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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体制性迟钝是“利益性迟钝” /郝宇青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1日 转载)
    
    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应对过程中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的现象。笔者以为,“利益性迟钝”是体制性迟钝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利益性迟钝,是指由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一些党政官员,在热衷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又过于漠视民众的利益,不把民众的利益当作根本利益,因而在面对因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常常是对下无动于衷,对上谎报、隐瞒;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常常是采取简单化的压制方式,从而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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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因利益而产生的迟钝,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
      
    1.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迟钝。虽然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上下级政府之间却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益博弈。一方面,上级政府有着追求秩序的渴求,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它在考核下级政府的政绩的时候,在要求下级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还特别注重社会稳定状况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下级政府总是承担着较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当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收入猛增,但基层政府尤其是区县一级政府的留成明显不足。这样,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太少,基本上办不了什么事情,尤其是那些涉及民生的事情更是显得捉襟见肘,但是它仍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硬性任务,而且它也更热衷于发展经济,因为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可见的,而民生的指标却是无形的,很难有具体的标准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基层政府也就把民生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 
      
    基层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但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发展经济才是其第一要务,至于出现的社会问题,它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超出了它们的能力范围。它们经常给民众制造一种意象:民众的利益受损是上级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从而直接把“球”踢给了上级政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已成为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要价的砝码。上级政府给钱,它也就简单地“花钱买稳定”,并不去做细致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也不去关注事态的发展。从上级政府那里要不到钱,它们就以直接压制的手段来对付。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有可能造成体制性迟钝的后果。
      
    2.一些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的保护主义而产生的迟钝。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缺乏大局意识,在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常常拘泥于地方利益,步入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误区。而针对国家和地方或者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些地方政府不是从大局出发,从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角度着眼,而是从地方利益出发,倾向于偏袒本地民众的利益,有时候甚至暗地里纵容这种矛盾的发展。
      
    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最为主要的就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把手中所拥有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据报道,市场上一把伞只有40元左右,而河南省虞城县市容局公开销售印有“城管监制”的伞,这样一把伞的售价却高达130元。商贩只要买了这种“城管监制”的伞,就可以在街头摆摊,而不买就不让做生意。因而这种伞被虞城县商贩戏称为“保护伞”。市容局成为“保护伞”的专卖店,它所出售的不仅仅是商贩们的“保护伞”,实质上是在出售公共权力,是把公共权力商品化了。这时,政府职能部门哪里还有心思去关怀民众利益呢?而当这样的政府职能部门在面对民怨时,除了无动于衷,还能是什么呢?
     
    3.部分党政官员基于保护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迟钝。在当前的官场中,虽已形成了不少正面的风尚,但也应当看到,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还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官场文化,即“不做不错,一做就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这种不健康的官场文化,使得部分党政官员为了保证自己不犯所谓的错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在工作中丧失了积极主动的精神。他们明哲保身,谨小慎微,工作基本上陷入被动之中。以这样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来面对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体制性迟钝。
      
    这种不健康的官场文化,是由于部分党政官员过于看重仕途,把官位或升迁看作是他们的最大利益而造成的。而且由于官员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民众的掌握之中,而是取决于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因此,这种不健康的官场文化,说到底,是部分党政官员只对上负责,而对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漠然处之的深刻反映。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赢得上级领导的信任、获取上级领导的满意就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种不健康的官场文化环境下,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就进入不了他们的视野,体制性迟钝就悄然形成了。
      
    4.部分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寻租而产生的迟钝。某些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寻租而生发出的迟钝,是利益性迟钝中表现得最多和最为突出的一种情况。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反腐败方面开始了制度化的运作,但是,一些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当前,腐败主要表现为寻租性腐败。在寻租过程中,党政官员并不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租金的状态,而是主动设租,以获取各种利益。因此,寻租性腐败实际上是党政官员和政治系统外的经济主体利用制度漏洞进行双向寻租的过程。近年来,寻租活动出现了新的动向,寻租重点领域开始由项目审批转向土地开发审批,寻租方式也由单纯收受钱物转向直接介入投资和经营,获取赢利收益。当然,党政官员介入投资和经营,更多的是以隐形人的形式出现的。这样,一些党政官员和一些企业就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和企业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同盟。而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使得他们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出现了分化与断裂。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直白地说,为了敛财,可以不顾一切。而他们的这种逐利行为,大多以牺牲民众利益为基础。这时,他们是不会对民众的利益性要求给予满足的,当然也不会对民怨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即使出现“事端”,他们也会和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处于弱势的民众,诬蔑、打压是其常用的手段。然而,正是这种压制手法,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升级的重要起因。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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