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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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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革命与造反混为一谈,十分无知。他不懂得:革命不是破坏传统,而是修复传统;革命不是犯上作乱,而是清除独夫、民贼、暴君。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是你们的偶像。但是你们心目中的毛,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毛。真实的毛,是通过“三位二奶投怀送抱”,才被拱上了天安门城楼的那个卑鄙小人。
    
    历史上较为接近真实的毛是怎样的?下面就看一看几个片断。
    
    
    一、毛泽东偷看反动影片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中国有“红学”,西方也有“红学”》一节记载,毛的舞伴兼护士孟锦云女士回忆,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毛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看外国电影“红与黑”。看过以后,大家不免对影片的情节议论一番,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被禁止观看,只有毛有权观看这种“资产阶级垃圾”。毛泽东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等大家走后,毛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里的孟锦云问,“孟夫子(这是毛对孟的爱称,取自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没等孟锦云回答,毛就接着说,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借一本《红与黑》,至少看一遍,然后再谈。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看一遍。”
    
    过了几天,毛对孟锦云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有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虚伪和残忍。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数是凑凑合合地过……”毛泽东说。
    
    “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孟锦云说。毛哈哈大笑,“不破不立嘛!”
    
    “那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不像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孟锦云说。
    
    “照你的看法,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当往下爬?”毛说,“当然了,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毛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孟锦云想不到毛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吧。”毛说,“你看,换个位置就好办于了。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二、毛泽东的“红与黑”
    
    毛泽东晚年的这一道白,不仅使我们理解了他的政治,也使我们理解了他和杨开慧贺子珍这两位“侯爵小姐”的替身关系。老毛毕竟是个汉人。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只有于连和市长夫人而没有真正的侯爵小姐。因为汉人社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汉人社会的上流阶层成员,不过是昨天的于连和市长夫人,不是侯爵。汉武帝的推恩法斩断了中国贵族社会的命脉。所以痞子运动一呼百应。这个只有俄国式的富农而没有俄国式的地主(领主转变而来),所以中国的痞子运动要比俄国更加猖獗。这就是文革的的社会基础。如此看来,被毛哥和革命小将(红帮)连手打倒的革命老将(黑帮),也是老一辈于连,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于连。在这种意义上,文革造反,何尝不是小于连们对老于连们的造反。──如此看来,文革真是一部红与黑的历史了。
    
    关于毛泽东的红与黑,还有一个事件可资说明。
    
    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在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的内容是两个青年营救一个落井的小姐,一个下井营救,一个在上接应。小姐得救后,井上的青年赶紧用一块大石盖上井口,抱走小姐娶之为妻。井下的青年拣到一只小姐掉下的绣花鞋,这只鞋在黑暗中闪着白光。过了几天,小姐梦见空中飘下自己丢失的绣花鞋,井下的青年向她说了经过,结果井上青年的阴谋才被揭穿。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毛泽东和他周围的女工有这样一番问答:
    
    “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青年,哪个好些?”主席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小李脱口而出。“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小孟也随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了张玉凤。“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小张也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便不再往下说,却把眼光移向她们三个,意思是等待她们的反驳。“那为什么,我们可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主席兴趣很浓地与几个姑娘争辩。“噢,他聪明?他太奸滑了,这种人太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小孟又说。
    
    “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反正咱们也说不过主席,行了,总是您有理,对吧?”小张倒是想着结束这场争议了。
    
    (以上见《毛泽东的晚年生活》165页,郭金荣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1993年2月版)
    
    
    三、毛之将死道出革命秘密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之将死,终于道出了他革命的秘密。那就是“于连的革命、红与黑游戏”。
    
    于连·索雷尔是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年,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小说《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才子,出身贫寒卑微一心一意要飞黄腾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先后诱惑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小姐玛特尔,美梦成真的时候却身败名裂。人们认为书名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辟年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的鲜血,黑是玛特尔的丧服──综合起来可说红与黑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
    
    从红与黑的观点看毛的革命,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通过杨开慧的裙带关系进入文化圈子;通过贺子珍的裙带关系获得武装力量;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吃女人饭的男人”,而且对“政治三P”有着特殊的嗜好。他的革命是于连式的红与黑:用情色与暴力的双管齐下,来不择手段地夺取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名望。在文化上,这位韶山愤青以革命的义愤涂抹了自己到手的所有书籍;把高利贷者的吝啬,结合了废物利用的精打细算,将自己没有摸过的书籍化做纸浆或干脆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烤暖烈火,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大陆放肆地燃烧起来。这也许因为毛泽东“深刻总结”法国人于连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中国式的革命与连坐观念使毛认识到,唯有先使天下大乱,作奸犯科的于连才能逃避惩罚:法不治众的革命道理还能让个人的英雄摇身一变为人民的救星。
    
    
    四、破四旧的毛迷恋四旧
    
    毛以毁灭文物的“破四旧”著称,其实破四旧的毛相当迷恋四旧:大宅院、姨太太、旧书、算命,就像于连迷恋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但毛深知,要夺四旧(而不是破四旧)成功,就必须通过革命方法;要攫取财富就必先使全部财富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无人敢要的财富自然源源不断流入吾豰中矣!
    
    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2007年12月的《党史文苑》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毛泽东既然取消了所有人的稿费,他自己应该不会领取任何稿费的。谁知道,毛这个依靠秘书给他写文章的老家伙,在剥夺了全国人民的著作权、出版权和稿费的同时,却下令全国印刷厂昼夜不停地印刷他一个人的“著作”,其实还是那些被他杀人灭口的秘书们给他赶制出来的。毛泽东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就不断给毛泽东一个人发放“稿费”,累计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广州日报》就此报导说,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累计达1.3121亿元人民币。等于每个中国人都欠了毛泽东一毛钱!看来现在进行网络控制的“五毛党”(为官方上贴一篇宣传文字可以获得五毛钱人民币的津贴),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一毛党”。
    
    
    五、毛泽东是贪污犯
    
    齐彧《谁说毛泽东不贪污》一文指出,拥毛派的一大借口就是毛泽东不贪污,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呢?《千年世家——黄兴家族兴衰录》的第三十九章(民主人士朋友),应该为大家找到答案:
    
    “早年毛泽东打着留法勤工俭学的旗号,从章士钊那里骗到两万大洋,毛并没有帮助其它人去法国,而是据为己有。毛的同学很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阔气了?其实章士钊手中的这笔钱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教育专款,赵早年在日本参加过黄兴领导的革命团体,后来成为同盟会员,同章士钊是老友。
    
    1907年日本政府为了让孙中山先生离境,送了孙两万日元,孙给同志们留下两千,其余的钱带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同志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现在我们无法知道那时日元同大洋的比例。可是当时日本人的工资每个月大约是二十余元,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的工资是八块大洋,两万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六万日元。奇怪的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出来追究毛泽东的贪污行为。”
    
    中共党史说,毛泽东把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代与章士钊的女儿过从甚密之后,突然心血来潮给与章士钊大笔金钱,说是“还债”,还留法勤工俭学这一笔债。照理说,这笔钱本来就是公费,要还也不该还给章士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笔钱既然是给大家留法留学用的,为什么要毛泽东自己来还?其三,这笔钱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搭上了章士钊的女儿以后才开始“还”。其原由到底何在?
    
    赖景瑚的《民初时代的湖南青年》一文,对于揭露谜底也许有点帮助: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忽然听见‘勤工俭学’那个吸引青年的运动。据说那是吴稚晖、李石曾二先生所发起的。任何人只要筹足一二百旅费,就可以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这眞是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于是到处打听长沙有无接洽‘勤工俭学’的门路。柳直荀发现第一师范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也有人说他是师范附小的教员。据说他和北京的勤工俭学组织有联系,甚至很多人传说他是介绍湖南学生到北京的负责人。我和柳直荀认为机会不可错过,有一天便渡过湘江而至岳麓山脚的一个小村庄去访问毛泽东。我们大失所望的找不着毛泽东。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个名蔡和森的老学生(我们那时看见二十左右的学生都称为老学生)。他很耐心的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勤工俭学的进行办法,及学生到法后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他便是后来赴法留学而因肺病早死的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访毛泽东不成而只见了蔡和森,复听了他一篇不太乐观的话,我们在精神上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想要继续向各方查问,又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北门外,和城内的交通不太方便,始终不得要领。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毛泽东不像是一个对勤工俭学有办法的人。凡去找过他的学生,都说是浪费时间而没有结果。”
    
    
    六、毛泽东是吝啬鬼
    
    如果说以上赖景瑚、齐彧两人都属于反毛派,其言论不足采信;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亲毛派的回忆,所透露出来的毛泽东本质。
    
    《毛泽东温馨之家:私照曝光!》一文在介绍毛泽东的私家照片时指出:“这张照自含和堂的照片,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张。因为内中不但有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更主要的有说话直得跟木匠师傅的弹线一样的张有成张木匠。张有成是毛泽东少时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建国以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下没有酒喝,不好。毛泽东也安慰他,慢慢好起来后,就会有酒喝了。”(可见毛泽东完全知道农民的苦况。)
    
    1993年人们在采访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时,他说过典型故事:1949毛泽东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连便由中共四十六军的人送到了北京。在那儿住了一段日子后便准备回韶山。临走,江青以主人的身份,按照她所了解的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给毛泽连准备了一些礼物,也就是分给农村孩子的糖果。江青出手比较大方,在管理处一下就称了五公斤块糖,塞到毛泽连的手上,让他回去时一定给乡下的孩子们。毛泽连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毛泽东发脾气了:“你让他带这么多干什么呀?”江青说:“来一次也不容易,他路上吃一点,回去给孩子们吃一点,也说是从你这儿回去的呀。”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也只是笑了一下,将糖退回管理处一半,余下的让毛泽连带回来了。
    
    现代人大约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毛这个“伟大领袖”怎么会如此吝啬、小气?看来还是高利贷从业人员这一家庭烙印所造成的本性难移。而这些韶山的穷亲戚,曾经为了毛泽东的“革命”,损失了一千五百九十八条人命。难怪老诗人邵燕祥写文章宣布:《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毛泽东这个出身于高利贷业者家庭的剥削阶级分子,对待自己的穷亲戚如此刻薄,又是怎样对待广大民众的呢?老实说,毛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系统的虐待工程”,饿死了几千万人,罄竹难书。凡此种种,专家学者都有定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别的不说,这里再举一个“教育革命”方面的例子,看毛如何虐待残害广大的青少年。
    
    
    七、毛泽东是虐待狂
    
    毛泽东在1966年下令让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之后,又在1968年把中学生全部下放农村强迫劳动、和作为农奴的人民公社社员竞争口粮。1970年,虐待狂毛泽东又开始把新的初中毕业生也就是原先的小学生“分配”到工矿企业充当工奴,三年不给工资,仅仅给点生活费,数额仅有十几个人民币,相当于最低生活补助(社会救济)的一倍。而毛泽东的最高成就当然是封闭全国所有大学整整十二年(1966—1978年),因为据此毛就自封“伟大的导师”了:既然没有了大学,毛泽东的中专学历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历”了。
    
    在年轻时代进不了北大校门的湖南民工毛泽东,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造反有理”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封闭了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个成就被他自封“伟大”,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四个伟大。与此同时,他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毛泽东现象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之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我始终觉得,在秦王嬴政自名“皇帝”、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就像有人自称伟大的导师,仅仅因为自己连大学都考不上,只能上师范中专,结果持久的怨气使他晚年作出了关闭所有学校的荒谬决定。杀伐的成功固然使他们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在古代,“皇”“帝”都不是凡人的称谓而是神明的尊号,嬴政自称“皇帝”和二十世纪的某人自称“红太阳”的心情是相通的。可是人怎么能是红太阳呢?即使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而面容红肿、仿佛“神采奕奕”,也不可能是红太阳的同类。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毛泽东这个考不上大学的失意童生,为了掩饰个人的学术无能而利用国家机器来公报私仇,公然在《五·一六通知》中亲笔写上要批判学术权威的话,发出号召,虐杀“知识分子”也就是“比毛多一些知识的份子”,“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是“知识比毛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使中国社会陷入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代。甚至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朱元璋暴徒专政、满清颠覆中国,也没有如此严丝合缝地斩尽杀绝过文明的血脉。
    
    
    八、无业游民的公报私仇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他们被毛下令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愚蠢”的毛式口号,响彻破碎的文明社会、整齐的野蛮大地。许多非毛份子因不堪屈辱和折磨而自杀身亡。1966年夏秋期间,离开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北京什刹海四周,常常围拢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围观着一具又一具从湖水里打捞上来的自尽者尸体。
    
    而仅仅十多年后1980年代,竟然就有人者大放厥词,说中国社会自从屈原以后就没有了绝望感,而二十世纪的让人震撼的自杀事件,仅仅有个清末的王国维……如刘小枫的《诗人自杀的意义》就是如此主张。可见亡国奴们的健忘症,发作得何其快哉。
    
    1971年到1977年之间的“工农兵大学”所采取“群众推荐、领导同意”,其实倒退到了汉朝的“举孝廉”,比科学之大大退步了。其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漫夜之后,新社会其兴乎?
    
    毛泽东作为“权力瘾君子”,自称无法无天的癞和尚,在煽动、逼迫八亿人口互相恶斗二十七年之后〔1949—1976年〕,依然无法切断中国文明的脉。毛死后不久,其后继者邓小平等就不得不像八百年前入侵中国的蒙古征服者忽必烈的后继者那样,渐次恢复了考试制度和文明礼貌,更后来的继任者甚至不得不恢复了尊孔甚至祭孔。可以预测,苏联入侵中国所造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主义的神话破灭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不得不争取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最终也就不得不退回中国文明的营垒,不得不恢复中国的尊严。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无业游民,但他们都不像毛泽东这样刁钻古怪。如果新老左派继续崇毛,那就等于在召唤这些游民的复仇。
    
    九、结论
    
    毛泽东为了个人出人头地,曲意钻营,不仅通过臭名昭著的“二奶路线”(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开始了他的“于连道路”:杨开慧帮毛混入北大图书馆、结识中共创党人物,贺子珍帮毛站稳井冈山、夺取中共军事大权,江青帮毛点缀山寨、吸引各地青年灯蛾扑火。这三位二奶们的献身,成了“毛泽东历史转折关头的第一桶金”。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与其说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还不如说是“于连主义与二奶路线的结合”。毛泽东的假革命,把中国人民都变成了叫花子,而让自己躲进深宫大院,一个人玩弄四旧。
    
    这样一个毛泽东你们还崇拜?你们要是继续崇毛,那你们就认命子子孙孙永远为奴:工奴、农奴、兵奴、学奴、商奴、知识分子奴、党员干部奴。
    
    
    十、余响
    
    实际上,毛泽东的病例不是孤立的,而是历史与人性的普遍现象。我们从毛的末日疯狂中至少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暴君晚年”和“阶级叛徒”。
    
    1、暴君晚年特别凶残。暴君晚年因为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所以疯狂报复社会与人类的念头油然而生,不可遏止。尤其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开国者”特别明显,例如秦始皇嬴政、曹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等。
    
    2、阶级叛徒特别凶残。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1993年12月26日初稿
    2009年12月16日完稿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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