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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居住区失地农民城市性考察/顾丽丽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25日 转载)
    
    一、失地农民城市性相关概念的界定
     (博讯 boxun.com)

    
    
    有关城市性的概念,本文参照的是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刘易斯·沃思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性”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是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并提出从人口数量、居住地密度、居民以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这三个指标来测量城市性。
    
    城市性可以有两个层次,一是如沃思所研究的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口数量、居住地密度和居民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这三个角度对城市性进行实证的测量和研究,比较不同城市之间的城市性差别。而另一个就是本文所力图分析的从微观角度把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或群体的城市性。在本文中,即失地农民的城市性。
    
    关于失地农民,也有两个层次上的定义。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放弃土地的农民,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主动去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一类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由于造路、建厂房、搞公益事业等因而其宅基地被征用、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从事非农产业,不得不集中起来居住的那一部分农民。本文将这第二大类失地农民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实地考察,笔者发现这一部分农民中,虽然居住地发生了改变,即他们都入住于政府统一安排的集中居住区,但由于种种原有制度的限制,有一部分失地农民仍保留着农村户口,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研究。学田东苑所有的失地农民均是因为城市化建设,因政府征用而失地,失地比重达83.3%,其他仍保留少量无定性土地,符合调查要求。
    
    
    
    二、失地农民城市性现状分析
    
    ——基于生活方式的比较
    
    
    
    南通市学田东苑社区地处江苏省南通市区东部,东临南通大学钟秀校区,西至南通市主干道之一的工农路,位于龙王桥路口。学田东苑隶属于南通学田街道办事处,始建于1994年,1995年开始陆续有居民入住。至2006年,共有居民楼41幢,350户住户,其中拆迁户约有280户,是南通市钟秀乡居民以及南亚塑胶有限公司附近乡村居民拆迁后的集中居住区,也是学田街道唯一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区。在南通市属于位于市区、建成较早、具备一定规模的失地农民居住区之一。
    
    套用沃思的定义,如果农民还没有把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不具备城市性。城市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此,笔者将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的特征与农村农民的特质进行比较,对他们在人际交往、休闲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来分析学田东苑的这部分失地农民是否具有城市性及程度如何。
    
    第一,人际交往方式
    
    农村与城市的社会关系差别明显,在农村,人际间的交往以朋友、血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内部成员互相认识,人际互动频繁而强烈,由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习俗等来维系。而城市的社会关系是正式的、契约性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从深度看,城市居民在互动时,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角色扮演者,保持表层的、短期的关系。道德卷入和社会卷入大大减弱。从广度上看,由于利益集团不再固定,使得思想、感情和活动的强度和信任处于一个低水平上,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不再是感情和信任,而是理性和利益。从异质性角度看,城市越大,个人差异和社会分化的范围就越广(1)。
    
    通过此次的调查,笔者发现,被调查者在回答“你与现在的左邻右舍熟悉吗?”、“你现在一般与哪类人交往”、“你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系吗?”、“别人遇到困难你是否会帮助及采取何种方式给予帮助?”、“与他人交往时往来较多的是?”这些问题时,有80%的失地农民仍然保留着农村的那一种人际交往模式。他们经常与熟人、朋友联系,在街坊邻居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出钱出力。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采取感情往来的方式。由此可见,这一部分失地农民虽然现在基本上已不是农民身份,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实现身份上真正的转变。他们交往的基础仍然是血缘、地缘关系,当然这种情况在无工作的或老年失地农民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有固定职业及年轻人当中情况会好一些,他们当中有82%的人已经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将自己视作城市人,他们的交往模式也与上文所说的城市人际交往方式相接近。
    
    第二,休闲消费方式层面
    
    在休闲和消费上也存在着因年龄、有无职业、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性。城市居民在这方面往往是比这些失地农民成熟得多,他们经常选择环境优雅、地段繁华、档次高的市中心及休闲娱乐中心享受生活、休闲消费;在消费品的选择上往往也以质量和商家的信誉于首位;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品之后,消费品也以休闲、家电、高享受的奢侈品为主,意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自身身心的舒展。而农村居民则只能会考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家电、奢侈品等并无所求,他们意在追求生活的简单、安逸、平和,将奢侈品视为浪费。在这些方面就体现出城市市民与农村居民的差异。
    
    经笔者调查,入住学田东苑社区的社区居民还是以原来的农村所在组为单位进行安排,所以左邻右舍相互熟悉。除去有工作的及年轻人以外,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或待业人员他们的空闲时间较多,仍然是以原来农村的休闲方式为主。比如:打牌、打麻将、看电视、闲聊、带小孩、串门、逛街等等。并且由于本社区尚在规范建设过程当中,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也没有一定的社区生活和活动,这些居民因而没有机会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平时的休闲活动也仅限于以上几种。活动场所也仅限于东苑居民楼下,没有机会像学田街道其他社区如学田苑、学田北苑、千禧园社区那里的居民那样参加各种老年活动,活动范围狭窄。在有固定职业、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居民当中,他们的休闲方式与这些老年人有所差异,而与城市居民相接近。
    
    在消费上,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和种种因素的限制,在消费品的选择、消费观念、消费数额上与城市市民、与失地农民群体本身有明显差异。按调查统计,居民月消费在300元以下的占调查总数的13.3%,301-500元的占调查总数的28.7%,501-1000元的占调查总数的36.8%,1000元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21.2%。消费金额也大多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开支和伙食上,这一部分占了总数的83.3%。用于文化用品的消费只占17%,大部分是用于买书看报,而且年消费仅在201-350元之间,50元以下的也占到了15%,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第三,价值观层面
    
    通过对调查对象的思想方面的测量和考察,笔者发现,社区居民在这一方面并不像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在他们身上存在“小农意识”。他们所谓的小农意识是与自给自足、规模狭小、封闭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就与小农经济、小农社会结合,相互助推,构成一种社会历史循环,鲜有进化。非主体性是小农意识的本质特征,生活上求稳、忌变,反对任何风险、改革和创新,将“天道忌满,人道忌全”奉为至理;知足常乐、满足现状、甘于平庸,不图进取的惰性心理和软弱人格,养成小农不敢冒险、“不敢为天下先”的深层意识和奴性精神;为人讲人际、讲交情,为事讲关系;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善分不善合,现代性契约精神和组织意识缺乏。(2)
    
    经过对社区居民思想方面的考量和总结得出,本社区居民尚存一部分的小农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上,即上述所说的“为人讲人际、讲交情,为事讲关系”。其他关于小农意识的考量标准也由于时代的差异和变迁在这些失地农民身上难以体现。现在的社区居民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参与、改革创新、思想解放以及生活的多样化和精彩化。他们能够并且很愿意接受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愿意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关注身边事,关注国家大事。在集体意识层面,他们也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了解工作中共同协作及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也有较强的公众意识,有66.7%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仍是当今的处世原则”这一说法,这表明他们有一定的公共思想觉悟。另外,这一部分失地农民也能做到守时、惜时,尊重他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他们身上也很难体现。
    
    
    
    
    
    
    
    三、调查结果与问题揭示
    
    ——阻碍学田东苑社区居民城市性培育的因素
    
    
    
     首先,“城市性”与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有较强的相关性。按居民的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的不同,“城市性”这一测量指标将他们区分为两大类人:老年人(本次调查中指退休或无业在家,基本上是60岁以上的那一部分居民)及无业人员是一类;中青年及有工作的居民为另一类。第一类居民他们中大部分仍固守着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以情感为主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他们闲时聚集于一处闲聊,由于生活并未能得到改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在消费及文化娱乐上投入很少,家庭开支基本上用于应对日常生活。而第二类人由于他们有较好的工作,收入来源稳定,而且容易接收城市新的文化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他们守时、惜时,注重人际交往、休闲和娱乐,其交往圈明显比第一类居民大得多。他们已经完成了角色之间的转换,由农民转变成城市市民。至于第一类人,他们更多的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才仍在原地停滞不前。其实,他们也很愿意接收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渴求生活的丰富多彩及更大的交涉圈。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说,他们已经具备了转换角色成为市民的条件。只要客观条件能加以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定将向城市人改变。
    
    其次,客观条件制约了小区居民城市性的培育。在休闲方式和人际交往层面,体现为休闲方式的单一性及人际交往的情感性。根据居民反映,所属管辖居委会也承认,学田东苑各方面的管理还未到位,临时管辖的千禧园居委会还未正式接手,因此,在本社区尚未形成一般城市社区生机勃勃的景象,存在很严重的问题。社区内基本设施不完善,新建成的医院还没正式投入使用,社区绿化及环境卫生也由于无人管理而了无生机。文化娱乐设施及报纸公告栏等也有待加紧建设改善。总之,这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制约了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居民休闲方式和文化娱乐的单一性。他们不可避免地采取原来农村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生活,他们之间的交往因此也以地缘为主。
    
    第三,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失地补偿标准不统一,生活水平差距悬殊。这一部分失地农民原宅基地被征用时,每平方补贴1800元左右,也由于拆迁批次的先后标准有所差异,居民反应强烈,所以在拆迁后的半年内补贴每人30-50元不等作为过渡费。但是,仍存在居民拥有房产的不均等,有的居民有2套房,而有的只有小小的32个平方。因此,在其他人有空房出租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只能靠每月不足200元的生活补助勉强维持生活。也就有了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能够高消费、休闲娱乐、坐客茶室、美容健身,而有的人只能将电脑、家电视为奢侈品,将闲聊、打牌作为休闲方式。这造成了他们生活上的困苦、思想上更愿意重返农村安居乐业,对目前生活很不满意、安全感缺失。可以说,土地被征用带来了新一批的贫困居民,他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而且由于经济的贫困带来了他们文化精神上的匮乏和自身身份的认同和成功转型的困难,这无疑是城市性培育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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