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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1958我当农民见证公社化和饥荒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0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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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作者来稿 作者:孙文广
     (博讯 boxun.com)

     1960年前后,中国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造成惨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大跃进”,而是合作化、公社化,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要消灭私有制,大饥荒是制度性的产物。
    
    
     (一)我是公社化的参与者、见证人
    
     1957年我毕业于山东大学,留校任教。不久就被派去农村“劳动锻炼”,1958年实现“公社化”,我正在青岛郊区李村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三同)。后来返回学校,因为李村离山大很近(当时山大在青岛),所以经常有时间去公社回访。根据我亲身的体验,大饥荒的起因是“合作化”“公社化”。
    
    
    
     当时的公社,提倡军事化,每天几十个人排队下地劳动。农家没有钟表,到了出工时间,队长敲打挂在树上的半截铁轨!有时吹号,催了几遍,人还不齐,大家只能等着,待到人齐才下地,干不大功夫,有人嚷嚷“该歇歇了”,于是大家就坐在地头聊天,天南海北地扯淡,也不知道歇了多少时间,队长喊了一声:“该干了”,大家就慢腾腾的起来干活!中午收工是看太阳,没有准确时间,阴天更没准,只要天上飘来雨星,大家就一哄而散,拔腿往家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不多!
    
    
     公社实行“按劳分配”,每天收工后大家坐在一起评工、记分,但一起刨地,怎能评出谁干的多少?质量好坏呢?领着干活的队长,自然要给他评最高分,明显身强力壮的也评得比较高,有个老大爷,60多岁了,因为他热爱公社,“思想好”,政治挂帅也评高分,其他人,大差不差,谁也不好意思挑别人的毛病,最后的结果:大家差不多!
    
    
     公社的现金收入有限,一年下来,一天的工分扣了粮食钱,少的时候只得几分现金,家中劳力少的还要倒欠公社!社员分配主要是粮食,而粮食是按照人头分的,不管男女老少,有一口人就分一份粮食,这种分配,和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大家看到干好干孬都一样,谁还下力干活呢?于是就有了怠工、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我和社员一起刨地,就在地里聊天,一位社员告诉我,别拄着镢头聊天,队长看到会挨批!慢慢干,队长不能说啥!
    
    (
    
     二)公社办食堂、养猪场和公共厕所
    
    
    
     建立公社后农家几千年习惯的生活方式被完全改变。
    
    原来的农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单元,每家拥有几亩或十几亩地,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男人日出而作,女人在家做饭、养猪、粮食和燃料很节省,农家剩饭可以喂猪养鸡。北方农村做饭,烟道通过土炕,可以取暖。秋天收了地瓜(红薯),大白菜都放到屋子里防冻,一直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公社搞食堂,家里的炊具搬到食堂去了!收工以后,大家还要到食堂排队领取食物,冬天到家饭菜都凉了!办食堂后,家中不做饭,取暖就成了大问题,冬天狠难熬!
    
    
    
     公社化后粮食成了公有财产,家中粮食全部被抄走,农户不能养猪,养鸡很难!全国肉蛋产量大幅下降,猪肉大减产城市实行配给制,每月发放肉票、蛋票、油票等几十种,城市有的月份(济南)一月发一两肉票。
    
    
     农家的猪,也集中起来由社队喂养,地里打下粮食直接送到食堂或社队仓库,1958年地瓜(红薯)大丰收,无处存放,于是堆在地里,用玉米秸,地瓜叶盖住。到了冬天,地瓜冻烂了拉到养猪场喂猪,结果很多猪毒死了!初级社的时候,每户还可以有一些自留地,种植一些儿蔬菜、饲料,自己养猪、养鸡,多了可以到集市上卖蛋,补贴家中开销,公社化后这些财源断掉了,城市里发放粮票、肉票、蛋票、油票、布票。农民每月没有这种待遇。
    
    
    
     过去农家的院子里有不小的“厕所”(北方人叫茅房)。既供一家人拉屎撒尿,又是养猪的地方,人拉屎后猪会来吃,把人体排泄物的营养充分吸收,农户还会在粪坑上撒一层黄土,既可以防臭又可以积攒肥料。公社化后,我们那个村填平农家茅房,在街道上建公共厕所!开始农家看起来比较干净,但是大小便很不方便,特别小孩,照样在自家院子里拉屎撒尿。建公共厕所缺少石料,就把一些坟墓拆平,墓碑用来修建厕所,墓碑的后人,感觉到祖先的牌位在厕所里面供人拉屎撒尿,是亵渎先人,要求归还!最后还是恢复了农家各自的厕所。
    
    
     (三)干部问题
    
     一家一户单干,家长不但要考虑明年,还要考虑晚年和子孙。公社干部随时可能调换,他们的行为只考虑眼前利益很少顾及将来,他们不知道几年后自己到哪里去当官。
    
    
     由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很多事情都是上面说了算,公社的干部,多没有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能力!他们上台之后,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他们当官,是上级任命的,不存在选举!所以处理事情,指挥生产是只讲政治不讲科学,决策时心血来潮,随意而为!这就是所谓的“瞎指挥”!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甚至荒唐的的决策,!原来的单干户,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决定种植什么,何时播种锄草收割!合作化后队长要指挥几十几百人的劳作!很困难!有的干部独断专横,为了简单,就做粗放式指挥,冬天地里活少,他们就凭想象决定,让大家深翻土地(我就参加过这种劳动),很多人排起队,将土地深挖一米多深!结果生土翻到了表面,不增产反而大减产!有的庄稼刚刚长到一尺多高,要把它拔掉,改种棉花,这样的来回折腾,粮食怎能不减产!
    
    
     干部经常多报粮食产量,以便邀功,这就是“浮夸风”。上面要求他们按照上报的产量交公粮,交不出,就只有克扣社员口粮,到百姓家抄粮食完成上级任务(实际上是吹牛上的税),农民只能忍饥挨饿,逼疯了甚至吃自己的孩子!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公”就是共产,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成了公社财产,甚至农家的建材炊具也遭“共产”!公社要“共”生产队的产,穷队要“共”富队的产。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肆虐乡里。
    
    
    
    农村大牲畜,如耕牛,骡马等,随着公社化全部交由公社集体饲养,哑巴畜生进了公社后,都饿的骨瘦如柴,大量死亡,因为饲养员,绝对不会像对待自己家的牲口一样去对待公社的牛马!本来私有的大型农具,收为公社所有,保管不善,大量毁坏,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
    
    
    
     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有很大的权力,有财权、分配权、调度权,权力不受制约,于是吃香喝辣,贪污腐化,私下流传公社干部“夜夜新郎官,村村都有丈母娘!”这些行为当然引起农民的普遍反感!公社化后,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大下降,造成粮食减产出现大饥荒,开始吃树叶树皮,后来就偷吃社里的青苗,当时有个流行很广的民谣:“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没有成熟的麦穗玉米被社员偷吃,必然影响粮食夏收秋收,造成大饥荒进一步蔓延。
    
    
    (四)大饥荒中饿死多少人?
    
     《红太阳的陨落》(注一)一书中披露,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公布的饿死人的权威数字: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省级行政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一十一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八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七十万八千多人。
    
    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人”。
    
    
     这应该是官方统计数字,其实饿死人的数字不会更少,因为现在是中共掌权,不会夸大死亡数字!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注二)一书公布了多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都超过3000万。
    
    
     如果按照安徽的比例,全国饿死的人数也远超过三千万,安徽的数字是:“1958年凤阳县人口40万人,到1961年下降到24万人,净减少16万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注三)
    
    
     (五)公社化中的人吃人
    
    关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年代,中国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当时我就听说有的地方卖人肉包子,近年国内外已有大量报导!
    
    
    
     《炎黄春秋》发表了时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的访谈录,述说了祖母吃孙女的记录(注四):
    
     “这年(1958年)冬天,(河南省)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就见人们浮肿的利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觉,看不见粮食,看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炎黄春秋》发表了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记录的人吃人(注三):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发生人相食”…………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即人吃人-作者)1289起,其中阜阳302起,蚌埠721起,芜湖55起,六安8起,安庆2起,合肥201起”………“.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工发生此类案件619起”……..“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 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从处理请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达到70%以上”………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做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有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公安厅的报告: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人口40万人,到1961年下降到24万人,净减少16万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 “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情况,问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盲目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墓碑》(注二)中记录的人吃人:该书第四章‘“安徽不安”第3节,“亳县的惨剧”第五部分,专门描写,人吃人的惨剧。该书第六章:“富饶的饥”其中第五节,“江苏也有人吃人”
    
    
     贾斯柏 贝克先生在中国北京住过十五年,曾经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他在国内做过大量采访,写了《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注五)。该书中第14章,“人吃人”,(317页)大量记录了,中国大饥荒中人吃人的事实,他不但记录了中国的人吃人,而且还记录了,苏联在合作化时期,即1932年――1933年,在苏联乌克兰的饥荒中,发生了和中国公社化年代类似的人吃人现象。“1933年6月意大利驻乌克兰领事馆的领事在报告中提到,法庭开庭以前,就已经收到三百例人吃人案件等待审理。我熟识的医生朋友就告诉我说,他们还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
    
    
     张戎女士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中,记录了四川一位党内高级干部向她讲叙的事件:
    
    “一天,一个农民闯进他的房间,跪倒在地上就是一阵痛哭。说自己犯了不赦之罪,祈求惩罚。最后才弄清楚,这人杀了自己的婴儿,并吃了孩子的肉。饥饿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魔鬼驱使他动力。他发疯似的揪打自己,脸上泪花滚滚。我认识的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来,后来枪决了他,以警告那些杀害儿童者。”
    
    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辽宁,省党报曾报道了人吃人案件。在《劫:图份额中国妇女的自白》一书中,杨紫安记录了一位同学告诉她发生在本村的一件事:“一位农家妇女不能忍受她两岁女儿饥饿难耐的哭闹,也可能苦于无力结束孩子的苦难,只好把孩子扼死。她把孩子的尸体交给丈夫让他去埋。没想到这父亲因饥饿精神失常,把孩子放进锅里,和找来的一点野草的等一起煮了。他还强迫这母亲也去吃一碗。这位妇女痛心而又悔恨把丈夫的行径向当局报告了。实际上她即使坦白也于事无补。虽然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没有禁止人吃人的条文,但是在公安部门处理这类普遍村子的案件时,都采用了最严厉的手段。这夫妇二人被捕后,都被立即枪决了。”(注五《饿鬼》14章P318)
    
    
     公元前,205年汉朝发生大饥荒,汉高祖刘邦下令:允许买卖或者吃他们的孩子,以缓解饥荒,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
    
    汉高祖还是有人性的,他知道,与其让很多人饿死,不如准许他们去买卖孩子“易子而食”(注五《饿鬼》14章P317)
    
    
     但是共产党干部在2000年后因为公社化造成的大饥荒,也发生了人吃人,他们的做法却是:把因为饥饿难忍,吃了自己孩子的父母被逮捕、判刑、.饿死在监狱中。这种事例说明,当时的党国的一些领导人,远不如2000年前的汉高祖体恤民情。汉高祖知道,人饿到了要吃自己亲骨头的时候,那已经是万不得已的求生手段了,有人性的父母官,遇到了人吃人事件首先应该自责反省,而不应镇压孩子可怜的父母。
    
    
     在公社化年代里,基层发现人吃人的,肯定会反映到中共高层,刘少奇曾经讲过“人吃人是要上书的”,“要被载入史册的”后来受到无情的打击,在他死前还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还说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这些讲话来看,他与那些“伟大领袖”,伟大的“革命家”相比,还是个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一个人如果既不怕上天有眼,也不害怕善恶报应,历史的审判,更不管将来的名声,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个魔鬼型的人物,和当时的刘少奇是不一样的。
    
    
    (六)我在城市中经历大饥荒
    
    1959年我已经回到大学教书,在大饥荒的年代,我也同样受到饥饿的煎熬,当时的教师,粮食的基本定量是27.5市斤(13.75公斤),缺少肉蛋,缺少油水,很多人由于饥饿得了浮肿病,有段时间,每个月大学保健大夫要做一次体检,检查方法非常简单,用大拇指使劲按额头或小腿骨,正常人很快恢复原来的状态,如果浮肿,凹陷处不会马上恢复!这个就是浮肿!凡是已经得病的老师,每月可以领到两斤黄豆,一斤鱼!大家把它叫做浮肿豆和浮肿鱼,吃了还真管用!
    
    
    
     当时我在的大学里已经不上体育课了,允许教师在运动场开荒种粮救灾,我抢到了一块几平方米的小地!在自由市场买了地瓜(红薯)秧,种上以后浇水、除锄草,每天都要去看看!快要成熟的时间,我很高兴,想想可以饱餐几顿了,心理美滋滋的。有位同事说赶快收了,不然会被偷。我想等它再长几天。结果第二天就被偷了,我看到一片狼籍的小地几乎掉出眼泪!因为小偷是半夜行动,看不清楚,所以还残留一些,我把剩余的全部挖出来,装了一脸盆!倒也吃了几顿饱饭!
    
    市区有些饭店,卖一些不要粮票的小杂鱼,要排很长的队,我利用课余时间去排队卖点充饥!有时排队的人很多!排两三个小时,店员宣布鱼卖光了,使人很扫兴!有一个教务处的老师,在她家院子里种了些胡萝卜,送了我两根,我对她十分的感动!几年以后见了面,还要谢谢她!
    
    
     当时,各省的食用油供应都很少,东北三省是产粮地区,吉林黑龙江每人每月供应半斤食油,吉林的陈锡联,是省革委会主任,军区司令员,为了表现他的先进,上交中央很多粮油,结果城市居民的食用油,每月只有三两(150克)!后来大家就叫陈锡联为“陈三两”。有的城市(如济南)有一年,每人每月只配给一两油(50克)
    
    在城市中,广为流传不挨饿的有三种人:一有权,二是有钱,三是副食店里卖油盐!当时的副食店除了凭票卖食用油,还卖豆制品,这些人,一般都饿不着!
    
    青岛市曾开设了一个卖高级食品店,不要粮票,但是贵的吓人,每斤高级点心卖十多块钱,当时三级的工人只有工资20几块,我大学本科毕业第一年工资才45元。当时听说一个小孩,偷着藏在了高级食品店里,过了一夜,早晨发现撑死在里面!
    
    
    
     大饥荒时期,城市中有些人不挨饿,军人是能吃饱的,我认识的一个亲戚是营级干部,当时城市很多妇女因饥饿而闭经,不能生孩子,他们家自1960年开始在大饥荒年代连续生了3个孩子,而且找了一个农村来不带粮票的保姆。那时很多农村妇女,侯在军官宿舍的周围,要求当保姆,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就行!城市生活比较好的另一部分人是,在饭店工作的人,常言道,三年大旱,饿不死做饭的!当时我一个亲戚在饭店做厨师,他多次请我到他家吃饭!
    
    
    (七)我对人民公社的认识
    
     1958年,我在农村当农民,住在农民家,感到人民公社和高级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且效率很低,回到学校后,大家围着问农村的事,我讲了一些。1960年,“反右倾”,我成了集中的批判的对象,说我不能正确的对待党的领导,对公社化不满。撤销了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1964年,山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开了大字报专栏,标题是:“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攻击人民公社。文革中的批斗、游街、关牛棚,都有攻击人民公社的问题! 1974被逮捕,在监狱中我潜心思考,回顾1949年后的历史,我终于认清了,很多问题,包括公社化的错误!和共产党的错误!
    
    
     1979年,我在济南市劳改支队,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评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注七:收录在《狱中上书》中)交给劳改队长请他发出。尽管在当时,由于监狱的环境,和担心被加刑的恐惧,不能秉笔直书,但还是指出“公社化”的错误。说明“公社化”是一场灾难。因为缺少统计数字,所以,只指出“人民公社”,使得“1958年以后生产急剧下降,全国人民被抛入饥饿的苦海,成千上万人因此而死亡,很多农村家家有哭声,无人不戴孝,这是一次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为制造的非战争行为的大灾难!”在这之后两年,共产党通过决议,否定人民公社。
    
    1982年,我被平反,回到山大,不久,我转到管理系主讲《国民经济管理学》,每个学期上课,我都特别重点讲公社化和大跃进的错误和教训,关于大饥荒死亡人数,我当时给学生讲的是约2000万人,这是根据当时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这也是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我开始讲课,对公社化饿死人不敢讲多了,怕被人抓到把柄,招惹是非!
    
    
    (八)社会主义国家,搞农业集体化,没有一个成功的,都存在大饥荒!
    
     在苏联,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共产党掌权,很快宣布土地为国家所有,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列宁写了《论合作社》在苏联全国推行的集体农庄,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1933――1937年苏联有一千一百万人死于饥荒,乌克兰有710万到820万人饿死,(注五82页)
    
    
    
     前几年朝鲜的饥荒,饿死约三百万人《饿鬼》(注五第10页),朝鲜在1945年,建立了共产国家,实行农业集体化,至今,60余年,饥荒不断。
    
    
    
     古巴,1961年,共产党建国,不久实行农业集体化,四十多年之后,很多农产品实行配给制,2009年才结束土豆的配给制度!并讨论取消食品的配给制(注八)。
    
     柬埔寨红色高棉建立政权,在农村,在城市建立公有制,全国700万人口死了约200万(详见孙文广《百年祸国》P45)蒙古、越南、安多拉,都因农业集体化而发生饥荒(注五第10页)
    
    
    
     中国从1953年搞合作化三十年后到实行包产到户后,取消了人民公社,废除了生产队。恢复了单干(包产到户)结果立竿见影,农业飞快发展!这说明了,在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建立集体所有制必然破坏农业发展。在农村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应该否定的。
    
    
    (九)自然灾害、大跃进不是大饥荒的主因
    
    关于大饥荒的原因,过去曾经有过很多不实之词:一种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减产。《墓碑》一书,第15章,“罪不在天灾”,用大量的数据,和360个气象站点的资料,说明了,1959――1961三年间,并没有全国性大灾害。当时我在青岛,一位的老人问道:陆地上有自然灾害,难道海里也有灾害吗?为什么海鱼也减产。海洋捕捞,属于公社的一种副业,私人的渔船,也都成了公社的财产。渔民的劳动积极性,同样受到了摧残,造成海产品的大减产,市场上海产品脱销,很多事情说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只是当局责开脱责任的说辞。
    
    
    第二种说法是: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这种说法直至今天还经常能够听到。“大跃进”,主要是“大炼钢铁”,其目的是在1958年让钢铁的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此搞土法炼钢!但是,这种狂热的大炼钢铁,主要是在城镇,集中在1958年,持续时间不长对农村没有太大影响。到了1959年上半年,这种大炼钢铁的高潮基本过去,它不像合作化公社化在农村那样的普及,没有一个村庄漏网!持续时间从1953年开始一直延续的三十年时间!把大饥荒责任推给“大跃进”,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为什么苏联、北朝鲜、古巴、红色高棉只搞农业集体化合作化不搞大跃进也照样饿死人吗!实际上,1960年前的后大饥荒,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造成的,是制度性的产物,因为要消灭私有制,推广合作化公社化,正是这种的冲动造成大饥荒。
    
    
     公社化阶段,在全国流行一个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时,党国的一些领导人,抱着满怀共产主义产乌托邦激情,把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作旗帜,让很多无知百姓和基层干部跟在他们的后面,进入了大饥荒的年代!掉进了黑暗的深渊!
    
    
     直到今天,当局依旧不敢公开承认1960前后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也不不敢承认这是 “公社化”造成的,早期他们把这三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过多少年的灌输,现在还保留 “三年自然灾害”之说,有的学者,近年已经改口称是“三年困难时期”,其实应该叫做“大饥荒时期”!有人说饥荒是“大跃进”造成,多半是缺少历史知识,更是当局混淆视听造成的,还有的人则是要隐瞒真相。他们想隐瞒所谓“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在三十年中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业。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灾难!造隐瞒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三千多万人被饿死的惨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至今还规定,国有经济应占主导地位,至今中共的法律还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样的制度现在还继续在束缚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埋伏隐患!我们应该提出修改宪法除去“社会主义”!
    
    
    
    现在中共当局,极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他们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又说是“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为何不敢面对现实?这是因为,中共不想触及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敢承认,饥荒是制度造成的。因为,关于“大跃进”可以说是某些人头脑一时发热,而这种发热在什么制度下都可能发生,说饥荒产生于大跃进是开脱现执政党的责任!中共当局,把饥荒的责任,先是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再推给几个前人(毛泽东、四人帮),大饥荒,死亡”三千多万人,共产党应该承担责任!当时推行公社化的重要文件,都是共产党通过的决议!合作化公社化运动,是由中共各级组织层层推动实施的。不能只说毛泽东犯了错误就算完了,应该分析共产党的错误和责任。
    
    
    
     大饥荒是制度性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国有化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中国、北朝鲜、柬埔寨、古巴都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大饥荒。
    
    
    
     农村的合作化和城市的消灭私有企业,推行国有化,建立大量国营企业,都是同样性质,都是破坏国民经济,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否定。
    
    
    (十)共产之灾:“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三年大饥荒
    
     大饥荒是公社化造成的,公社化是共产意识形态造成的。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二十世纪,共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有一段名言:说“共产党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注九)社会主义“革命”合作化、公社化就是要消灭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的“私有制”。这就是三年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的理论根据。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叫土地革命,或土地战争,其目的是消灭地主富农的私有制!经过土改,首先没收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财产,不但共了地富的私有产,还要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专政对象”,这个就是新民主义“革命”!土改之后,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要消灭私有制,城市中通过“公私合营”,共了资本家的产,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或集体企业。
    
    在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共农民的产,把农民的私有土地牲畜,变成公社所有。
    
    “公社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的主要内容,其推行是循序渐进的,温水煮青蛙!开始搞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可以入股,说可以自愿参加自愿退出,可那都是骗人的,好景不长,到了1955年,成立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就成了合作社公有!到了公社,不但土地也归公有,连大牲畜,自留地,都成了公社财产,办的食堂,家中的主要炊具,都搬到食堂去,成了公有财产,这个消灭私有制的,公社化的失败,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
    
    
    
     大饥荒是发生在1960年前后,但是在某些地区饥荒在1955年已经开始。
    
    饥荒和粮食产量是密切相关,粮食产量和粮票的出现更是一致的,中国的粮票,最早出现在1953年,那是合作化刚刚开始,合作化进入高级合作社的时候,粮食更加紧张。不但买粮食需要粮票,买食用油需要油票,买肉需要肉票!还有肥皂等90种票证,后来出现了大饥荒,在很多人的反对下,中共上层作出让步,1962年后允许农民种植少量的“自留地”(大概只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左右)。农民的饥饿情况很快就有改观,到了80年代,取消了人民公社,取消了生产队,粮食产量飞速发展, 1960年。中国有大约6亿人口,过了50年,人口增长到13亿,人口翻了一番,耕地面减少很多,因为解散了人民公社,现在的粮食,照样能够养活13亿人口,而且丰衣足食,众所周知的事实充分的说明,造成大饥荒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罪魁祸首!公社化应该受到民众的永远唾弃,中国应该扫除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错误迟迟不能纠正?“公社化”开始于1958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把一大批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把他们批倒批臭,有很多甚至关进了监狱。在公社化中,当局很多违反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举措,听不到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没有人敢说)而唱赞歌的人却都升官了。
    
    
     过去农村的精英,是地主富农,他们精通农业农业经济。但是土改后,他们都 成了“阶级敌人”,被剥夺了公民最基本权利!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如果对公社化提出批评,那就是攻击合作化,不但是被批斗,而且能成为判刑的根据,我在农村的哥哥,当时为此就判了4年刑。对他们的打压,也是对民众的震慑,到后来对合作化、公社化谁也不敢提反对意见。
    
    1959年,在共产党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元帅,仗义直言,批评公社化,结果他和张闻天,周小舟等,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撤销职务,党内的反对派被打压下去,到了1962年,刘少奇回顾历史说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文革中他被批成,最大的资本主义走资派,给他诬加了“叛徒”、 “内奸”、“工贼”的罪名永远开除出党!
    
    
     从此“公社化” “合作化”的问题,无人再敢置词。一直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人们才敢逐步的揭露公社化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才取消人民公社。但是至今中共当局也没有否认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会留下后患。今年是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饥荒开始五十周年,我谨以此文纪念三千多万饿死的无辜死难者。
    
    
     注一:《红太阳的陨落》作者辛子陵(原解放军大校曾任国防大学研究员)2007年在香港出版
    
     注二:《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7年8月香港出版,作者: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注三: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的记录,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十期《安徽省特殊案件 原始记录》。
    
     注四:《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中共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作者任彦芳
    
     注五:《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作者:贾斯柏。贝克在中国北京住过十五年,该作者曾经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为了写《饿鬼》一书,他在国内做过大量采访,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出了这本书的中文版。
    
     注六:《鸿.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作者张戎女士,在海外出版
    
     注七:孙文广《狱中上书》2002年在香港出版。
    
     注八:2009年11月6日美联社
    
     注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P85
    
     2009年11月30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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