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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县访民杨莉一家人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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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杨莉的陈述:
     2008年5月15日,全国人民正在为“5﹒12”汶川大地震揪心裂肺之际,在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利民村泯东105号也出现了一幕人为的“特大地震”:两幢楼房瞬间变成了废墟,可不同的是,人不是被压而是被抓了。老百姓家园被毁,所有的生活用品和财物被所谓“保护”起来了。我们要问的是,老百姓没有犯法,自己的财产怎么就被封存了?更可笑的是,若要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还得协商、签字领取。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同一个和谐社会,同一个党的领导下,却出现了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边是抗震救灾,而另一边是政府某些官员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残忍地毁坏一个本就不容易的残疾人的家。我不知道,难道这就是中央所提倡的和谐与安定吗?《宪法》和《物权法》都成了摆设。 (博讯 boxun.com)

    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清晨五点多,我被赶着出门打工的两个弟弟吵醒,迷迷糊糊的我因为拆迁的事来回奔波劳累,想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今天星期四,是县长接待日。八点钟我要去崇明县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办。大概六点多我刚要睡着时,被楼下急促的狗叫声吵醒。我正想起床看,就听到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一群男人已经闯进了我的卧室。我立刻问他们:“你们哪儿来的,想干什么?出示证件!”其中一个男人说:“快点把她拿被子卷起来抬出去。”他们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同时他们也没有佩戴任何身份标识,所以我拼命反抗。然而这都没有用,七八个男人扑上来,像一群饿狗一样,有的扭住我的胳膊,有的死命抱住我的腿,还有人揪住我的头发,向后猛拉,令我彻底无法动弹。当时我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裙,从房间被抬出去的过程中,睡裙都被撕坏(有照片为证),同时由于睡裙拱在一起,身体几乎全部裸露在外。他们把我抬到离我家大约七十米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旁,强行把我卡进面包车座位下面。我用力蹬住车身,他们却强行把我的头按进车内,随即关上了车门。我高声斥责他们:“王八蛋,放开我,我有心脏病!”他们却回答我:“到了地方就放你,我们只是替人干活的。”不久,车子停了下来,除了一片屋檐和狭小的天空之外,我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把我抬进一个房间,好像是宾馆的一间标房。他们把我扔到一张床上,我继续问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抓我到这里来。其中一个男的说:“你别问了,我们只是干活的。过会儿会有人来告诉你。”我不听,非要出去。他们又把我一把推到床上,还威胁我:“识相点,否则没你好果子吃!你今天肯定出不去了!有话明天你跟他们说去。只要过了今天,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死都跟我们不搭介。”当时我已经感觉很难受,但是我想到我弟媳正怀孕三个月,是最危险的时候,我问他们我弟媳怎么样了,我必须要见她。他们不理我,说她没事。我继续抗争,大概过了一小时,他们才同意让我见我弟媳。他们把我弟媳带到我的房门口,正在这时,我听到外面一阵响动,同时他们把窗帘死死拉了起来。我感觉不对,我想应该是出去买菜的爸爸也遭难了。我要求他们把窗帘拉开,看看怎么回事,他们不让我看,但又架不住我闹,就把窗帘拉开了一点。这时我看见一伙人拉开车门,拖下一位老人,正是我爸爸。我只看见他浑身是泥,被他们架着胳膊拖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时我已经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不确定,我要求他们让我和我爸爸说话。我告诉他们我要确定我爸爸是否安全。后来他们同意了,让我站在自己的房门口和站在另一个房门口的爸爸说话。这时我才看见两个房间中间有个很大的客厅。客厅里坐满了人。我问我爸爸是否受伤。我爸爸由于声带全部切除,所以可能是出于让我放心,他只是摇了摇头。我告诉他在房间内静静地躺一会儿,不要去闹,有事我来处理。然后我就被拉进了房间内。同时我强烈要求他们,我弟媳必须和我在一起。他们不同意,我又告诉他们,现在是她身体最危险的时候,出现一切状况我跟他们拼命。他们屈服了,把我弟媳带到了我的房间。这时我的心脏病发作了,我要求他们送我到医院,却没有人理睬我。我心里想着我不能死,否则家里怎么办。于是我要求他们赶紧到我家把我的包拿过来,里面有麝香保心丸。同时也要求他们把我弟媳的包和护理考试的资料一并拿过来。他们可能也怕出人命,有个人立即打电话叫人把药和东西送过来。过一会儿,药送过来了。可是我已经浑身抽筋,嘴和手脚都已经发麻,无法自己吃药。他们手忙脚乱地给我喂药。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只能自救。我要求他们把我正在抽筋的手和脚拉住,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动。我再三要求,两个男人才来帮我。大约一刻钟以后,我才渐渐好转。我立即从包里拿出手机要打电话。他们不让我打,但又怕我再次激动出事,就没有再拦我。我拨了许多电话(有电话记录为证),包括我老公、我朋友、上海市残联,最多的就是110报警电话,但是110就是不出警。在我多次报警后,110总台的警察告诉我:“你们是拆迁安置上的问题,不属于110管。而且你们现场有警察。”可现场没有任何警察。在我老公数次报警求助后,才来了一个警号为059819的男警察,这时距我第一次报警已经过去了至少半个小时。我当即向该警察提出了两点请求:(1)我要立刻离开这里,他们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凭什么拘禁我?(2)我受伤了,我要你们警察为我开验伤单。该名男警察竟回答我:“我现在绝对不会让你离开这里!这是政府的事,我管不着,到时候政府会有人来给你交代的。我现在只是负责保护你;至于你要开验伤单,只要是24小时内开给你就是有效的,你急什么?”这是上午十时左右的事情。后来,该名男警察离开了房间。
    我打电话给我老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立即再次拨打110,质问:你们警察就是这样执行公务的吗?女当事人只穿着一件睡裙(有些部位已被撕坏),你们却只派了一名男警察到现场,你们说,你们的这种做法有没有问题?
    半个小时以后才来了一名女警察。她到了以后缩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再次要求她开具验伤单,她却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她竟然打起盹来(有录像和照片为证)。我继续拨打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崇明县人民政府、崇明县残联以及110提供的纪检部门电话,可他们都相互推诿,说崇明当地在处理。我突然想起我的两个弟弟打工去了,我要通知他们家里出事了,可是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被对方挂断了。我意识到他们肯定也出事了。我向他们提出要求见我弟弟。他们不让我见,电话也不让我通,只是告诉我说我的两个弟弟很安全。但是已是中午十二点多。在无奈之下我打通了樊明(城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他答应我十分钟后可以听到我弟弟的声音。我和弟弟杨勇及杨伟通了电话(用的都是周围人的手机)以后才知道他们在打工路上被抓了,现在被拘禁在迎岛宾馆,手机已被没收。
    下午两点钟左右,两个自称是城桥镇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对我说:“你们家的房子上午已经被强迁,房子已经给你们安置在明珠花苑,钥匙在我手里,你还是乖乖地给我们签字解决。就算你上访也没用。”我继续要他们出示证件,同时要求他们出示行政强迁或者司法强迁的手续。他们仍旧没有向我出示任何东西,还说:“只要有去年的裁决书和强制执行通知书就可以了。你还想要我们出示什么手续?”我心里明白他们缺什么手续,但我不作声。旁边还有人说:“你知趣点儿吧,不要认死理,像汶川地震那边,人死了更是什么也没有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威胁,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拿不出证件,拿不出手续,说到天边我也不跟你们谈。”他们拿我没办法,就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女警察也离开了房间。我再次拨打110报警,告诉他们我家房子被拆了,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人向我出示任何证件,警察也离开了,可我还被非法拘禁着。110的警察告诉我:既然警察走了,那你也可以走了。我挂上电话,在破了的睡裙上套了件外套,光着脚丫子就往外走。可一伙人堵住了客厅的大门,不让我出去。在争执中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矮胖男人动手打我。这时那个女警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却站在旁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有录像和照片)。我又一次被推进了房间。我弟媳拿手机录像,一个女人冲过去要抢她的手机。也许是因为我弟媳怀孕的缘故,才没有强行抢夺。
    下午三点多钟,樊明来了,看到我睡裙被撕破,光着脚丫子,就说:“不管怎样也不能穿着破睡裙,光着脚满地跑。”他便拿出钱让别人帮我买来了三件套的运动装和一双袜子和运动鞋(附有照片)。可我的脚由于伤肿无法穿鞋,樊主任又让人买来了一双40码的拖鞋。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仍然要求给我开验伤单。樊明说:“不急,肯定会给你开的。我先带你去把你的两个弟弟接过来。”因为牵挂两个弟弟,我一瘸一拐地跟着樊主任去接我弟弟。我的两个弟弟也被带到了天赐商务酒店801套房内,我们全家在此“胜利会师”了。
    到了十七时左右,周围的十来个人中有人说,Zhang Zhen(大概是哪位领导)说我们可以走了…… 于是十来个人就离开了房间。一见周围的人快走光了,我急忙问身边的樊明:“不是答应给我开验伤单的吗?现在人都走了我找谁去?”樊明回答:“我带你去看病好了。”我当即就光火了:“你带我去算什么名堂?我受伤了,才让派出所的人给我开验伤单,事后也给今天发生的事留个证据。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验伤单,我就死在马路上给你看。”我边说边向马路走过去。樊明也火冒三丈:“这些人办的什么事?我去找他们去!今天总归给你个交代!”我嘲笑道:“你不会和他们一样走了就不回来吧?”樊明说:“我还不是那种人!今天晚上关于验伤单我总归给你个交代!”说完他就离开了酒店。
    十八时左右我给樊明打了个电话,电话中他告诉我先吃晚饭,事情总归有个说法的。
    过了大约半小时,樊明回到了酒店。他对我说:“派出所答应过会儿派人来解决问题。”
    十九时许,酒店来了一男一女两名警察(男警察警号为059821,女警察的警号059720),据女警察说,男警察是城桥镇派出所的副所长。
    我要求他们给我开验伤单。
    这位副所长这样回答我:“今天的事情是政府行为,我们警察管不着。至于你受伤了,这属于民事行为,谁打伤了你,你就找谁去。总之,今天我们派出所不能给你开验伤单。”
    我说:“老百姓打架受了伤,你们还要开验伤单呢,为什么今天就不给我开?你这算什么?”
    该名副所长回答道:“因为樊明找了我们,我们才来这里给你作个解释,否则我们根本不会来这儿!”
    我急了,立刻用手机拨打了110(拨通时间为19:13,通话时长为1分17秒),我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接线的警察,他反而对我说:“崇明的警察不是在现场吗?他们会处理的。其它的,我也管不着。”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一男一女两名警察随即也离开了酒店。
    19:30 我再次拨打了110(拨通时间为19:30,通话时长为3分46秒)反映我这里的情况。接线的警察对我说:“我这里只是一个报警的平台,处理和解决问题还是要崇明当地的警察。如果你认为崇明当地的警察处理问题不妥,你可以向崇明县公安局的督察反映情况。”于是他把崇明县公安局督察的电话59611039报给了我。
    我于19:44、19:49两次拨打了`59611039,都是总机接通后、分机一直无人接听。两次的接通时间都为2分43秒。
    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绝望了!不知该怎么办!这时樊明对我说:“杨莉,你的伤总归要看的,一是耽搁了不好,二是也好留个受伤的证据,我陪你去看伤吧。”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和樊明一起去看伤。为方便起见,樊明特地去蒋华家里把蒋华(女)接出来陪我们一起去医院,因为蒋华既是他的下属,又是我的老同学。
    由于我爸爸杨林生的肩部和胳膊也受了伤,因此他也和我们一起去医院验了伤。
    从医院看好伤回来已接近夜里十二时了。此时拘禁我们的人才全部撤离。
    
    5月16日早晨六点多,我回到已成为废墟的泯东105号,一群人(他们自称花费四万元从拆迁办手里购买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字后的两幢楼房的处置权,诸如:楼板、钢筋等)正在哄抢强拆后遗留的东西。我叫他们停下来,告诉他们这块地方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没有签字,你们没有权利哄抢,赶快离开,否则我就报警。他们却嘲笑我说:“你滚远一点,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我们早就买下了,就是因为你们不识相,才被强拆了,我们都跟着倒霉拆不到东西了。你报警好了,警察会理你这屁事?”我当即拿出手机拨打110报警,110警察说:“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你们家属于强迁,不归我们110管,你们去找政府好了。”我说:“你说是强迁,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手续;退一步讲,就算是强迁,我没有签字,这地方的东西还是我的私有财产,他们在抢我的东西,你们怎么能不管!”110警察说:“我们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此次报警时间为07:02)
    此后,我又于07:23、07:24、07:32三次报警,终于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对正在哄抢东西的人说:“你们不要捡了,可以走了。”又对我说:“你也不要在这儿闹了,没意思,你还得找政府解决问题。”我回答说:“我什么手续都没见到,谁拆的房子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去找政府?”两个警察不作回答,就走了。那群人又继续哄抢东西。我从包里拿出菜刀,拦住他们。这群人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和我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来。
    我把这里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老公。我老公在08:59再次拨打了110,告诉他们说:“我老婆在现场拿着一把菜刀,情绪异常激动,与哄抢东西的那群人对峙着。你们虽然刚刚出了警,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老婆要是出了任何情况,我看你们脱得了干系?你作为接线警察,无权处理。你可以向你的上级反映情况,这边我也打电话告诉我老婆尽量保持克制。”接线员回答说会妥善处理的。
    不久,又有两名警察到了现场,驱散了哄抢东西的人群,并对我说不要激动,放下刀子,事情总会解决的。然后就离开了,随后我也离开了。
    5月16日下午一点半左右,我老公带着我们全家人(我爸爸、我、两个弟弟和弟媳小范)一起去城桥镇派出所就前一天我们全家人遭非法拘禁一事向该所报案。但该派出所却坚决不予受理。中途我们也给相关的纪检部门和督察部门打了二十多个电话,他们却相互推诿,说该所的警察会处理的,如果我们对该所的处理有什么意见,可以投诉,也可以信访。我们离开该派出所已是下午三点半左右。以上就是5月15日、16日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范艳的陈述:
    2008年5月15日,大约早上六点多,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吵闹惊醒,只听到隔壁我姐姐卧室内有吵闹声音。我听见我姐姐的声音:“你们哪里来的?要干什么?出示证件!”我慌忙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时一伙男人冲进了我的卧室,其中一个男人喊道:“老实点,别动!”并把我的双手扭住。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男的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问他要证件,他说:“过会儿会给你看的。”他们从隔壁叫来一男一女把我强行拖下楼。我感觉外面很冷,医生曾经关照我有三个月身孕了,要注意保暖,并尽量保持平躺姿势。我被他们扭到马路上,看到几辆轿车和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只穿着一件吊带睡衣的我被他们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后座,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回头看,看到我姐姐被七八个男人从楼里抬了出来,只穿着一件睡裙,身体大部分暴露在外面。他们不顾我姐姐的强烈反抗,强行把她塞进了面包车。
    黑色轿车把我带到了天赐商务酒店,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房间内,有三个人看着我。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和手续,他们对我不予理睬。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又被带到关着我姐姐的房间门口。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姐姐以死相挟,要求确认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我是否安全,他们才把我带过来。这时客厅的门被打开,我公公被几个人架着胳膊拖了进来。我不得不担心一个年近七旬的残疾老人能否承受这样的折磨!我公公被关到原来拘禁我的那间房内,他们要把我带往另一个房间,我姐姐嘶声叫喊,“我弟媳妇已怀孕三个月了,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们拼命!”这些人迫不得已,把我带进了我姐姐的房间。这时我看到姐姐躺在床上,白色床单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我姐姐多处受伤,尤其是手部和脚部有瘀青和破皮的地方。我见她上厕所时都一瘸一拐的。后来我姐姐心脏病发作,这帮混蛋竟然也不肯送她去医院。房间内有五六个人看着我们,门窗紧闭。直到我姐姐心脏病发作后,窗户才开了一点缝隙。无奈之下,我姐姐哀求他们去我们家把她的包拿来(包内有麝香保心丸)。同时,我姐姐强烈要求他们把我的包和我护理考试的复习资料一起带来。
    我姐姐拿到包时,已经手脚抽搐,无法吃药,他们给姐姐服了药。我姐姐稍微好转以后,拿起手机一直打电话报警求救。但是110就是不出警。在姐姐和姐夫多次报警后,一名男警察才来到房间。我姐姐要求他开具验伤单并带我们出去。但该警察不但不给予帮助,还说开验伤单不急,24小时内都有效。之后他什么都不管,径直离开了。我姐姐继续报警,后来来了一个女警察。她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姐姐再次要求她开验伤单并带我们出去,她仍旧一言不发,不予理睬。后来该名女警察竟然睡着在沙发上。我姐姐见状,继续拨打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崇明县人民政府、崇明县残联以及110提供的纪检部门电话,可他们都相互推诿,说崇明当地在处理。大约两个小时后,该名女警察也离开了房间。我姐姐接着报警,然后试图离开房间。但拘禁我们的人把客厅门反锁,其中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矮胖男人动手打我姐姐。这时那个女警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却站在旁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有录像和照片为证)。看到我拿手机录像,一个女人冲过来要抢我的手机。也许是因为我怀孕的缘故,才没有强行抢夺。事后樊明来了,带着我姐姐去迎岛宾馆接我老公杨伟和他的哥哥杨勇。
    下午十六点多,樊明带着我姐姐、我老公杨伟和他哥哥杨勇到了天赐商务酒店801房间。我们全家人被拘禁在这个房间内,不得走出房间一步。直到我姐姐从医院看伤回来,深夜十二点他们才全部撤离。
    5月16日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姐姐、姐夫带我去城桥镇派出所就我的人身自由在前一天受到非法限制一事向该所报案。但该派出所却死活不肯受理。我们离开派出所已是下午三点半左右。以上就是5月15日、16日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杨伟的陈述:
    2008年5月15日,和往日一样,我五点起床、五点四十分出门乘南江专线去长江农场打工。在车站等车时,有个陌生男人也在等车。我上车他也跟着上车。我在车行驶至离我打工不远处百狮桥下车,该名男子也跟着下车。当时我和其他一名同事朝打工地方走去,可唯一不同的是离我厂不到二十米处有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车外有五六个男人在抽烟。当时我也没在意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只顾向前走。我刚走过面包车,几个人从我后面突然冲上来把我摁住并塞进面包车。我当即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抓我?他们不理睬我。他们把我的手机从我身上强行抢下。我听到我的手机响,他们不仅不让我接听,而且自作主张接听我的手机。听他们的语气和对话,打电话的是我厂里的人。我听接电话的人向对方讲到,“我们帮政府办事,你们就别问了!顺便我们帮他请几天假。”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面包车向南门方向开去,直到这时他们都未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
    面包车在迎岛宾馆门口停下,我看到好多陌生人在那里。他们把我拘禁在106房间内,有两个人在房间内看住我,不许我出房门一步。
    中午时分,我听到隔壁房间有我哥哥杨勇说话的声音,我就问他们隔壁是不是我哥哥,也被你们抓来了?他们回答说你哥哥是在隔壁,你只要老实点,其它就不用管了。我透过窗子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那个跟着我上下公交车的男子。这时我才明白过来,从早上一出家门,我就被他们监视和跟踪。
    中午十二点多,他们递给我一个手机,里面传来我姐姐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姐姐和樊明多方努力的结果。我姐姐问:“你有没有受伤?我们家的房子可能被非法拆掉了。我和你老婆被关在一起,爸爸在隔壁。”
    下午十六点多,樊明带着我姐姐把我和我哥哥杨勇也带到了天赐商务酒店801房间。我们全家人被拘禁在这个房间内,不得走出房间一步。直到我姐姐从医院看伤回来,深夜十二点他们才全部撤离。
    5月16日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姐姐、姐夫带我去城桥镇派出所就我的人身自由在前一天受到非法限制一事向该所报案。但该派出所却死活不肯受理。我们离开派出所已是下午三点半左右。以上就是5月15日、16日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范艳(杨伟之妻)的陈述:
    2008年5月15日,大约早上六点多,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吵闹惊醒,只听到隔壁我姐姐卧室内有吵闹声音。我听见我姐姐的声音:“你们哪里来的?要干什么?出示证件!”我慌忙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时一伙男人冲进了我的卧室,其中一个男人喊道:“老实点,别动!”并把我的双手扭住。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男的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问他要证件,他说:“过会儿会给你看的。”他们从隔壁叫来一男一女把我强行拖下楼。我感觉外面很冷,医生曾经关照我有三个月身孕了,要注意保暖,并尽量保持平躺姿势。我被他们扭到马路上,看到几辆轿车和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只穿着一件吊带睡衣的我被他们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后座,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回头看,看到我姐姐被七八个男人从楼里抬了出来,只穿着一件睡裙,身体大部分暴露在外面。他们不顾我姐姐的强烈反抗,强行把她塞进了面包车。
    黑色轿车把我带到了天赐商务酒店,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房间内,有三个人看着我。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和手续,他们对我不予理睬。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又被带到关着我姐姐的房间门口。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姐姐以死相挟,要求确认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我是否安全,他们才把我带过来。这时客厅的门被打开,我公公被几个人架着胳膊拖了进来。我不得不担心一个年近七旬的残疾老人能否承受这样的折磨!我公公被关到原来拘禁我的那间房内,他们要把我带往另一个房间,我姐姐嘶声叫喊,“我弟媳妇已怀孕三个月了,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们拼命!”这些人迫不得已,把我带进了我姐姐的房间。这时我看到姐姐躺在床上,白色床单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我姐姐多处受伤,尤其是手部和脚部有瘀青和破皮的地方。我见她上厕所时都一瘸一拐的。后来我姐姐心脏病发作,这帮混蛋竟然也不肯送她去医院。房间内有五六个人看着我们,门窗紧闭。直到我姐姐心脏病发作后,窗户才开了一点缝隙。无奈之下,我姐姐哀求他们去我们家把她的包拿来(包内有麝香保心丸)。同时,我姐姐强烈要求他们把我的包和我护理考试的复习资料一起带来。
    我姐姐拿到包时,已经手脚抽搐,无法吃药,他们给姐姐服了药。我姐姐稍微好转以后,拿起手机一直打电话报警求救。但是110就是不出警。在姐姐和姐夫多次报警后,一名男警察才来到房间。我姐姐要求他开具验伤单并带我们出去。但该警察不但不给予帮助,还说开验伤单不急,24小时内都有效。之后他什么都不管,径直离开了。我姐姐继续报警,后来来了一个女警察。她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姐姐再次要求她开验伤单并带我们出去,她仍旧一言不发,不予理睬。后来该名女警察竟然睡着在沙发上。我姐姐见状,继续拨打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崇明县人民政府、崇明县残联以及110提供的纪检部门电话,可他们都相互推诿,说崇明当地在处理。大约两个小时后,该名女警察也离开了房间。我姐姐接着报警,然后试图离开房间。但拘禁我们的人把客厅门反锁,其中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矮胖男人动手打我姐姐。这时那个女警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却站在旁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有录像和照片为证)。看到我拿手机录像,一个女人冲过来要抢我的手机。也许是因为我怀孕的缘故,才没有强行抢夺。事后樊明来了,带着我姐姐去迎岛宾馆接我老公杨伟和他的哥哥杨勇。
    下午十六点多,樊明带着我姐姐、我老公杨伟和他哥哥杨勇到了天赐商务酒店801房间。我们全家人被拘禁在这个房间内,不得走出房间一步。直到我姐姐从医院看伤回来,深夜十二点他们才全部撤离。
    5月16日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姐姐、姐夫带我去城桥镇派出所就我的人身自由在前一天受到非法限制一事向该所报案。但该派出所却死活不肯受理。我们离开派出所已是下午三点半左右。以上就是5月15日、16日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爸爸
    2008年5月15日,我同往日一样5点半起床去街上卖蔬菜种子和菜,在回来的路上大概7点多钟我在离家附近不远的邮电局中转站前面突然从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上跳下七八个男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我连拉带拽得拖进了面包车里。我是个声带全切除不能说话的残疾人,我只能简单的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他们说:“你不要乱动识相一点要不然没你好果子吃,我们是给政府办事的。”我又急又气又说不出话来,我一个四十多年的老党员怎么就看不懂这社会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还有理可讲吗?我在车上手脚被用力拽着,一个胳膊被扭伤了,我一个六十八岁的残疾人,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为保卫祖国作贡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龄比我的儿女还大,可今天怎么了连我这样的人都要莫名其妙遭难,这莫名其妙的祸从何而来?车一会儿就开进了一个酒店,我被架着胳膊双脚拖在地上进了酒店,在要进房间时,我女儿拼死在她的房门口叫住了他们让他们不要动我要不然我女儿就跟他们拼命,还问我伤没伤,让我自己当心点,忍着点一切等出去再说。我就被独自关进了一个小房间里,还有二个人看着我一直不让我动,直到下午我女儿过来告诉我说:“她在要出去,让我安心待着,保护好自己。”说着我女儿在破睡衣上套了个外套光着脚一瘸一拐得就往外走,可客厅里的几个人锁上了门不让我女儿出去,他们还动手打我女儿,还把我女儿又赶进了房间里。过了很久很久我才被放出了小房间,我看见我女儿领着我俩儿子从外面进来,这才算老小一家难中会了面。可是我们的人生自由还在受着限制。直到晚上24点才暂时解放。
    杨勇的陈述:
    2008年5月15日,我早上5点多起床,6点出门去上班。在上班路上刚骑车大约十五分钟左右,在我前面突然有个男人把我车拦下。我问他干什么,这时从我后面又有好几个男人把我像抓贼一样抓上一部面包车。车上共有七八个人,而且当时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一直把我带到崇明县迎岛宾馆,非法拘禁在108房间,而且不允许我走出房间门。房间里有两个人负责看着我。我一直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就是不和我说话。后来我说:“你们是不是拆迁办的?”他们说:“你知道就可以了,识相点。下午政府的人会找你家里谈话的。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都是替政府办事的。”后来到中午我听见隔壁有我弟弟说话的声音。十二点多时他们才让我接我姐姐打来的一个电话,才知道我姐姐和我弟媳妇在自家床上的被窝里被抓了。我爸爸在买菜回来的路上被他们抓了。到下午十六时左右,在镇上樊明主任的帮助下,把我和我弟弟也带到了天赐商务酒店,全家人才得以见面。在天赐商务酒店,我们全家人被拘禁在酒店801套房内,不得走出房间一步。直到我姐姐从医院看伤回来,深夜十二点他们才全部撤离。
    5月16日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姐姐、姐夫带我去城桥镇派出所就我的人身自由在前一天受到非法限制一事向该所报案。但该派出所却死活不肯受理。我们离开派出所已是下午三点半左右。以上就是5月15日、16日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_(博讯记者:维权人士)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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