时候煮的饺子就会由于火力不够,变成一锅面糊汤,于是陆妻就要大发雷霆。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前年过年,饺子煮烂了,陆妻子大骂,陆福成一点回声也没有,坐在那里看书。陆妻子摔东西,陆福成没有反应,继续看书。陆妻子拿起洗脸盆,敲一下,让孩子叫一声陆福成是混蛋,陆福成巍然不动,继续看书。陆妻子再无可忍,拿起孩子拉屎的痰盂,冲了过去,连屎和尿都倒到陆福成的头上。陆福成还是一句话也没有,默默地站起来,用水将头洗干净了,就拿了书走出门了,留下陆妻像发疯似地在那儿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我们到研究所的时候,已经无缘见到这位传奇的巾幅豪杰了,她因为实在不喜欢北方的气候,已经调回苏州工作了。
    
    陆福成是会家不忙,拱手说道:“过誉,过誉”。
    老鲍不肯放过,“小弟一到这里,就听说陆兄与糟糠的不少传奇,不知真假如何,陆兄能否告知一二”。
    陆福成谦虚的说“街谈巷议,何足挂齿,何足挂齿”,
    “不过,陆兄的行为是否太令我们天下男人的威严无处容身了?”
    “哪里,哪里,当年大将军韩信尚有胯下之辱,何况区区陆某……”。
    
    回忆这两个宝贝棋逢敌手,在那里调侃,就像昨日一样清晰,栩栩如生。而现在老鲍已经离开人世,陆福成也不知所终,川来川去的人生真是如梦啊!
    
    老鲍和陆福成都是那个年代难得遇到的奇人,他们都戴着一个假面具面对众生。似乎玩世不恭,但是由于他们所呈现形象的机智、诙谐、可爱,为那个军营生活年代的枯燥、呆板添加了不少乐趣。陆福成在公众中以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列宁形象出现,他的语言、动作、表情都与列宁酷似,虽然他的外形与列宁毫无共通之处。这些伟人装模作样的动作在电影中看起来那么自然、伟大,可是一旦放到实际生活中却酷像神经病、或者小丑。大家看着,强忍着不敢笑出来,因为这些动作几乎都属于我们伟大领袖的标准动作,笑难免会有不敬之嫌。重要的是陆福成自己从来不笑,他用本身的活泼、机智、幽默与这些动作和说话的语气合成一体,从来不给我们油嘴滑舌的感觉。
    
    陆福成生活的整个目的就是要从大庆调到苏州他老婆工作的地方,可以说他的毕生有一半是在不懈地为此奋斗。我与他初会的时候应该是1973年,他已经与他老婆分居四五年了。从大庆调离简直难于上青天,那时的陆福成还不知道,他的前面还有漫长的六七年的努力要付出,才能如愿以偿。一个努力失败了,来不及失望,他就开始想新的办法。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办法非常多的人,但是我相信如果现在我在监狱中重见他时,一定不是这样了。残忍的生活必定耗尽了他的才华,这也正是我怕见他的一个原因,我宁愿记忆中他永远是那付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样子。
    
    为了要求调回苏州,陆福成经常要找所领导谈话,一旦这个时候总有很多人拥在窗外看。几个领导坐在那里,强忍住笑,看着这个活宝在那里手舞足蹈的演说。讲到激动的时候陆福成会站起来,像列宁一样仰着头,一着手插在上衣的袋里,另外一个手指向别人看不到的远方。有时候他又在房间里旁若无人地来回走了起来,像电影中领袖考虑重大问题时那样装模做样。依陆福成的聪明当然知道这些谈话是毫无用处的,哪个领导会认真地去帮助他办理调动的事宜呢?他谈这样话的目的只是让这些土地庙里的菩萨到了调令下达时,不要坼台。而他真正努力的重点是在“上面”,可是以一个小小的技术人员,又怎样能通到上面呢?
    
    我问他这个问题,当然是只有我们二个人的时候。这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陆福成,友善、真挚,说话的语气和他的公众形象中宛若二人。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我,对于外面的世界尚有着一种神圣的畏惧,对于外面的人也有着一种习惯性的恭敬。可是陆福成一下子就将这层神秘的蒙纱给我撕开了,他说:“XXX啊,这个社会和这个党已经彻底烂掉了!” 我的心直晃悠,这不是当年学校强加在我身上的反动言论吗?陆福成接着说“什么共产党,都是贪污犯,都在大吃大喝,总机班就是他们的二奶班!”,我实在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难道那些每天晚上政治学习教导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刘书记,王所长都是在演戏,这实在太出格了。陆福成又以那种深不可测的,又痛心,又神秘的口气说:“别发傻了,在那里坑之坑之的干活了,干死了,都不会有人看到,你要日子好一些,就给刘鬼子送礼!” 送礼? 这不是腐蚀革命干部吗? 电影中报纸上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分子才做的,而且他们送的礼往往会被革命干部扔到地下,痛斥一顿。陆福成哈哈大笑,你真是一个书呆子,好吧,这些研究所的标兵,你点哪一个,我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说梁XX,这是一个业务能力很差的文化大革命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付道德岸然的样子,每月都是研究所当仁不让的标兵。陆福成说那有什么奇怪,他的老婆是卫生所的大夫,每月给刘鬼子维他命。
    
    我哑然了,我自在大学中被莫名其妙地定成反动学生后,在劳改的炼狱中每天都在想,到底我是一个恶魔,还是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出现了问题?经过一段漫长的痛苦的灵魂拷问,我否定了我是一个混蛋,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我在共产党的理论中,中国民族的伦理道德体系中苦苦思索,与它们的观念,理论进行了千万次的内心辩论,想找出它们的漏洞和毛病:
    
    啊! 是什么幻术正附身于我黄色的兄妹啊
    顺着怒吼的江涛
    我登上风雪迷津的高山
    在三千年的积灰中去寻找谜的火源
     (摘自农场写的诗,“ 愤怒 ”, 1969年)
    
    可是现在陆福成给我揭开的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是在找那个羊肉的问题,陆福成说,根本就不存在羊肉,一开始卖的就是狗肉。
    
    这个震撼对于我是触及灵魂的,但是我必须将这些理论问题先放在一旁。我和陆福成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我们必须在这个社会生活下去,然后再谈中国民族的生存问题。我在陆福成的启发下,也战战栗栗地像做贼一样,提着一个小包走进刘鬼子的办公室,去试图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干部刘鬼子。其结果之好使我喜出望外,从此我与刘鬼子建立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友好关系,为我在那个艰难年代抚养我的子女取得了平静的时间。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感谢我的启蒙老师陆福成,给我打开了这个壶中哑谜,否则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蒙在鼓里,走不到中国社会的正途上去哩!
    
    陆福成的调动是件大事,不是送些小礼可以做到的。作为一个每月工资五百六十大毛的技术员,哪里有钱送这份大礼,我心里一直不明白,陆福成找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
    
    七十年代中期,正是石油部如日中天的时候,工业学大庆如火如荼,其它工业部心里对石油部是又妒又羡。到了余秋里顶替李富春,升任国家计委主任,康世恩顶替余秋里,升任付总理的时候,石油部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有些飘飘然了。那时候康世恩的眼睛已经在觊觎国务院总理了,为了准备进驻国务院的官员队伍,大庆的干部大量向京城附近调动,作为将来接班的第三梯队。而这些调动北京的官员就成了陆福成的瞄准对象,他看准了只有这些进驻京官的人才有能力将他调出大庆,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江苏,他的老家,为他安排一个位置。
    
    聪明透顶的陆福成用什么辩法来让这些调到京城的官员记住在遥远的大庆,还有一个与老婆分居了多年的陆福成在等着他们让他牛郎织女团圆呢? 我很快就有了答案。
    
    那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夏天,陆福成听到有一个官员王XX要调任北京,星期日搬家。陆福成早早就去了,至于是什么理由将我带去了,事隔多年,我已经记不得了。
    
    王XX一点都不像大庆的干部,一付文质彬彬的样子。大庆的早期干部一部分是来自西北的老石油工人,一部分为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的干部调任,这些人组成了大庆上层干部的队伍。而中下层干部,大部分由东北本地能说会道的工人提拔。所以大庆的下层,东北风格占主体,到了上层西北味为主调。这里插一段与主题无关的故事以娱读者。我参加过一个大庆市级的打擂比武大会,那可是一个要让喝洋墨水长大的人大跌眼镜的大会。可以说土得掉渣,也可以说充满西北民族风格。台中央,五个大鼓,两旁各两个鼓,每个有八仙桌那么大。中间那个,更是巨大,是我由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鼓。然后台下左右两边各有十只左右的正常大小的大鼓。所有打鼓小伙子都是穿着一身白衣服,头上扎的白毛巾,眼睛旁用黑墨画得浓浓的,脸上用红油彩涂的深红。台下鼓旁还有十多个穿着一身红衣服的姑娘在打腰鼓,扭秧歌。打擂比武开始后,一个个基层干部上台去报数字,互相挑战。台下前几排坐着二号院的局级干部,他们觉得大会的气氛不够热烈,没有比武的那种互相不让的紧张气氛。大会组织人马上开始调整,过了一会儿冲上去几个五短身材,胖胖的基层干部,开始抢麦克风。有的抢不到麦克风,就喳着嗓子对台下大叫他们的数字。台上乱作一团,大会达到了高潮。我在这里详细的描写这个场面,并没有耻笑的意思。现代的中国学者如果不能理解这样的大会,他就不可能理解所谓大庆精神的精髓以及它们与中国西北农民内在文化的深刻联系。如果要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想绕过曾在中国工业中起个巨大影响的大庆精神是几乎没有可能的。
    
    当年的干部虽然受礼,大吃大喝,但是毕竟与今天的官员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起2000年左右我到一个大庆局级干部家里做客,客厅里是全套的欧洲进口家具,王XX实在是清贫到极点,除了自己用木板打的土制家具一无所有。尽管这样,破家值万贯,零零碎碎的东西实在不少。陆福成在挥汗如雨的夏天,车上车下的搬运,放置、打包、全身都湿透了。他在长年的搬家生涯中练就一身打包捆绑的本领,连一个小碗小碟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将王XX爱人感动得眼睛湿润润的。临别时,我看到王XX不是对陆福成说几句带官腔的感谢之类的话,而是握住陆福成的手非常非常诚恳地说,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会放在心上的。
    
    我相信王XX当时说这个话,确实是出于肺腑,要是将我换成王XX,我也会拼着违反一次规章制度,去帮助陆福成调动的。但是陆福成还是没有调成,王XX走后如石沉大海。据陆福成告诉我,送走 王XX这样的搬家,已经是他的第五十七次行动了。陆福成没有灰心,他对我讲五十七次的时候,没有一点沮丧,没有一丝抱怨,他的目光中闪着与命运拼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火焰。当然那时候的陆福成还不知道,他的五十七,要五十八,五十九………的增加下去,直到一百多次。他的前面还有五六年的漫长光阴,等着他去砍荆撕棘。
    
    陆福成就是这样生生不已的与调动搏斗着,直到五六年后,他出事了。
    
    一个早晨,平静的研究所着火了,着魔了,所有的办公室都不再工作,男人们到处三三二二地在津津有味的谈论陆福成被捉奸了,被四五个东北大汉打得头破血流。女人们则一个个正气凛然,对这种伤风败俗痛心疾首,在办公室的窗玻璃那里睁大眼睛等着看,与陆福成通奸的女职工刘疯子怎么有脸再走进研究所的大门。
    
    我终于弄清楚了事情,昨天是小年夜,又是周末,已经离婚的描图员刘淑珍,就邀请陆福成一起吃饺子。两人正吃到一半,已经注意到陆福成与他前妻关系超出正常的前夫,纠集了一帮东北哥们,冲进门来,将陆福成痛打一顿,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就以今天的中国法律来说,刘淑珍也没有任何错误。而对于长期由于国家政策不当造成分居的陆福成来说,就是有一个女友,也是可以理解的。反之,非法打人的前夫,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但是这番道理对于1977年左右的中国人是对牛弹琴,舆论几乎清一色的以对水浒中西门庆和潘金莲奸夫淫妇讨伐的愤慨指向陆福成和刘淑珍。为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引起这个现象的人性和社会原因远远超过维护封建道德的狂热。
    
    毛泽东后期的中国,不但物资极端贫乏,而且整个社会由于生活单调和专制化,变成一张紧紧绷着的网。任何个人的微小的非正常行为都会牵动网丝,引起网丝的颤抖,重新平衡。大家已经习惯穿一色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在一样的办公室办公,挂一样的领袖像,在一样的大礼堂兼食堂里开会,有着一样的老婆和孩子等等。如果哪个人在自己的蓝色四个大袋的人民装上加上或者去掉一些东西,年轻姑娘在衣服上加上一点别出心裁的小花样和刺眼的颜色,小伙子在头发上搞出几个波浪形的弯弯……,都会引起社会的不可忍受和激烈反弹。生存的斗争已经深入到除了对由社会地位规定的等级差别和职业种类构成的不平等无可奈何以外,不能忍受任何切极其微小的社会差异。这就是说,社会承认和接受干部级别差别的特殊待遇,承认汽车司机,医生等特殊职业的特殊利益,而其它的人都被紧紧固定在这张大网的某一个位置上,大家互相虎视眈眈的监视着,任何一个小动作、小差别,小的利益都会使这张网不舒服,引起网丝震颤。而陆福成和刘淑珍的行为对于这张网已经不是小拉小撕,而是几乎是要使网丝绷断的行为:大家每人都只有一个老婆,你又不是高干,凭什么你要多一个?这种愤怒的潜意识中暗伏的羡慕和嫉妒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爆炸和发泄。所以中国人从六七十的毛泽东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邓江体制的行为的巨大反差,并不是什么堕落和道德倒退,而只是中国共产党时代,中国人的本性在不同外界条件下的合理反映和表现。
    
    使研究所的革命职工更同仇敌忾的是刘疯子刘淑珍面对社会的正义遣责,不仅没有任何羞愧和悔改之表现,而且既然在早晨八点钟的标准上班时间准时从研究所的正门,昂首挺胸的提着一个饭盒走进研究所。这样她又极其野蛮地伤了研究所全体女职工的心,因为全体女职工对于这件事情最大的兴趣莫过于看到刘淑珍的羞辱、忏悔、向她们求绕,而她们可以有机会在研究所全体男职工面前表现自己的高尚,而现在由于刘淑珍的不知羞耻而全部抛汤。
    
    刘淑珍提着饭盒没有走向办公室,而是直奔男子单身宿舍。然后将头上扎着一圈白纱布的陆福成从床上扶起来,打开饭盒,给陆福成一口一口的喂饺子。单身宿舍的门外挤满了人,大家都想透过单身宿舍仅有的那个小玻璃窗,亲眼看到房间里面刘淑珍给陆福成喂饺子的伤风败俗的情景。陆福成一边吃饺子,一边仍然以列宁的表情义正词严的在叫着要到法院去控告打人的人,显然是叫给外边的人听的。在小玻璃窗看够的人挤出人群,给后面的人让位时,一个个一边摇头,一边走,一边感叹:“真不像话!真不像话!”。
    
当一个人倒霉到极点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他时来运转的时候快到了,我一辈子的经历仿佛都在因循和证明这个颠扑不破的规则。而且老天如果要赏给我们的礼品愈是贵重,那么在我得到这份赠礼之前所受的打击,磨难也就往往愈惨烈,时间也就愈长。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将我1979年考取出国的红运看成我被在农场长达八年的劳改和婚姻的长期折磨对我的回报。命运对陆福成似乎也证实了同样的道理,当陆福成在研究所成了臭气熏天已无法让众人再闻的时候,他的调令到了。
    
陆福成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一百多次的帮领导搬家的行动中是哪一次现在奏效了?但是确确实实的石油部给了他借调令,令陆福成同志到江苏昆山工作组报到。他终于离开了大庆,回到他望眼欲穿的故乡去与他的悍妻团圆了。
    
一年后,陆福成的借调期满,春风得意的回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已经令众人刮目相看了。他告诉我昆山工作组已经决定正式要他了,报告已经送到了石油部,不久后他就可以下达,他就永远离开这里了。然后他告诉我他在江苏的种种奇遇,他作为上级工作组,每到一个地方,所做的唯一正事就是大吃大喝 ,收礼收贿,我从他那里听到很多闻所未闻的事情,让我瞠目结舌。但是陆福成在告诉我这些事情时并没有什么炫耀的样子,仍是一种过去讲当官胡作非为的口气,好像这些事情他是置身之外,与他无关的。在我叮嘱他要当心的时候,他说上面有人顶着,我们只是随从,要想违背都是很难的。我知道陆福成已经走上了一条非自己可以驾驶的路,任何劝解都成枉然。况且这条路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必然通向牢狱之灾,它也同样是通向巨大成功的必由之途。所以从中国的现状和统计学的科学数据分析来看,陆福成的进去只是他倒霉而已,并不是他道德和行为的必然结果。
    
我从来不将陆福成看成一个坏人,不管他是在监狱,还是在灯火通明的大厅享受人生,这是区别不大的,正像著名的俄国流亡作家布罗芝基在“小于一”中写的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利用有权势的亲的亲朋等等。这需要费去一个人的全部心计。然而,他将清醒地意识到,他所编制的网是一张谎言的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最终胜利属于这个制度: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问心有愧。这个民族的信仰就是──正如一句成语所言──恶也包含着善的种子,反之亦然。”
    
陆福成不管在这个体制中走到多远,他都是布罗芝基所说的群体,一个尚知道鄙视自己的人。至今我清楚记得他对我描述他的灯红酒绿的酒囊饭袋的生活时,揭露和指责的神情多于得意和炫耀,他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错误的河水上弄潮。其实生活在中国的人,有几个是驾驶自己的愿望去走完人生的?更多的是在浪涛上随波逐流,小心的控制着船不要翻掉,无奈远远多于自己对于命运的责任。
    
在我怀念的人中间,陆福成永远是可爱的,他比很多正人君子要可爱得多。我一想起他,就会想起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说话时像列宁那样的手势和走路的样子,以及他告诫我一些心腑之言时,那种诚恳的眼神。而且他是第一个用直言不讳的方式,启蒙我对于中国社会入门的老师。
    
在我愈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那些对于以成功,以道德、以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大道理评论来确定人好恶的准则,愈是令我惶恐不安。我个人的一生就仿佛是从一个被老师、祖国、书本、道德所笼罩和教育住的孩子开始,然后慢慢挣扎、解脱,当我将老师、社会、国家、政府加在我身上的所有观念、限制、禁区和束缚,差不多都快摆脱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些学者和专家们、甚至是我自己的生命,都在诅咒和催促我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和人生了。

(博讯记者:格丘山)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10/3/16) (Modified on 2010/3/17) (Modified on 2010/3/17)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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