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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价值观的幻象——读《身份与暴力》/余心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6日 转载)
    
        记得2002年,阿马蒂亚.森之大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甫一问世,激起我的兴趣和热情,为此查阅有关资料,尤其是森教授的自传(见诺贝尔奖网站,据此简要介绍阿马蒂亚.森的文章可见2006年9月6日《中华读书报》)。随后以“作为伦理学家的阿马蒂亚.森”为题撰成书评,发表在21世纪报系。文中特别介绍了森教授对于李光耀之亚洲价值观命题的批驳,但甚为简单,点到为止。后一直关注森教授纯经济学著作之外的著作。2005年出版《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文版,2007)和2006年的《身份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W. W. Norton)再次让我们感受森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风范。本文借助新书,从“亚洲价值观”的思辨谈起。
          (博讯 boxun.com)

        1995年,森教授在他的祖国之贫穷地区加尔各达,即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嬷嬷长期服侍穷人的地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浓缩版本收入《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演讲,其中一节的标题为:逃避性的“亚洲价值观”。森教授直指要害:
        
        在数个亚洲国家,诸当局据以如此叫嚣的“亚洲价值观”之特殊性到底是什么?那些论证,诉诸“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之处,为的是抵抗民权(尤其是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表达的自由)的重要性。在这种解释底下,抵抗西方霸权——本身是值得尊重的理由——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为压制新闻自由和强暴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提供辩护,其依据就是,在被声称的“亚洲价值观”的体系下,这些自由被断言为是不重要的。
        
        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丁.戈迪默誉为“非常罕见地融伟大的智力和全然的人格投入于一身”的森教授不愿意只论不辨。他进一步指出,上述辩解模式存在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即使被显明,此类自由在亚洲思想和传统中比不上在西方那样重要,那么,以这种辩解模式为在亚洲强暴这些自由来作辩护也难以令人信服。这是因为,把人权上的冲突视为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一方和亚洲的抵抗为另一方之间的战斗就使得辩论偏离了中心问题:这在当代亚洲有什么意义?——在亚洲,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根本不清楚的是,历史上,自由和宽容的重要性是更系统地相系于西方还是亚洲?显然,当代形式的个体自由对于亚洲和西方来说,都是相对新颖的观念,尽管西方抵达这些观念要早一些(历经文艺复兴、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等),但分叉却是相当近期的事情。正如以赛亚.伯林在回答“在何时和何种情形下,个体自由起先在西方得到彰显的?”这一问题时提到的:“我在古代世界中根本没有发现其清晰表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而事实上,自由和宽容不能只被视为长期的西方传统。亚洲传统的资源也是相当丰富。总之,在自由和宽容主题上,所谓的西方传统和亚洲传统之间的尖锐对立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根本没有证据说,柏拉图或者奥古斯丁比孔子更讲宽容或更少一点威权主义。
        
        新著《身份与暴力》原本是以“身份的未来”为题于2001年秋-2002年春之际在波士顿大学所作讲座,接续了在1999年在牛津大学的“身份之前的理性”公开讲座的思想,但是,它被放在了更广袤的视界——本书属于“我们的时代议题”丛书系列。是书也涉及亚洲价值观,其驳斥的主要观点是:亚洲价值观珍视纪律和秩序,而且被说成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论调告诉西方:西方尽可保持其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亚洲因其坚持守秩序、有纪律的行为举止,将做得更好。阿马蒂亚.森对此同样指出,李光耀有关亚洲价值观的概括难以基于对亚洲历史上的经典之不带偏见的阅读以及亚洲的当代经验和著述。在李光耀等人的命题中,对亚洲价值观的诊断显然是一种面对自由和权利的“西方故乡说”之主张的反动性反应模式。这种反应模式不是挑战“西方故乡说”,而是如此虚弱地辩论说:是的,我们对于西方的自由和权利观念没多少贡献,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东西。此种反西方的修辞,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还是魂系西方。
        
        写下此短文的今天,恰是“9.11”恐怖事件五周年。某种程度上,“9.11”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打开充满了文化仇恨和宗教仇恨的潘多拉之盒,释放出一场基于“文明冲突论”的战争。根据森教授的诊断,那些地方的人们处于一个共同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与暴力相处,这一暴力的持久存在乃是因为一个幻象,阿马蒂亚·森称之为“特殊的、无以选择的身份的幻象”。出自他卓越头脑的论辩是要通过理智的选择改变世界。他希望读者认识到,每一个体都有着由诸多身份组成的系谱,而不是仅有一个生下来就有的身份。在论证这一观点时,他特别用了一个特殊的说法:自我的缩影化。这种缩影化剥夺了个体选择许许多多身份的权利,把一个生动多面的人简约为单一的,而且常常是有损人格的身份。
        
        最近读到海外中国古代史家许倬云教授的“亚细亚的四大部洲”一文,其中的观点更为成熟,足以取代李光耀之说:
        
        在西方二百年的强势压力下,南区(指喜玛拉雅山以南地区)曾完全压垮,东区(指喜玛拉雅山以东地区)曾在打击下,有过长期的“脑震荡”的效应。然而这两个长期孕育滋长的文明,将最能提供与西方犹太-基督-资本主义世界互补的文化资源。二百年来南区与东区只是被动的抵抗与接受西方世界,今日以后,这两个地区应当积极自省,也当主动的参与重建人类共同文化的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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