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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柏林墙与深圳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22日 转载)
     一
    
       突然间,年轻的士兵开始奔跑,然后纵身一跃。这是1961年8月15日凌晨的柏林,墙的修建已进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长,将这座欧洲伟大城市拦腰截断。它的修建者是东德政府,为了制止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博讯 boxun.com)

    
      被截断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岁,是负责保卫这座迅速建成的长墙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员,他来自Riesa地区的 Leutewitz,属于东德,苏联帝国的控制范围。历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的改变他的一生,他3岁时希特勒自杀,而在他4岁那年,丘吉尔发表那著名的铁幕演讲——世界被一分为二,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象征。
    
      “过来,过来”,那边的人一直在喊。这座围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或许康拉德?舒曼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大步跃过铁蒺藜的行动,震惊了所有人,而摄影师彼得·列宾正好在场,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头戴钢盔、肩负长枪的东德士兵飞过了藩篱。这座墙后来被称作柏林墙,而清晨的这一瞬间则变成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在冷战气氛高涨的年代,它被解读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邮报》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钢材料。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人们用这座雕像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19岁青年的一跃是自由的宣言。
    
      当事人的命运不像照片一样,不能定格在最灿烂的一刻,“自由之路”则充满了苦涩。康拉德·舒曼被一辆待命的西德警车接走,并随后获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权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证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准。他定居在属于西德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小镇Günzburg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但柏林墙的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的岁月里,舒曼一定不断听说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逃亡者的故事,但大多数命运不佳。他们被警察拦截、被枪击、被电网击倒…… 柏林墙从原来的2米加高到3米,观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闪亮。他肯定也担心仍身在东德的家人与朋友,不知他们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何种牵连。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后来说。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亚比他的出生地,更像是他真正的家乡。抑郁症也一直困扰着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墙是游客必达之地,就像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长城,它是最明确的身份认证。
    
      哪里是柏林墙?警察必定对这样的问题再熟悉和厌倦不过了,他熟练的指着地上的白线,手指一直向远方延伸过去,还指明这里就是当年约翰?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地方。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找到方向,对于这座墙的历史也并不十分明了,或许也无法猜想165公里的长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墙,上面尽是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涂鸭,还有一截铁丝网,旁边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黑白照片,他们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从柏林墙建立后,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来跃过它:跳楼、挖地道种种,在后来看到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了这样一列数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还有260人受伤……
    
      这次柏林之行,没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个典型的游客,随着旅游手册到来,还带回了两块碎石作纪念——它们很可能是1989年愤怒和欢乐的人们砸下的。欧洲人与美国人或许能更强烈的意识到柏林墙的含义,因为这里饱含他们的悲剧和胜利。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有点抽象、过度诠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它倒塌的1989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哗与躁动,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还发明了万维网,它随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情绪也正到来,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业与技术才是;地缘的划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连接到一起,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人们将分享相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探讨也将暂告段落,历史已经终结,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制,相辅相成,大获全胜……
    
      我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柏林墙,像是已经终结的冷战,笨拙、陈旧、悲伤、不合时宜……但真的如此吗?
    
      二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对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从湿漉漉的空气到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的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表现出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总能最终到达香港市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为“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到“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进而,历史感的消退开始流行。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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