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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被逼到绝路的男子汉-范世春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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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被逼到绝路的男子汉-范世春

    
    按:本文是我正在写的集子“在暴风雨的夜里”的一篇,应该全部写完再发表的。 现在阿妞不牛正在明镜上讨论大庆问题,我相信这篇文章能够将大家 稍微带到那个历史的真实中, 就先发布了。
    
    也正是为了写这些文字, 我停掉了包括独评在内的博客活动,今天发在这里, 也是我对关心我当时为什么停博的朋友的一个解释, 当然我前面的路还很艰难, 要写的东西只完成了非常小的部分。
    
    
    
    (三)被逼到绝路的男子汉-范世春
    
    每当我听到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悲恸、苍凉的旋律的时候,我的脑子中就会浮现一付图画:
    
    北大荒一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有一架牛车慢慢地在凛冽的北风中艰难地向前行进着。牛车前面一个个子高大的三十岁左右的人牵着绳子,牛车的后面一个带着眼镜的二十岁上下的人拿着一把叉子紧跟着。虽然太阳苍白的光辉照得白雪皑皑发光,使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但是一点暖意都没有。他们的鼻子呼出一大团一大团的白气,嘴周围结满了在阳光下晶莹发亮的冰霜,每走一步都要从齐膝盖深的雪中起出腿来,再踏入深深的雪里,牛和他们走过留下的脚印,像一条黑蛇,宛宛延延,从他们的脚下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天边。
    
    那个牵牛的人就是范世春,那个拿着叉子紧随着牛车的就是我。
    
    有一次,我正在雪地里走着,突然似有似无地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三套车的悲恸殷实的男低音,苍凉的旋律,在飞扬的雪花中飘荡: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那是范世春在唱,声音低沉和苍凉。在这浑厚但是绝望无助的歌声的悲沧之中,透出的是向上天发出的一个精血旺盛,正在风华的男人,被逼到了天涯海角,被抛到了死亡边缘的哀伤、无奈、和绝望。我只听他唱过一次这首歌,但是自此后我再不能忍受在灯火辉煌的歌唱会上,听歌唱家唱这支歌:因为它只应该属于冰天雪地;只应该属于天涯的沦落人;它与万头簇拥的人群,西装毕挺的歌唱家,金碧辉煌的大厅和剧院是完全逆反的。
    
    我与范世春在冰天雪地中运送了一冬天的牛草,但是范世春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为什么他会被送到这个农场。他也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默默相对。
    
    我第一次见到范世春是在冬天积肥的时候,说是积肥,实际就是用镐头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块,几十镐只能刨下拳头大的块。那天我与管理我的王师傅正在用镐头刨冻土,来了一个个子高大的有着浓重天津口音的中年人。他穿的不是农场发的统一工作服,而是在农场看来很刺眼的蓝棉袄,显然是刚到这里。王师傅好像是知道和期盼他的到来的,一点也不惊讶。他用一种估摸牲口的目光将来人上下打量了一边,点了点头。其实只有我知道王师傅点头所含的深刻含意,因为当时我与王师傅的关系正在最紧张的时候。王师傅对我手无绑鸡之力,干活时的完全没有眼力架,脑笨如愚石已经到了无可容忍,伤痛欲绝的程度。这时候,来了这么一个壮劳力,
    显然感到安慰。
    
    我对范世春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目光中深邃的忧郁,他的嘴的两边有着两道深深的这个年纪人不应该有的长沟,从鼻子一直伸延到下巴。他比我力气大多了,也知道怎么干活,他抡镐和下镐的时候,王师傅的目光充满赞许。但是王师傅对他并不好,有一次我听王师傅说范是现刑反革命,从王的闪烁口气和神秘的样子,我知道范的问题要比我严重得多。我对范世春干活时最深的记忆是,他不像我一干活就满头汗珠,而是鼻子中不断流出人在伤心欲绝时才流的长长的清水。
    
    冬天过后,范世春从四队调走了,王师傅大为惋惜。我与范还在同一食堂吃饭,常能见面,不过碰到了为避嫌疑,也只是点个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农场每年春天的播种誓师大会,和每年秋未的庆丰收大会。那一天农场宰猪摆席,全体职工和干部欢聚一堂,政治空气格外宽容,用老鲍的话说是地富反坏右革命干部工农兵阶级大调和的一天。那天农场领导一桌一桌的敬酒,有时还对地富反坏右说几句努力改造的鼓励之类的话,不乏人情。我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面,就拿着我的菜和饭,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享受这一年难得有的肉菜。我看到一个地方,范世春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就走过去和他褡过伴。
    
    这一天是我记忆中范世春讲话最多的一天,也是我唯一看到他脸上有笑容的一天。他兴致似乎特别好。就像我们这一类人碰到一起的时候,通常不谈政治和自己最关心的事情,谈话的内容总是最无关紧要的鸡毛屑皮。这一次是从对联开始的,范世春说了一个乾隆下江南的故事。他说乾隆到了金山庙上,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一付平和景象,诗兴大发,当时正是黄昏家家做饭的时候,就指着山下的民居的炊烟说道:因火成烟夕夕多,要旁边的军机大臣对下联, 三天为期。军机大臣每天在金山庙前一边转圈子,一边嘴里念着因火成烟夕夕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庙前有一个小和尚正在扫落叶,就问大臣,何事这样烦躁, 能不能说出来让小僧分忧。大臣说了,谁知小和尚立即指着地上的枯木说道:此木为柴山山出,当然这个对子后来让乾隆龙心大悦。那时所有这类故事都带上了知识者最鄙贱,劳动者最高贵的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烙印,自然老范也不能避俗。
    
    
    记得范还对我说了一些其它有趣的典故,可惜时间长,现在都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智力游戏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用四根火柴,摆成一个十字,在四根火柴相交的地方,摆得很仔细,有一根火柴被插在三根火柴组成的凹槽里。他说你能不能移一根火柴,形成一个正方形,然后用调皮的眼光看着我。我非常惶恐,移二根火柴形成一个口字的正方形是小学生都会的事情,但是移一根火柴,形成一个正方形却完全超出几何学的可能。范世春看我不入门,狡黠的看了我一眼,提示我说,这是一道教授不容易解,而小学生却可能解出来的题目。我还是不懂得他的提示,范世春顿了一下,又提醒我说因为教授光用头脑,而小学生却用眼睛尤于头脑。后来范告诉了我答案,他将那跟插在凹槽里的火柴稍抽了一下,四跟火柴相交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小正方形。我并没有被欺骗的感觉,因为我终身记住了范世春那个很有哲理意味的提示和他调皮的眼光,在生活中对待很多事情,不应该只用脑子而忽视用眼睛,这对于喜欢逻辑推理和数学的我尤为重要。
    
    那天晚上老范还不平常的谈到他的身世,他告诉我,他出身一个体育世家,他好像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他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最早的大学生。
    
    我趁着他高兴,就问起他的问题来了,他的脸一下阴暗下来了,然后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他叙述得非常平静,没有怨恨,没有冤屈,没有不平,声音很小,也没有抑扬顿挫,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是脸上露出深深的哀伤。
    
    他是到大庆油田勘探的最早的地质工程师。他到大庆时那里荒芜人烟,没有一间房子,他们就住在帐篷里。为了赶紧将大庆的地下储量弄清楚,他们日以继夜地赶绘各种方位的地质图。但是效率非常低,因为草原上的蚊子太多了,他们的手都给蚊子咬肿了,一天也绘不出几张图来。范世春是单身汉,享受每年二周的探亲假。那年他在探亲时,问他的领导,可不可以多给他一周的假,他将堆积在那里的图都带回去,将他们绘成后带回来,领导欣然同意。但是当他假毕回来时,没有等到达大庆,在哈尔滨下火车换车时,公安局的吉普已在等他。他被用手铐铐住直送监狱,罪名是盗窃国家一级机密图纸。我说你不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吗?他平静地回答,事情弄大了,谁也不肯承担责任了,说完他的眼睛空漠地看着远处的什么东西,似乎那里藏着为什么会这样的答案。
    
    这样就和我在外面听说的故事接上了,外面的传说是他里通外国,将大庆的绝密图纸送到了国外。这个罪名是死罪,怎么只是送到农场来呢? 我想大概是实在找不到证据,找不到和他联系的特务,所以只能以反革命嫌疑罪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我觉得范世春的罪行是天方夜谭,这和偷飞机,原子弹的图纸不一样,大庆的油在中国的地下,外国要了中国的图纸,有什么用,也不能将中国的油田搬到国外去。所以我想,要是果真什么日本和苏修特务不遗余力来偷中国的油田图纸,我们也不必去将他们当回事了,因为他们的智力也就与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人的神经兮兮彼此彼此了,当然这个想法我是不敢对别人说的。
    
    不久文化革命暴发了。
    
    文化革命在中国风云四起时候,农场处地偏僻,与外边的世界有一个迟滞期。记得当时外边的世界已经成了云水沸腾,红色恐怖笼罩,农场还是牛在地里吃草,拖拉机在地里翻地,一片平和。只有我父母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候仍记得我这个不争气为他们找尽麻烦的儿子,他们给我寄来了很多小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们是在通过小报告诉我,艰险的日子快来了,要我小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从小报中的内容,我看到形势的严重。连以敢言著名和观点偏右的元帅陈毅在对红卫兵讲话时都是这样的口气:我衷心拥护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听说你们将很多地富反坏右抓起来,押送回乡了,有的在半路将他们杀掉了。我不同意你们杀,不是说这些人不该杀,他们死有余辜,毛主席教导我们将他们留着做反面教材,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更有好处。另外将他们逼急了,他们就会拼命,我这样说,不是怕他们,我们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是不怕他们造反的,我是担心革命小将你们的安全啊!这些话实际告诉我外面已成了一个没有王法可以随便杀人的世界,迟早这股腥风血雨会蔓延到农场来的,我心里充满恐怖。
    
    但是继之而来的风暴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这恐怕要归之于这个农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战争时过来的西北人,而工人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军队转业的山东人为主。他们经历过共产党的很多运动,比较稳健和持重。真正可怕的是每年来的大庆支援队,这些支援队每年夏天来,秋收完了就回去了。他们打人非常凶狠,而真正的工人和油田二号院干部支援队伍打人反而并不厉害,打人厉害的要数布满知识分子的研究院,设计院,当然还有中专技校的学生。他们打谁的信息主要来自农场当时的掌权组织,在造反派当红时那些邦助旧党委欺侮工人的积极分子没有少吃苦头,真正打人最猖獗和疯狂的时期却是党委重新回来掌权,开始对造反派报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范世春非常不幸,不管是党委掌权,是造反派掌权,他都是被打的对象。其中深层的原因恐怕是由于他的案情没有彻底查清,大家都想从他身上立功,找出帮他将图纸送到国外的特务。
    
    从文化革命的打人来看,我实在怀疑我看到的电影和小说中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形形色色的中国英雄是真正存在的,不管是干部,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工人,是造反派,甚至当年的战斗英雄,到棍子的面前都是那么不堪一击,那么熊包和那么没有气节。印象最深的是李云飞,他是一个共产党革命烈士的后代。由于出身好,一直将他分在组织部管人事,无奈他口舌尖刻,不饶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讨领导欢心,就被踢到队里当工人了。他属于那种看起来聪明,理解力很强,脑子反应很快,但是没有主心骨,容易跟着别人思路走,也就是下棋只看一步的人。由于他的嘴坏,什么都说,又敢说,无论坏事好事到他那里都要发展到极端,所以在造反派如日中天时,李云飞肯定是会选择造反的。加上他在斗走资派时表现得刻薄,花样百出,走资派早恨他在心,等到走资派重返权薹清理阶级队伍时,李云飞这顿打是很难逃过的。当支援队根据名单,将他叫出来准备修理的时候,李云飞突然跪了下来:“我的老爹,我的老妈,我这个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们让我叫爹叫娘,叫我学乌龟爬都可以”,他的声音像京剧里面那种丑角的声音,又尖又细,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队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来。但对于这种棉花般的人,谁也下不去手,只能装模做样的训斥了一顿就过去了。
    
    但是范世春纠正了我的概念,他是一个真正的威武不屈的男子汉,正因为他非常刚强,被打得非常凶悍和残忍。支援队的人穿着那种东北人冬天才穿的非常笨重的大头鞋,踢范世春膝盖下面,脚上面的骨头,一脚踢去,范世春就倒了下去。然后支援队的人对倒在地下的范世春叫着:“范世春,你再不老实,我们就对你实现群众专政!”,范世春看着他们,慢慢地从地上颤颤巍巍的爬了起来,用一种很平静但是很蔑视的声音一字一字的说“群众专政不就是打人吗?”,支援队的人气得咆哮大叫“范世春, 尝尝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一拳朝范世春的脸面打过去,范世春惨叫一声倒到地上,但是他又从地上颤颤巍巍和艰难地爬了起来,脸上流着血,用着同样平静但是更蔑视的声音一字一字的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是一个月十五元,吃不饱饭吗?我都领教过了”。
    
    范世春在这样长年累月的折磨和殴打下,慢慢变了一个人。二年后,我在食堂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衣服已难以蔽体,脸灰蒙蒙的,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空中,脖子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大粪筐,粪筐里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饭票,一跌一颠地向售饭的窗口走去,他疯了!食堂的人将饭放在他的粪筐里,从他的粪筐中拿出饭票,又将剩下的饭票放回粪筐中,范世春又背着粪筐 一跌一颠地,眼睛看着空中,向食堂的大门走去。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范世春是不是真疯,因为有一次我与范世春在一个周围无人的路上碰到了,当他快要与我对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看着远处的空洞的目光收了回来,转到我的脸上,接上了我的目光,那一霎那,他的眼神出现了人的理性,目光中充满哀怜,充满渴望,充满要求温暖,要求人的交流,他的嘴动了几下,像是要说什么,不过那只是极短的一霎那,他似乎不能,他很快改变了主意,或者那整个一霎那的表现只是一个精神病人短时的神志复苏,他又将目光转回远远的空中,一跌一颠地远去了。
    
    我一九七二年冬天离开农场分配到大庆工作的时候,范世春还没有解放,我也自此不再知道他的消息,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活着。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一想起他时,我的耳边就响起他低沉的男低音: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还有那个快乐的共餐晚上,他看着我的调皮的眼神,和最后陌路相遇时,他的哀怜和乞求的目光。 (博讯记者:格丘山)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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