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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除民族问题上文化多样性的迷信/张健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3日 来稿)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马克思(以及很多他的同时代人)关于民族融合的想法,简直变得比他的经济学说还要少人问津了。不过,难道我们真的能够漠视市场和资本的同化力量?难道我们不是一方面看到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从苗族的蜡染,到藏族的喇嘛教到草原民族的所谓“狼性”)在市场上的畅销,一方面又感叹“少数民族变得越来越不像少数民族”了?难道不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角落我们都能看到一边大嚼麦当劳汉堡,一边对着好莱坞大片傻乐的人群?难道地球上不是每年都在消失很多种语言,而英语(或许还有汉语)又每分钟都在吸引着新的学习者?这些现象究竟是意味着人们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的不够,还是意味着别的什么?
    
     在我看来,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将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融合对立起来的态度是无视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现实和个人权利的一种乌托邦主义态度的表现。要申明这一点,我首先要解释以下几点。 (博讯 boxun.com)

    
    首先,多样性文化的历史起源是什么?大致来看,不同的文化从历史上来说是在前现代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相对孤立的人群适应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产物。那么,在现代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这种孤立的被打破,以及在竞争的作用下人们经济和技术方式的趋同,事实上已经从根本上去除了不同文化的原生环境。多数的产生于前现代环境下的文化,其实已经没有了同其母体人群的有机联系。换句话说,在前现代条件下,一个放弃本文化的人要么无法生存,要么要承担极大的转换成本(而且,这种转换本身在前现代的条件下是很少发生的);而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人转换自身文化的成本则要低得多(而且,这样转换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成为常态而不是特例)。
    
    其次,二战之前很多国家的民族融合政策,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该如何理解?我认为,从19世纪开始,诞生于西欧一隅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和政治组织形式,开始了逐步地向全球的传播过程。不论是基于对西欧先进国家的羡慕,还是出于应对西欧国家的竞争和压迫的无奈,大多数国家都自愿不自愿地加入了这一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多数前现代政治体内部自在的文化多样性,成了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按照民族主义研究大家盖尔纳的说法“一个文化,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自然的对立物。由此而产生了运用国家政治和暴力力量的民族融合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公和悲剧。
    
    但是,必须强调的一点是,19世纪至二战之前很多国家的民族融合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当然不是全部)是对现代化所引起的民族融合过程本身的顺应和引导。政治力量经常是给了这个经济过程以干预,其结果可能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度,也可能是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而延缓了民族融合的进度。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以上两点,那么当前的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的文化多样性政策,也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向的、政治力量对于经济和市场力量的作用。政治,或者更具体的说政府,被要求保护少数人群的文化,而原因就是在现代或后现代的条件下,文化的流失乃至死亡变得更为频繁。
    
    这样,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就自然导出了三个变量:经济、文化和政治。用一种模型化的语言来阐述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前现代的经济条件下,产生了原初的文化多样性;在现代早期,现代化了的经济条件已经开始产生了文化趋同的效应,而政治力量被一度用来加速这一趋同过程;这种政治力量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导致了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结果(极端的情况就是战争);作为一种反动,政治被重新要求延缓或减轻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趋同。
    
    不论是政治被要求去除还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结果都是文化的政治化。通俗地讲,就是民族的政治化。强行民族融合的恶果,已经不必多说;而将保护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变为政治原则的结果,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美好的。
    
    例如,以(少数)民族为载体的某些文化的消失,在现代条件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面已经提到,作为文化最核心因素之一的语言,每时每刻都在从地球上消失,经常(甚至通常)不是因为那些不说这种语言的人的强迫,而恰恰是因为那些本来说这些语言的人的放弃。有的人可以争辩说,这种放弃其实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变相的强迫的结果。对此,我表示赞同;但是,是否其他大多数人就因此应该放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性生活方式?答案大概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相当多的这样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人们最该做的就是将其详细地记录下来,并送进博物馆和研究所。而不是花很多财力和人力,让一些年轻人甚至孩子去说那种语言,或者让某些人去继续某种礼拜仪式。事实上,从文化自身的尊严性而言,被保护其实是一种不尊重。作为文化的根基的人可以尊严地死去,文化本身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在现在的政治化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政策之下,这种自然的过程(也的确可能是值得惋惜的过程)很可能被政治人物利用,以文化/民族的名义,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无论这些政治力量是别有用心,还是昧于世情,由此产生的负面结果主要却是由普通民众承受的。此种情况中外皆有,兹不赘述。
    
    所以,在民族问题上,从找到一种经济、文化和政治能相互平衡的新原则的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可以从祛除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迷信出发,强调文化对于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自身适应性,力戒政治对于这种过程的任何加速和延迟的倾向。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为了人的,而不是人为了文化。文化的消失或死亡,可能令人遗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愿意接受更多的文化的滋养,而又不被任何既定文化限制的人,才是最好的文化的创造者。任何对这一过程的任何政治干预,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文化自主权利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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