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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按語歸納邓小平晚年的十大罪狀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3日 转载)
     【中國之春社張英按】日前,本社報道述評精於中國三峽大壩、南水北調等水利工程問題的旅德地理學家王維洛博士,十月十八日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演講其作品《三峽工程三十六計》一書提要的序,《上天給三峽工程的判決:凌遲》全文;以及報道述評《文婧專訪王維洛: 三峽工程「從頭」說——三峽工程背後的真相》。
    
     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內封殺反對派的三峽工程「弊大於利」聲音,海外網絡則有自由討論空間,例如《海納百川》論壇首頁「罕見奇談」,最近圍繞王維洛的三峽工程說,反對派與支上派又在激烈爭辯。但是,如同張英也揭露攻訐民運叫「黃鐘」的擁有中共廣東省國安廳警官證特務,他又倒打一扒,造謠惑眾,反而污蔑張某是「貨真價實的中共特務」那樣,不因為王維洛教授揭露了「三峽工程三十六計」的中共巨騙,他反而被污蔑為「騙子」,人妖顛倒,姑息養姦,難道這個世界真的冇公理可言嗎? (博讯 boxun.com)

    
     今發表王維洛教授該書的《結束語》替反上派助興,簡介其按照古代三十六計次序,抨擊納粹中共當下在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決策和建設過程中間,所運用之禍國殃民的三十六條陰謀詭計,以正視聽。三十六計的核心是「詐」,兵不厭詐。我對中共三峽大壩胡亂上馬的三十六計,其中數計,略作點評,補充說明。或者說,讀後感罷。
     譬如,「第一計:瞞天過海」,維洛說「李銳對鄧小平有如下的評價:鄧小平晚年辦了兩件錯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峽工程」。這話不錯,切中要害。其實, 鄧小平晚年,何止辦錯兩件大事,至少另有八件罪過:三是鄧小平一九五七任中共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他至死拒不對反右運動冤、假、錯案八百零一萬「右派」(即「右派分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內定右派」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工農右派」三百四十萬人,是瞞天過海的所謂「五十萬右派」十六倍)的平反賠償,而保留錯劃的三十名「右派分子」卻不「改正」,以示中共反右「正確」,至于那無辜的八百萬「右派」,祗是「擴大化」而已;四是鄧小平固執己見,對提出「軍隊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劉伯承元帥,在劉帥一九八七去世前就是「不能平反」,並不準發劉帥新軍裝,因為鄧是一九五八中共「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組長,正是「鄧小平把劉伯承送進中南海懷仁堂,在千人大會上帶病做檢查」的,這不啻是對「劉鄧大軍」的莫大諷刺;五是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鄧小平為挽救因中共輸出革命而使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慘死的紅色高棉覆滅,盲目發動侵略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爭,中越以七比一死亡代價慘勝後退回原地,視二十萬中國軍人生命如同兒戲;六是鄧小平把「四項基本原則」入憲,這是套在「反自由化」等全民頭上的緊箍咒;七是鄧小平利令智昏,扼殺一九七九以民主牆為代表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八是一九八三夏秋,鄧小平唆使中共在整個中國大陸從重從快「嚴打」,一百六十多萬中國公民被從嚴冤枉槍斃、或被錯判無期和長期徒刑入獄;九是一九八九,鄧小平支持胡錦濤,中共軍警三月在拉薩血腥鎮壓和平請愿的西藏僧侶;十是鄧小平在黨內也專制極權,八十年代先後罷黜了中共三位主要領導人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自廢黨內開明派或民主派的旗幟,等等——歸納鄧小平晚年十大罪狀。
    
     維洛指出的「第三計:借刀殺人」, 埃及阿斯旺大壩工程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社會問題,以及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早已成為國際上重要的經驗教訓。例如尼羅河上游泥沙淤高河床斷航,下游灌區土地肥力不斷下降,兩岸出現土壤鹽鹼化,庫區和下游水質惡化,尼羅河三角洲海岸線不斷後退,喪失國土等等,亦是一九九二年二月中旬,設在荷蘭的國際水域法庭,審理的世界上十一個大壩案之一,宣判阿斯旺大壩也是人為製造的大災難。西方國家吸取了阿斯旺大壩工程的教訓,紛紛放棄了建設大型、巨大型水庫大壩工程。一九八六年,李鵬曾率領眾多親信組成中國代表團,訪問埃及,參觀阿斯旺大壩工程。回國之後,顛倒黑白,利用宣傳阿斯旺大壩工程的「正面效益」,竟把阿斯旺大壩的壞事,變成上三峽大壩的「好事」,打擊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可笑亦可復悲。
    
     維洛所說「第五計:趁火打劫」,指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央決策層鎮壓學生所要求的民主運動。三峽工程主上派,竟利用此機會,將與學生運動毫無關係的三峽工程反對派組織者戴晴,打成天安門事件的黑手,投入監獄。並以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為線索,向該書的文章作者開刀,……三峽工程反對派不得在公開場合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也無法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不久前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流亡瑞典異議作家茉莉戲稱,她走上「反革命」道路受到戴晴影響;我對戴晴笑說:本人比你「反革命」還早二十多年,但我反對三峽大壩工程上馬,的確受到你主編《長江長江》一書的影響……。
     其中《長江長江》作者之一陸欽侃先生,認為「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王維洛在「第十五計:調虎離山」中,講到陸佑楣:「要問中國誰最瞭解長江?誰最瞭解長江洪水?誰最瞭解長江三峽工程?當然要數全國政協委員陸欽侃。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技術總顧問。全國政協雖然是個政治花瓶,但是全國政協有人才,有資金,有時間,有資訊來源,政治花瓶中起波瀾,也會產生蝴蝶效應。利用六四事件,在政治上予以打擊,利用換屆,取消陸欽侃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陸欽侃曾領導撰寫及審核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一場考生自己當考官的考試,後來又是三峽工程總指揮。最初建設的構想因為大量政治因素滲入,而從一個單純的水利工程,變成了世紀神話。轉了彎子,並未「失去用武之地」。今年三月,「功成身退」的他老人家以九四高齡,應邀訪問台灣,在回答如何解決三峽工程諸多後遺症時,陸佑楣的回答相當微妙,稱「三峽問題有解」,給出了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替三峽大壩工程詭辯。
    
     維洛談及的「第七計:無中生有」,與「第二十一計:金蟬脫殼」,正是一體兩面,以「金蟬脫殼」之計,來逃脫這種「無中生有」的惡果罪責,乃共產黨的慣技。原本「水從高處向低處流」,這是最簡單的道理。豈知三峽工程主上派,刻意捏造「水庫基本沒有水力坡度」的怪論:三峽大壩壩址處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大壩上遊幾百公里之外地方水位,依然是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三峽工程移民人數和移民安置,都是按照這條沒有水力坡度的「移民紅線」計算的。按照這個「無中生有」的理論,三峽工程移民人數僅為一百一十三萬人,騙取三分之二全國人大代表的舉手同意上馬。至二○○六年底,三峽工程已經強迫遷移了一百三十萬居民,比計畫總移民數實際還多出了十七萬。而此時三峽水庫蓄水到海拔才一百五十六米,距離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還有十九米,距離最高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三米還有二十七米。許多已經蓋了新房的移民還必須再次搬遷,這些新房還要被庫水淹沒,重新安置,如何解釋原因?難道讓決策者說:對不起,我們以為毛澤東「高峽出平湖」是真理,忘了水是從高處向低處流的道理。當然不用指望。于是「金蟬脫殼」,由重慶市府出面,以所謂「一小時經濟圈」的城市區域發展戰略為由,再次移民四百萬找出路。這與我們一九九二在國際水庭陳訴,預計三峽大壩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至少六百萬人流離失所而被強迫移民,大體相符。三峽大壩工程移民問題是個大問題,如何應對被涉及民眾的反對,中共採取的措施是抽薪止沸,剪草除根。例如三峽庫區雲陽縣移民,將三峽工程關於移民賠償的規定,告訴香港的記者,竟被判「洩露國家機密罪」;又如三峽庫區秭歸縣移民傅先財,接受德國電視一台採訪,講述中共答應的移民款只有三分之一到達移民手中,被公安局召去談話後,在回家路上遭到黑棍打擊,導致終身癱瘓。即便中共「金蟬脫殼」,甚至按「第十九計:釜底抽薪」,暴力脅逼,也逃脫不掉三峽大壩工程的最終失敗,走向最後的崩潰。
    
     至以「第十計:笑裡藏刀」,維洛說及:一九八六年,水電部部長錢正英出任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組長,她將中國最為優秀的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拒絕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之外(一九五七年三門峽工程論證時,正是黃萬里乃唯一主張大壩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對者,三門峽大壩失敗的實踐已證明其正確,而他又是唯一明確反對修建三峽大壩的權威專家)。一九八八年,錢正英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黃萬里,卻對黃萬里多方照顧,並告訴他,她是黃萬里本家嫂嫂,事後又攜夫到黃萬里家中「認親」拜訪。錢正英對黃萬里表現出的「關照」,目的祗有一個,就是要說服黃萬里,停止對於三峽大壩工程以及對於中共水利政策的批評。我補充說的,是問:錢正英既要「認親」,為甚麼不認撫養她長大直至大學畢業工作的親叔父錢更生老先生呢?錢更生是我在上海閘北銀行的同仁,並無私交,四十三年前對我大講錢正英「沒有良心」,他說其是一九五七就造中共反的「老造反」,中共中央委員、水利部長錢正英「劃清界線」,不幫老子摘「右派分子」帽子。在我主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行工作期間,全市各行在整個文革浩劫中,無一個「走資派」或「右派」被戴高帽、掛牌子和遊街示眾,甚至有些正派的上海市委書記、市委常委和區委書記被武鬥時,閘北銀行也成了「避風港」;當時上海,三萬五千名金融、財稅幹部無一人被捕入獄;一九六七年三月起上海行普選革命委員會成員,包括錢更生等在內的未摘帽右派,均有不分黨派的公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權,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有一次,錢更生膽大妄為,把一枚大洋釘,釘著掛在營業大廳的毛澤東像喉嚨中間,有人說他是故意「陷害」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張某以「錢老頭年紀大了,高度近視,早上光線暗淡,看錯了眼」為由,主張「留在行內批一下算啦」,反對公安局逮捕,嚴辦槍斃。錢更生死裡逃生,真正「更生」後感嘆說:共產黨不講人性,還是造反派最有人性!
    
     維洛談到的「第十三計:打草驚蛇」、「第二十三計:遠交近攻」,這又是一體兩面。《結束語》說,「二○○二年初,傳來三峽大壩出現裂縫的消息,一時在媒體中廣為傳播,給三峽工程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根據記者趙世龍的回憶,是三峽總公司的領導主動向媒體透露了大壩出現裂縫的新聞,原因是三峽總公司剛剛換了幾個老總,新來者不願為前面工程品質背黑鍋,所以很委婉巧妙地將此消息透露出來,打草驚蛇。」
     並說:「由中國政府出面邀請、加拿大政府出資,加拿大長江聯營公司為中國方面編制了一份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目的是幫助加拿大公司優先拿到三峽工程建設主要項目和提供發電機組等設備的合同。加拿大公司出於私利,有意過低估計三峽工程的生態、社會負面影響,支援三峽工程早日動工。三峽工程決策者則用加拿大公司的結論壓制反對派。此乃遠交近攻。國際探查等組織將加拿大政府、加拿大公司告上『第二國際水利仲裁局』,其裁決中,不僅譴責加拿大政府資助這項喪失信用的可行性研究,也指責中國政府全然接受這份滿是疑點的可行性報告。」這裡講的「加拿大政府出資」,指的加拿大魁北克水電公司出資1400萬加元行賄,而由加拿大政府國際貿易發展局出面。所謂「第二國際水利仲裁局」,這是「國際水域法庭」的不同譯名;而「國際探查」,即「探測國際」。由加拿大長江聯營公司組成十幾位專家的長江旅游考察團,在中方提供的長江三峽大壩可行性研究報告上簽署而已,這種「遠交近攻」,所謂經「國際論證」,實際是「出口轉內銷」,胡亂愚弄國人。
     經加拿大探測國際、中國民主聯合陣線荷蘭分部、美國江河網絡委員會起訴的長江三峽大壩案,由五大洲八位專家組成陪審團的國際水庭,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一致宣判:被告中國政府、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魁北克水電公司敗訴,反對長江三峽大壩工程上馬!加拿大總理認為,這是加拿大的「恥辱」,責令撤銷魁北克水電公司為主的「加拿大長江聯營公司」;世界銀行也宣佈終結對三峽大壩工程的貸款。但在中國官方遊說下,德國西門子公司反而跟進。直至「二○○七年,德國媒體在暴露西門子公司賄賂案時,大有家醜也可以外揚之勢。根據報道,西門子公司中國業務商業賄賂問題最為嚴重。向三峽工程提供水輪發電機組的,就是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最大一筆業務。西門子公司賄賂案的曝光,對中國受賄者本應該『汝雖打草,吾已驚蛇』的效果。但是中國受賄者卻是打草蛇不驚,繼續逍遙法外」。
    
     王維洛揭露中共的「第三十三計:反間計」,點明「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馬世駿出任生態環境專業組組長,侯學煜出任顧問。馬世駿與侯學煜都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的生態環境專家。生態環境專業組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初步結論是,『弊大於利』。後來馬世駿的立場有所軟化,同意在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的結論的後面,補上一句話,即: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但侯學煜堅決不同意,馬世駿與侯學煜,因而發生尖銳矛盾。一九九一年在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之前,侯學煜、馬世駿先後去世。在馬世駿和侯學煜之間製造矛盾,利用其矛盾,讓方子雲取而代之,重新編寫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報告,得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是『利大於弊』的結論。這是利用反間計的典範」。有趣並可笑的是,方子雲正是反間計中的「間」,為名利而被中共三峽工程主上派所收買的「間」,他既在馬世駿與侯學煜主持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是「弊大於利」的論證報告上簽字,又在其所主持的「利大於弊」的論證結果上簽字,一九九二被中共國務院授予「有特殊貢獻的專家」。方子雲之流的人品、道德、骨氣以及學術水準,由此可見一斑。中國文化科學菁英,大多缺鈣,患軟骨病,一旦御用,為虎作倀。
    
     最後,中共三峽工程主上的當權派,「第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逃之夭夭。不久將來的「子孫後代一定會問,誰對三峽工程的錯誤決策負責?答案是,三峽工程的決策錯誤,無人承擔責任。整個三峽工程的決策程序和組織結構,決定了這樣一個結果:三峽工程如果成功,則為個別領導人立碑樹傳,流芳千古;三峽工程如果失敗,則無人要為這個錯誤決策承擔責任」。正如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天溢採訪王維洛報道所指出,三十六計最後一計,走為上,這也是這本書最後一章的題目。為此王維洛博士解釋說,「那麼為甚麼說在三峽工程中也有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呢? 這就是說三峽工程已經決策,已經建了,建到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到這是個錯誤。但是,這在三峽建設的整個決策過程中就已決定了,即使這個三峽工程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也不會有一個人會為這個錯誤的決策承擔責任,包括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從李鵬到張光斗、譚家真、錢正英,他們沒有一個人會為這個錯誤決策承擔責任。因為他們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已經為這個錯誤結果準備好了後路。他們已經為自己留下了一個逃生的計謀。」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中發(一九八六)十五號文下達《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佈置了一個任務,審議批準三峽工程。在中共大陸獨立建立暴政歷史上,祗有兩個工程是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的,一個是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一個是長江三峽大壩工程。直到今天,沒有一個人出來為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失敗的錯誤決策承擔責任。當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給「橡皮圖章」全國人大佈置「批準」三峽大壩工程疑案的任務時,就為可能出現的錯誤決策留下了一條退路。人人有責,人人不負責,正所謂「三十六計,走為上」也。似乎這是一個一變應萬變、無往不勝的計謀,為著逃脫罪在當代的千秋罵名,尋找遁詞。但當三峽總公司要三天放空水庫,或者是三峽大壩發生潰壩洪水,屆時居住在大壩下游、長江兩岸的一億居民,要想走就難了,浩劫難逃,生靈塗炭,嗚呼哀哉! ◇
    
    凌遲——上天給三峽工程的判決
    
     【中國之春社張英按】德國地理學家王維洛博士,國際著名的研究中國環境問題首屈一指專家。維洛與我、張佰笠、封從德、吳仁華、王超華、貝嶺、相林、白夢等等,一九九二旅台科研營同學。
     今年6.4二十週年紀念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在阿姆斯特丹會見德國學者仲維光和彭小明博士、比利時學者蔣學明和忻儉忠教授、 荷蘭學者路易、王國興和法國民主黨人董翔等等五十多位歐洲獨立學者、自由作家及民運人士代表座談會。
     會上,王維洛教授也發言:「達賴喇嘛您對生態環境有精闢的認識,那麼您也只講了西藏生態環境的問題。但是中國政府說達賴喇嘛在說謊,根據我的研究在中國生態環境最厲害的地方真如您指出的,是中國的河源地區,是中國的長江源、黃河源、瀾滄江源。這個地區居住的百分之九十的是藏人,雖然按著中國的地域劃分中它不在西藏自治區之內,它在青海省和四川省境內,但是歷史上藏區之藏族人生活的地方。我是提倡你所提出的,把整個西藏作為一個和平的區域,因為他不但是從文化宗教,也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只有把這個區看做一個生態系統,我們才能夠解決全球生態環境的問題,這樣既保護了西藏也拯救了中國。希望您談談中國對西藏生態環境的破壞。謝謝!」
     王維洛發言獲得達賴喇嘛高度好評,引起尊者回應的長篇大論:「這個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不僅僅是對西藏的生態環境,而且對印度、孟加拉、中國等有20多億的人受益。所以西藏的生態環境的保護已經成了很重要的。中共在講我們在要求大西藏。其實,我們沒有要求大西藏,沒有講大小的西藏……」。
    今年十月十八日,第六十一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落下帷幕前,王維洛演講其作品《三峽工程三十六計》一書提要。我因參加書展特別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舉行的記者會,分身乏術,未及聆聽維洛演講,但會後其題贈該厚重大作,給我、瑞典教授陳邁平博士(即萬之,著有《凱旋曲》、《十六歲的足球》等書)、詩人貝嶺等異議作家,並說按此書序言講的。現將王維洛《三峽工程三十六計》一書序,《上天給三峽工程的判決:凌遲》,全文發表以下,以饗讀者。
     正如王維洛抱憾說,「請原諒,我們沒有能夠阻止他們」,我也深有同感。關于長江三峽大壩案問題,一九九一年十月加拿大探測國際與民主中國陣線荷蘭分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荷蘭分部前身),向設在荷蘭的國際水域法庭起訴此案。接著,美國江河網絡委員會參與此案為第三原告。三被告是中國政府、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魁北克水電公司,因為中共《關於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所謂經「國際認證」,乃加拿大魁北克水電公司為搶此工程項目,出資1400萬加元行賄,由加拿大政府國際貿易發展局出面,在中方提供的長江三峽大壩可行性報告上,竟讓加拿大幾位專家組成的長江旅游考察團,以加拿大長江聯營公司名義簽署,實際是「出口轉內銷」,胡亂愚弄國人。為此,探測國際組織了水利、電力、地質、地震、氣侯、航運等方面九位專家寫了本書,論證三峽大壩是禍國殃民的全球性大災難工程,抨擊黑幕,並指出世界上所有大壩工程都是失敗的。三峽大壩將至少使六百萬人流離失所而被強迫移民,二百七十多處人文和自然景觀淹沒或消失,尤其對生態環境的極耑破壞,將引發壩區及其鄰近的四川、兩湖三省強地震,並使全球氣侯升溫變暖,極易引瀑長江中下游特大洪水,上游泥沙淤積逐漸淤高河床,不僅阻塞航運,而且庫尾重慶市將被淹沒,至少重慶港在長江畔消失,爾況斬斷中華父親河的「龍脈」,並非大禹治水的疏,竟是其父鯀的億萬倍堵,潰堤泛濫,一片澤國,滅頂之災,約有一億中國人死傷慘烈,生靈塗炭。為此,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由五大洲八位專家組成陪審團的國際水庭,一致宣判:反對三峽大壩上馬!
    
    我也舉起「反對三峽大壩」的中英文牌,全程見證了國際水庭對三峽大壩案進行的公開審理,發出中文獨家新聞報道述評,並公佈《判決書》全文十一條的中譯件,含台、港、澳在內的海外五十多家中文媒體,及時給予發表。美國楊建利博士,以此國際水庭報道和《判決書》,不但組織了三峽大壩研討會,並發動了一萬多名的學者、留學生簽名,反對三峽大壩上馬,還專門派專人送遞抗議文件給北京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人大代表、上海港務局長講,上海萬噸輪從三峽大壩閘口直達重慶港,簡直就是謊言,上海萬噸輪連南京長江大橋都通不過,後來才有官方改口「萬噸船隊」、「萬噸拖輪」之說。在人大會上,審理三峽工程議案,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反對票或棄權票,這在中國人大會議的「橡皮圖章」歷史上,實屬罕見的典型案例。
    
     一九九二年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我擬再與探測國際合作,一起籌備三峽大壩國際研討會,徐圖借重國際輿論壓力,力挽狂瀾。為著中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避免三峽大壩更多災難發生,曾當面遊說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理事長馬樹禮總統資政、秘書長高銘輝政務委員和副秘書長明居正教授,以及香港支聯會常委劉千石議員等朋友,大同盟和支聯會均表示了此項目贊助意向。由于當時我不想出頭,讓民運組織負責人出面,請「三國四方」(大陸分兩方、港台各一方),組成研討會籌委會的人選,但各持己見,「有我無你」,內部無法對話而流產。當然,可能有的資助也就從此告吹了。從此、尤其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國民聯、民陣華盛頓DC大會合併為中國民聯陣以來,整合結果,反而山頭林立,一分再分,另有共特破壞,從中漁利,回天乏力,是故張某對環境尚無大改變(天時)、脫離本土瞎折騰(地利)、人事條件不成熟(人和)、資源錯置不到位(缺錢)等等,孰不知對貼近本土大眾最重要的這種所謂海外民運「整合」,早已儆謝不敏。
    
    今次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著有《中國生態環境緊急報告》的異議作家鄭義沒有來,而我在聆聽著名異議作家、2000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先生演講《兩種不同文化中的寫作與生活》前,對同座的早先反對三峽大壩的《長江長江》一書主編戴晴說,我們也曾努力過,但未能阻止竊取權力的納粹中共倒行逆施。
    
    一句話,納粹中共罪不可赦,上天給中共三峽工程判決的凌遲,也是對中共專制極權判決的凌遲。◇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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