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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六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0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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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學 馮崇義
     (博讯 boxun.com)

    六四是當代中國的一個大悲劇,雖然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但對于關心國是民瘼的中國人來說,往事并不如煙。作為當年曾卷身學運的學人之一,每念及此,內心難免陣陣隱痛。不過,回眸反思那一悲劇固然重要,探討六四以來中國的發展與走向,似乎更為有益。本文擬從自由主義陣營的崛起這一特定角度,談點心得。
    
    一般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重大挫折。的確,朝野呼应而持续了十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事業,被這一事件打斷了,朝野上下的民主力量損失慘重。但是,与世界潮流一样,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畢竟難以逆轉。到了二十世紀末的最后幾年,自由主義在政學兩界重新崛起,而且比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民主啟蒙遠為深刻和成熟。中國自由主義陣營大致說來由各顯神通的六路人馬:自由知識分子、黨內自由派(民主派)、自由主義異議分子、基督教自由派、維權律師、草根維權人士。
    
    自由主義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優先價值的政治理論和信仰。它誕生于十七世紀的歐洲,除了短暫的個別例外,三百年來一直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立國之本,因而代表著人類世界的主流文明。盡管自由主義內部流派眾多、在幾百年來的不同時期重心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內容相當穩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崛起于中國的自由主義陣營,依據他們自身飽受專制之苦的切身經歷,充分吸取近代以來自由主義的域外資源和本土資源,形成了對自由主義的完整理解并義無反顧的熱烈擁抱自由主義思想体系。他們在政治上要求以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取代專制政治,通過法治和限制政府權力來充分保護個人權利;經濟上要求取消壟斷特權以完善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上不僅為中產階級的合法權益辯護,而且堅定不移争取勞工大眾的平等權利和應有福利;在思想上要求保護信仰和表達的充分自由;在行動上崇尚和平與理性;在道德上倡導自主與寬容。
    
    自由知識分子是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中堅。其實,當今中國有很大部分知識分子認同自由主義,在不同程度上信仰市場經濟、個人權利和民主政治。本文所論列的“自由知識分子”,指的則是一批形成了系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并勇敢地挑戰專制統治、“實踐自由”的一批學人。六四鎮壓使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列寧主義黨國及其意識形態徹底絕望。六四之后他們對中外政治的深入思考和對自由主義知識資源的進一步挖掘,思想信仰產生了重大飛躍,翻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藩籬而熱情擁抱自由主義。他們的代表人物有歷史學界的朱學勤、秦暉,哲學界的徐友漁、張博樹,政治學界的吳國光、劉軍寧、李強,法學界的江平、賀衛方、季衛東,社會學界的孫立平、鄭也夫,經濟學界的吴敬琏、茅於軾、周其仁、汪丁丁、張維迎等。由冯崇义发起,中国自由主义学派曾多次在悉尼举办学术研讨会,切磋中国宪政转型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六四以来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共党内的主要同盟,是一批“两头真”人物,有着充满辛酸和血泪的人生三部曲。他们在天真無邪的年青时代,迷上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理想與诺言,將宝贵青春獻給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在不堪回首的中年,他们在迷失了自我的同时逐步发现“红色江山”中现实对理想的嘲弄、权势对诺言的叛卖,而且他们试图劝谏党国领导纠偏补漏的一片愚忠赤诚,换来的却是惨痛的打击和挫折;到了夕陽殘照的晚年,他们才终于醒悟到共产革命的荒唐无道,果敢地告别党国体制与马列教条而复归早年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成为党内自由派(民主派)。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在中共开明领导胡耀邦、赵紫阳的麾下叱诧风云。其中包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当过水利部副部长和毛泽东政治秘书、八十年代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八十年代先后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和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当过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八十年代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八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胡绩伟;以及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担任过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担任过中宣部新聞局局长的钟沛璋、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韜、担任过中央党校科研办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等人。
    
    自由主義異議分子,指的是參加中國民主運動而被中共當局確定為“敵對勢力”的那部分自由主義者。中國民運人士算是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激進一翼,但并非所有民運人士都可以歸入自由派。民運人士堅決反對中共的專制,受到各種迫害,但他們所追求的目標以及所采取的手段未必都符合自由主義民主。民運人士中的蛟龍陳子明、胡平、陳奎德、劉曉波等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是在傳播自由主義理念的先驅。他們在九十年末以來的思想主張,與上文提到的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難分軒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运人士明确表示赞同自由主义人权至上的价值理想与和平理性的变革方式。
    中国基督教自由主義者群體的出現,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政治新的風景線。六四以后自由民主人士皈依基督教,當是始于遠志明。1988年遠志明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哲學博士時參加電視連續劇政論片《河殤》的撰稿,爆得大名。六四之后中國民運的嚴重挫折和海外民運內部沒完沒了的內斗傾軋,使正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遠志明將眼光轉向基督教,於1991年受洗。他所制作的十二集見證布道系列光碟《我為什么信耶稣》在海內外廣為傳播、影響甚大。著名經濟學家、於1968年未滿二十歲時就因寫作舉世聞名的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而系獄十年的楊小凱,也於2002年加入基督教,一面研究“憲政經濟學”,一面弘揚上帝福音。在過去幾年內,更有一批信奉自由主義的年輕學者、作家、記者、律師投身基督教并成為方生未艾的家庭教會的領袖。基督教自由主義者中的活躍人士,包括北京大學文學碩士、曾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秘書長、著作等身的余杰;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成都大學法學講師王怡;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王東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副研究員范亞峰;以及獨立撰稿人傅國涌、綦彥臣、任不寐、昝爱宗、王光泽等。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力圖借助基督教的力量為中國自由主義確立“神学信仰之維”。
    中国自由主义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同样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现象。维权律师们发挥专业和职业上的优势,以国家颁布的宪法和其它法律为武器,为公民权利、社会正义、司法独立和法治国家而战。有“中国律师的良心”之称的张思之,是这个群体的先驱和引路人。张思之律师最初扬名,是1980年奉命为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辩护。他从此与政治案件结缘,自己选择为另一类的政治犯如鲍彤、高瑜、王军涛、魏京生、郑恩宠等辯護,虽屡战屡败而乐此不疲。2003年以个案维权为核心的中国民众维权运动兴起以来,踏着张思之的脚印奋然前行的后起之秀有莫少平、许志永、郑恩宠、朱九虎、高智晟、李柏光、张星水、腾彪、李和平、蒲志强、李劲松等。為了幫助民眾捍衛和爭取合法、正當的權利,他们冒着巨大风险承办那些对推进中国民主法治有特别意义的政治敏感案件,受到包括拘留、坐牢在内的各种打压也在所不惜。
    
    與維權律師相映成趣的是草根維權人士及草根意見領袖。他們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們本身同時又是底層民眾的一員,戰斗在維權運動的最前線。動人的實例和事跡包括為維護婦女權益而身系牢獄的盲人“赤腳律師”陳光誠、為民請命百折不撓終于當選基層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和呂邦烈、奮戰在環保陣線而頗有所成的余曉剛(云南怒江大壩事件)和吳賢(廈門PX項目事件),以及不斷地在網絡上呼吁自由民主而深受民眾歡迎的師濤、胡佳、呂耿松、陈洪、楊恒均等人。
    
    按照中國自由主義學人的夫子自道,中國自由主義“浮出水面”或“公開言說”,發生於1998年。李慎之在當年的一篇序言中用宣言般的口气写道:“世界经过工业化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善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朱学勤当时更进一步对自由主义简洁地归纳为:“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的这种公开言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六四以前人们谈论的至多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些具体思想主张。李慎之、朱学勤等人所谈论的则是与马列主义及其党国体制分庭抗礼并力图取而代之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从那时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结合中国实际全面系统地弘扬自由主义思想。除了彻底突破马列主义党国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在思想和知识上的突破至少还包括:在思想上全面清算包括党国体制在内、流毒至深的“中国专制主义”;全面论证了私人产权的神圣性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深刻论证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过时的党国体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澄清“新左派”食洋不化地移植西方左派理论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依据人权至上观念全面理清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潜在毒素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祸害,論證中國積極參加全球化進程、擁抱普世價值的正確選擇;提出了包括《零八宪章》在内的自由主义政纲和中国逐步走向宪政民主的種種具体方案。
    
    遗憾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没有机会形成组织化的力量、结社组党来推行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因为中国现在仍处于后极权主义社会制度环境,党国当局允许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但坚决禁止政治上多元、坚决禁止“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反对活动,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六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壮大,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时下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可以视为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人权观念向全社会延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与中共政府当局也产生了一定成度的良性互动。雙方達成妥協和解的事例有:2003年3月17日,未帶身份證上接的外來湖北青年孫志剛被廣州警察收容,并於3月20日被其它收容人員群毆致死。此事引起自由主義學界及其他人士的強烈抗議,并指出各地警察隨意抓捕和遣返外来农民工所依據的歧視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嚴重違憲之嫌。政府當局作出讓步,廢除了這一條例及相應的收容遣返制度。2006年1月24日,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借故責令自由派人士李大同、盧躍剛任正、副主編的《中國青年報》副刊《冰點》周刊“停刊整頓”,立即引發黨內外自由派人士的聯合抗議。政府當局作出妥協,《冰点》周刊於3月1日復刊,李大同、盧躍剛另行安排到中青報內部的新聞研究所任职。2007年1月11日,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下令禁止八部報告文學類圖書,其中包括章詒和的《伶人往事》、袁鷹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朱淩的《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章怡和等人立即發出強烈抗議并訴求司法救助,一大批體制內外自由知識份子紛紛發言、攘臂相助。新聞出版總署只好匆匆收回成命,否定禁書之事。此外,《炎黃春秋》雜志和《南方都市報》的評論周刊,近年來時有“越線”言論,引發黨內專制保守勢力的封殺要求,但政府當局以息事寧人的態度不了了之。
    
    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理念已大規模進入官方話語系統。直到六四前后,人權、私人產權、憲政等理念都是被官方查禁的“異端邪說”,弘揚這些理念的人士都成為官方的整肅對象。經過自由主義的不懈言說,這些理念現在都已冠冕堂皇地成為官方語言的組成部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等以往被官方視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而大加撻伐的理念,現在都已成為黨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倡的治國理念。溫家寶總理近年來一再強調,民主、自由、人權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也就是普適價值。在官方話語系統之內,政府利用法律管制民眾的專制主義“法制”理念,也已被限制政府權力以保護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法治”理念所取代。可以毫無夸張地說,經過自由主義的多年言說,中國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知識積累已經相當充分,即使對中共政府當局來說也已經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理論障礙。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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