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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和他的正果之作/李劼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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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也是个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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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知道康正果的名字,是为了找人询问在美国大学读博士的讯息。那是刚到美国的第一年,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安排自己。按照许多人的求学之路,我也想试试读个博士什么的。于是,朋友告诉我:可以去问问在耶鲁大学教书的康正果。
    
    其时,我与康正果素未谋面。电话那头传来的劝告,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你来读什么书呀。这里的教授,一辈子都写不了几本书,你却写了那么多书,谁教谁哪。我一下子楞住了。假如康正果说,博士并不是每个人都读得了的,你最好三思。那我就肯定会读定那狗娘养的博士了。可被他这么一说,我立即打消了读博的念头。当初,我读硕士时,是先给导师写了封直抒胸臆的信,得到导师表示“激赏”的回信之后,才敲定了的。可是,天底下的“导师”,未必都能够像钱谷融先生那么“激赏”在下的。
    
    当然了,我更为惊讶的,是康正果说这话时的语气,仿佛彼此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所谓性情中人,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够互相意会。相比之下,另一个同在耶鲁教书的朋友对我说的却是:李劼, 你想读书,是没人会拦你的。言下之意好像是,你要想到大学里找工作,门都没有。斯君斯言,我是过了八年才刻骨铭心地体会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比较,使我对康正果的话及其语气,感到很亲切。
    
    虽然放弃了读博的念头,可是康正果的口无遮拦,却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很想见见这个人。没有多久,我便如愿以偿。以前在文学研讨会上认识的朋友、如今也住在纽约的张晓丹,约了我,由她先生戴君开着车,到耶鲁的康正果处度了个周末。高高大大的康正果,果然像个大孩子一样,见了我一直开心地笑着。这厮一脸的敦厚,初看像个陕西农民。不过,他那微微上翘的嘴巴,却透着一股子倔劲。不像是个安份守己之徒,也可以说,不是个听天由命之辈。他说话的神情很认真,语气和眼神却充满着孩子气。
    
    在耶鲁教书,在美国定居,显然让他感到非常幸福。于是,他很认真地说,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来。不是一群一群,而是一个省一个省地移民过来。他说得我很吃惊。这听上去很有点黄祸的意思。就好比因为主人好客,所以客人就得一批一批地来。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打到了一只兔子,做了汤招待朋友。于是,招来了没完没了的朋友。他们声称,是阿凡提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后,阿凡提端出一盆泥浆水,告诉那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说,那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我这么想着,不由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向康正果表示,不敢苛同。
    
    事后,我发现自己也过于孩子气了。康正果只是说着开心而已,我何必那么当真呢?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前面的张晓丹回过头问我:李劼,你总是很认真很激动的噢。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是的。我当时有些懊恼,跟那样的玩话儿认什么真哪。
    
    那天在耶鲁校园的海边度周末,最大收获不是与康正果交上了朋友,而是在海水里游泳时,发现了在水中如何做静心。
    
    与康正果再度重逢时,相隔了将近八年。我以为彼此间会有些陌生,不料康正果直直地看着我,仿佛昨天刚刚分手似的,张大嘴巴,哎呀了一声说,李劼,我一直挂念着你呢。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有些纳闷,他是不是知道了我的处境?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去瑞典时,碰见了茉莉,茉莉告诉了他,有关我的境遇。
    
    他的语气和神情,让我非常感动。彼此相谈了一会,他告诉我说,有本书要送给我。他说这次带了不多几本,都写了赠送名字了;只有一本还是空白的,那本正好送给我。他还顺便说,他的那本书,也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读得很明白。
    
    
    沉甸甸的自传
    
    康正果说的,就是他那本自传,《出中国记》。我听说过这本书。有一次还读到过人家为此书所作之序中的只言片语。大意是,康正果之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苦,是因为他读多了古书的缘故。真是那样么?我当时读完就暗自思忖,觉得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在我看来,康正果的读古书不是读多了,而是读少了。假如他读古书能够读得像毛泽东那么多的话,那么就不是被别人迫害,而是足以迫害别人了。
    
    得了康正果的赠书之后,我翻了翻序言,原文如下:“正果的自由精神和不平之鸣的风骨渊源于中国古典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当我读完《出中国记》之后,发现这恰好是最可质疑的。其一,康正果的自由精神及其不平之鸣风骨,更多地来自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学,并且跟“五四”新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康正果当年系狱的祸端,便是想要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其二,康正果的质朴本性,则根植于那块黄土地,根植于那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淳朴民风。我读《出中国记》时,每每读到动人之处,心中响起的乃是信天游那样的陕北民歌。其三,康正果的善根,与他那位笃信佛教的祖父,有着血缘意味上的天然传承。其四,就算康正果受了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熏陶,那么也是其中的性情之人和性情之作。假如碰上朱熹那样的人和朱子那样的学说,康正果肯定会受不了的。康正果的第一部论著,或者说,给他带来人生转机的命运之作,乃是有关古代艳情诗歌的,书名就叫做《风骚与艳情》。朱熹会喜欢这样的书和这样的作者么?
    
    其实,我并不如何在意康正果的精神渊源,我在意的是康正果的性情。因为所谓的文化,与其说是诗书礼仪意义上的承传,不如说是生命本身的相通或者不相通。在知识结构上,我和康正果也许略略有异,但在生命气质上,彼此却天然相近和相仿。
    
    读着康正果的自传,仿佛在读我自己的故事一样。虽然我的家庭出身和康正果截然相反,但彼此的人生经历,却十分相似。跟父亲难以调解的冲突,让母亲没完没了的担心。喜欢交友,却总是那么的不合群,并且永远弄不懂中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知道如何组织别人,也不愿意被人组织。天生的不通世故,还天生的桀傲不驯。面对政府政党或者什么机构什么领导,即使一声不吭,人家也会对你充满敌意。如此等等。相比之下,我可能还要更加天马行空一些。反正,彼此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没跟康正果谈论过嵇康,但相信他一定喜欢嵇康。相信他也会像嵇康那样,给山涛一类的人物,写绝交信。大凡一些看重友情的人,都会忍不住写写绝交信。我猜想,康正果与我重新见面的时候,之所以对我那么热情,那么关切,很可能就因为他在彼此共同的朋友处,读到了我在绝望之中写的那封绝交信。
    
    在康正果的自传中,对朋友的失望和绝望,比比皆是。以前曾经肝胆相照,一旦事过境迁,形同路人。或者,本来以为是同道,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一路人。康正果在自传中一再提及那样的痛楚。也许别人读了不以为意,可在我,却极为共鸣。有人说过,真正的朋友,即使彼此作别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旦见了面,依然就像昨天刚分手一样。此话换一种说法即是,看重友情的人,重新见面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连接彼此昨日的记忆。一旦发现对方断了那样的记忆,会变得非常难受。康正果如此,我也如此。
    
    康正果假如不送给我那本自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读的。我害怕阅读他自传里的种种故事,因为那会勾起我自己的回忆。在同一个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划地为牢的国度里挣扎,又是同一种类型的个性,一读就会读出自己的故事来。可是,一旦康正果把他的自传送给了我,我就一点都不敢马虎了。厚厚的自传,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他差不多整个的人生。一个人的一生,在这大千世界上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同样的一个芸芸众生来说,就算兔不死,狐也悲。
    
    我是在2006年于纽约召开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与康正果重逢的。 那天晚上,在会议所租的宾馆里,我正在为多维社做着一个采访。康正果接连打来了好几个电话,催我去他房间里。我知道彼此有许多话要说,可我又没法扔下那个无聊的采访。直到等人家把废话说完了之后,我才赶紧去到康正果那里。从康正果手中接过那本沉甸甸的自传时,我刹时间冒出的一个感觉是,这会不会是一本中国版的《日瓦格医生》?
    
    
    出自地狱,依然童心未泯
    
    自从写过那封绝交信之后,我几乎不再阅读来自朋友的赠书。再加上那段时间疲于生计,为了糊口,忙得连看书看电视的闲兴都消失殆尽。每天上班下班,极其紧张,唯一能够抽出的阅读时间,是在坐巴士的上下班路上。可我又是从来不在动荡的车厢里看书的,一看就会头晕。在上下班的路上,我通常是抓紧时间塞着耳机,听上一会歌剧,或者钢琴奏鸣曲。但这次,我破例了。
    
    我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上下班的巴士上,读完了康正果的自传。那是一支悠长悠长的诸如《走西口》那样的信天游民歌。虽然充满命运的戏剧性变幻,却写得相当朴实。陕北民歌最动人的,是在窑洞前、或者山坳里唱的,没有任何伴奏。康正果那首自传之歌,就是这么唱的。
    
    一个毫无心计的人,能够在一个非常讲究人际关系非常崇尚阴谋诡计的国度里存活下来,无疑是个奇迹。比如像我这样的,或者像康正果那样的。康正果一生中的几次犯规,全都天真得令人不可思议。不过是一纸墙报和几本日记、一封索要《日瓦格医生》的去信而已。墙报和日记,使他被打成反动学生,然后逐出校门;那封信导致他劳教三年,然后到农村做了十多年的农民。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正果也许还算幸运。要是他正好犯在1957年,那么至少被打成右派,至多可能会丢掉性命。因为那个国家专门找天真的人麻烦。那个国家总是让天真的人下地狱,让世故的人当元首。
    
    比起康正果的犯规,我的犯事算是相当幸运的。1989年春夏之交,在那个最为光荣的时刻,英勇了一下,然后风风光光地坐了9个月的牢房。可是,到了美国之后,我就没康正果那么幸运了。
    
    康正果在美国真的就像他在自传中所感叹的那样,碰上了观音菩萨。 他因此获救,带着全家,被救到耶鲁大学。那情景真正叫做,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那位助他的贵人,仅仅读了他的那本《风骚与艳情》,就起了大慈大悲之心。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碰到的“贵人”,读了我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美国阅读》,还有其它许多书文。据说,每次都读得激动不已,并且还在书上划了一道又一道的杠杠。可是,人家后来照样能将那样的激动,不动声色地融化到《三国演义》式的“友情”之中。“贵人”和贵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我跟《三国演义》是格格不入的。康正果跟《三国演义》也是格格不入的。康正果属于《日瓦格医生》一类的故事,一如我源自《红楼梦》所构筑的世界。假如每个人的人生,都好比是一座大山;那么,我和康正果都是坐在各自的山上,彼此遥遥相望。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好笑。因为彼此实在太像了。他讲说的故事,就像是我的人生。我相信,在我的人生里,也会时时冒出他的故事情节。
    
    看到他时不时地对权力说不,时不时地向可疑的“友情”说不,我感到非常痛快。看到他落难时跟底层社会的三教九流交往,我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农场里被“变相劳改”的种种往事。康正果自传中的斯情斯景,一幕幕,一出出,没有一个细节,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而最终的结果,又是殊途同归,先后来到美国,客居异国他乡。
    
    在康正果所叙述的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书生,被扔进各式各样的地狱里。最后依然能够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走出来的,似乎少得可怜。在地狱里还炼不出一颗世故的心,好像白去了一趟。然而,所谓的幸存者,恰好就是指被地狱的烈焰焚烧过后,依然童心未泯者。真正的童心,是再毒的烈火也烧不死的。真正的童心,就像舍利子。
    
    
    三种流亡人格及其文学状态
    
    读完康正果的《出中国记》,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另外两个相仿的流亡者及其文学创作。一个是高行健,一个是黄翔。高行健的写作,与米兰.昆德拉有些类似,聪明圆通,文字像白花花的珠子一样,滴溜溜地打转。黄翔的诗歌,让人想起索尔仁尼琴式的凝重,并且时不时地响起一阵阵嚎叫声,像一只受伤的狼。而康正果文字中所透露出来的气韵,则接近帕斯捷尔纳克式的诗意。当然了,这些都是相当随意的比方,不必当真。
    
    比起康正果的天真,高行健无疑很懂得如何自我保护。在疯狂的专制底下,高行健不动声色地活得小心翼翼,不仅从来不曾犯规,而且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们可以说,这是一只披着党员外衣的狐狸,也可以说,是一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小白兔。写作和人生,在高行健那里是完全分裂的。高行健的人生是伪装和顺从,而高行健的写作却是自白和渲泄。因为这样的分裂,高行健的《灵山》写得破碎不堪。要不是温柔敦厚的马悦然作了文采飞扬的翻译,《灵山》那样的小说,绝对不会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是个不无搞笑的世俗节目,就像美国电视里的脱口秀。
    
    假如文学跟童心有关,那么高行健的写作却在不断地证明,没有童心也照样可以写作。支撑高行健写作的,一是自恋,二是性欲,然后经由世故,将这二者作了理性的包装。同样的少爷出身,在康正果自传里会读到令人难忘的奶妈,而在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读到的,只有男主人公自己,或者说,只有高行健自己。在高行健的作品里,除了高行健自己身上的一片片羽毛,不会突出任何其他芸芸众生。
    
    高行健在小说和戏剧里写性,比《金瓶梅》还要津津乐道。性交在高行健的作品里,就像吸毒一样。这是康正果的写作所不以为然的。康正果虽然以《风骚和艳情》命名他的第一本学术论著,他虽然在自传中也没有回避男女性事,但他并不沉缅其中。换句话说,他并不上瘾。从康正果的自传中,读者可以发现,他对友情的看重,远远超过对男女性事的热衷。与高行健的作品没完没了地聚焦于女人的下半身不同,康正果的自传所突出的,是同病相怜的婚姻,是同舟共济的相知。康正果当然不是个朱熹所要求的那种禁欲主义者,但他对男女性事,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超然。自传里的康正果,一方面也颇具浪漫情怀,一方面又怀有患难糟糠不下堂的忠贞不渝。所以我说,听上去像是一曲曲充满黄土地气息的信天游。
    
    黄翔是另外一种自恋者。黄翔没有高行健那样的世故。但黄翔的天真,与康正果又迥异其趣。相比于康正果的朴实,黄翔夸张得令人瞠目结舌。黄翔是一个以毛泽东的口气谴责毛泽东的诗人。黄翔此生,就像是一头野兽那样,与以孙悟空自比的毛泽东,做了场旷日持久的精神肉搏。如此天真,致使黄翔吃的苦头乃是康正果的数倍。光是坐牢,就有六进六出之频繁。最后是上帝垂怜,赐给黄翔一个天使般的女子。及至流亡到美国,又有一个天使般的美国老太太,把黄翔夫妇接到家中妥善安置。
    
    与高行健遮遮掩掩的自恋不同,黄翔自恋得率真和坦然。跟黄翔谈话,无论谈什么,不出三句,话题就会不知不觉地转到黄翔身上。黄翔是个除了黄翔,不知道天底下还有其他什么人存在的大孩子。比起黄翔的这种目中无人,康正果很把他人当回事。也许是太关心他人的缘故,康正果会那么孜孜不倦地向国内的朋友们寄送海外的杂志。他想与国内朋友们分享那份自由。他一点都不曾想到,那会给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跟黄翔一样,康正果骨子里也是个诗人。有诗意的人,不一定非得以写诗来证明自己。而没有诗意的人,诗写得再多,其文字里也不会有什么诗意的。康正果的诗意,通常会在不经意的语气和眼神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相信那样的诗意,很容易被女性所察觉。男性朋友注意到康正果的诗意,可能是在他与人公开争论的时候。康正果一激动,就会像黄翔那样尽情挥发起来。其好恶、其爱憎之分明,绝对不下于黄翔。
    
    康正果,高行健和黄翔,三种流亡人格,三种文学状态。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不管个性如何有异,都是不会伤害他人、只会被他人所伤害的文学人物。这也是这三个气质迥异的人,最后全都选择了文学、选择了流亡的原因所在。在一个比赛谁更流氓、最后又总是由那个最流氓的人物胜出的国度里,他们三个除了出走,别无选择。
    
    
    正果之作和反者道之动
    
    读着康正果的《出中国记》,时不时地,可以感觉到他祖父的影子。一种难以描述的质地,从康正果的笔下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我想把那种品质叫做,谦卑。这可能是康正果最不同于高行健和黄翔的地方。
    
    这也可能是我自认的跟康正果的相通之处。不了解的朋友,只知道在下行文犀利,不知道在下为人谦卑。与朋友相处时,在下总是情不自禁地以芸芸众生自居。生命是种修练。写作又何尝不是?不管康正果是否自觉,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出中国记》中的修练之努力。他祖父替他取了个正果的名字,已经道出了他此生的历程。要修成正等正觉无上之果,无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件无从做起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正果的自传,颇有一番走向正果之路的庄严。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乃是一次生命的修练,康正果活得相当坦然。虽然他动輒以天真惹祸,但一旦掉入陷井,倒也并不如何惊慌失措。自传中有一张康正果当年的照片,是被学校开除时拍摄的。那脸上的神情,相当的满不在乎,手里还炫耀般地夹着一支香烟。与这种落难时的坦然自若相应的,是他在获救时对上苍十分虔诚的感恩。两相对照,不知不觉中透出一种庄严。也许正是这样的庄严,使得整个自传写得书卷气十足。
    
    有过磨难的书生,在海外不在少数。书卷气的有无,一谈话,一读文章,就可以感受到了。书卷气是一种灵气,一种童稚气,一种承接着文化香火的清香之气。康正果的《出中国记》,洋溢着这样的书卷气。这样的书卷气,使流亡成了一种潇洒。
    
    不过,这样的潇洒在我,与其跟《圣经》相连,不如与伯夷叔齐的故事同在。我刚刚听说《出中国记》的书名时,曾经感到有些突兀。摩西领着犹太人走出埃及之后,耶和华狠狠地惩罚了作了孽的埃及人。难道说,康正果也怀着那样的激愤?
    
    读完《出中国记》,我发现,这与其说是激愤,不如说是绝望。我们身后的祖国,落在了一种莫名的劫难里。出走,就像贾宝玉的悬崖撒手。那个《红楼梦》里的故事,正在被人一代一代地反复讲说着。以各自的人生,以各自的遭际。康正果将此命名为“我的反动自述”。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他的所谓反动云云,颇有点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意思。
    
    我在我那本有关老子《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和注释本中,把“反者道之动”阐释为,“反”者,返也。不是反对和反动,而是返回和回归。老子一再说的要回归婴儿,应该是“反者道之动”的准确解释。“反”,在此是个通假字,通“返”。
    
    伯夷叔齐是返回自然。这跟老子的反是相通的,也跟庄子的齐物论相通。也许反过来说更准确。老子庄子者,与伯夷叔齐者相通。康正果的出中国之意,在我正好是反过表达的:祖国不是在你身后,而是在你脚下。就好比莎士比亚不管走到哪里,英国文化始终在其脚下。担当着文化命运的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文化以及经由文化而获得定义的祖国,始终在其脚下。正是本着这样的意思,我写了那本美国阅读一书,书名是:《脚下的沙漠,天空里的鹰》。
    
    我相信当年老子出关后,就行走在沙漠里,沙漠上空飞翔着孤独的鹰。就此而言,伯夷叔齐的出走是非常快乐的。他们回到了大自然里,回到了存在最为本真的居住之地。把他们说成形容枯槁地饿死在山中,那是孔儒一类的庸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境界。
    
    我之所以一再把康正果的自传比作信天游,是因为在信天游的旋律里,蕴藏着一种非常始源的文化信息。那样的文化,跟生命直接相连。或者说,那样的文化是经由生命而不是经同文字得以承传的。那样的文化没有受到过世俗透顶的孔儒之教的污染,所以纯粹和质朴。从自传中可以读出,康正果的内心深处,是与信天游所蕴藏的文化相通的。
    
    相信在耶鲁定居的康正果,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一样。长亭连短亭,一程接一程。将来的中国文化,也许会在这一程又一程的行走中慢慢地形成。所以我说,出走,其实是一种回归。返回到自由,返回到生命本身;返回到自然,返回到存在本然的诗意里。
    
    这听上去像是个悖论,回到中国最为本真最为始源的文化里,只有走出中国。走出陷在一个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劫难里的中国。这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只有走出中国,才能创造未来的中国文化。“出埃及记”讲的是一个民族的迁徙。“出中国记”以及许多相类的叙述,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移植到他乡才得以存活的故事。以生命为底蕴的文化,是什么力量也消灭不了的。这跟以知识为根底的文化完全不同。知识是脆弱的,并且是越多越脆弱。而生命是强大的,越遭受压制,越强大,越茁壮。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就此而言,出走,不是终结,而是开始。
    
    对于所属的民族,我是悲观的。可是对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我却相当乐观。野火过后,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草原。生命之树长绿,基于生命底蕴的文化,也一样的常绿。康正果自传中的文字假如具有什么活力的话,那么其活力不是源自过去,而是取之未来。正如海德格尔以向——死亡标画生存,我以向——未来标画存在。无论是康正果的经历,还是我辈流亡者的故事,都不是以含糊不清的古典文化可标记的。古典在我的词典里,指的是周以前的中国文化。不仅跟孔儒没有关系,而且跟周公也没有关系。我的这个古典涵义,乃是与未来重合的,而不是相反方向的。历史就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空间一样,在时间向度上是弯曲的。而我理解的“反者道之动”,就是在一个弯曲的历史空间里,去实现回归意义上的那个向——未来的存在。
    
    不知道康正果是否同意我的说法,但我就想以这样的古典涵义,来定位我辈流亡者的文化承传。结论是:只有真正走出中国,才能回到最为本真最为始源的未来中国。
    
    
    2006年6月16日草拟
    2009年12月26日定稿于纽约哈德逊河畔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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