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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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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与人权双周刊 作者:余杰 (博讯 boxun.com)

    
     聂绀弩是何许人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道路以目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头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在去世前夕,聂绀弩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堪称对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聂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发表了触目惊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随即作家章诒和又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黄苗子为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聂黄事件”遂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有人愤怒谴责黄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继续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赞扬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气,有人则呼吁放过已经卧床不起的黄苗子,更有人以黄苗子曾经促成毛泽东的《沁园春》的发表以及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为其辩诬……关于真相与细节,关于记忆与遗忘,关于忏悔与不忏悔,关于宽容与不宽容,关于时代的限制与个人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聂绀弩临终时发出的那声叹息。可是,一个蜜橘能让他尝到生命的甘甜吗?不能。聂绀弩是在内心充满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只有漆黑的死亡与绝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与希望。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吗?在中国,即便是掌权者也离幸福很远。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活得很苦,看看他们脸上僵硬的肌肉、紧锁的眉头、伪装出来的笑容,就可以想像其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戒备了。他们拼命维系那套戕害人性的制度,他们自身也是此制度的囚徒。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是啊,谁没有生活在阴影里呢?
    
     这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肤之痛。翻译家余泽民在《欧洲后现代文学的传奇贵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绍了彼得于二零零零年出版的杰作《在天堂的和谐》。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条线索在理事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在共产政权下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是圣灵。你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付世上的一切。”读者也普遍认为,作家刻画出了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一部分专制时期的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彼得委托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天堂的和谐》一书刚刚出版,他便来到档案馆。他却发现,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谨而惶恐,奇怪地建议他最好不要翻阅这些档案材料。
    
     彼得坚持亲自阅读自己和家人的档案。打开厚厚的档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禁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总计一百五十条,三百七十五页,结束日期为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一九五七年三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高贵自尊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惊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并于二零零二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式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从颂扬父子之爱到颠覆这种虚假之爱,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与良知。彼得认为,作为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为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须这样做。而且,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阴影之下的惟一办法。如今的匈牙利,档案被公开,昔日迫害过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担任任何公职,转型正义基本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宽容与和解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聂黄事件”与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国还未展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价值的转型,更遑论转型正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此事件,更为困难,更有“难言之隐”。实际上,“告密事件”不仅是只关涉到聂黄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背后牵扯的是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为人的本能、责任乃至光荣呢?告密的行为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私的家庭关系的?进而言之,它更是一个价值和信仰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展望: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样一点点地泯灭的?是何种扭曲的、邪恶的价值与信仰,让人们如同蛆虫一样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污染的、有毒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彻底斩断这种毒性在我们身上的遗传,重新恢复上帝创造之初人类美好、良善和高贵的一面,进而重建一个以爱与宽恕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并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就是“稳定”,在他们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但是,真正的稳定难道可以通过不公与不义、暴力与谎言、告密与压迫来实现吗?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筑房屋,而非在磐石上建立堡垒。经过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在我们这里,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的人战争”。当局视人民若仇敌,人民视当局若仇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他是假装的。”当我们经过车祸现场的时候,不会停下来施救,若干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某个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裸捐门”事件层出不穷。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讨要薪水的时候,有人冲过去将其推下去,并因而获得满堂喝彩。这样的社会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绝忏悔,受害者怨气冲天,那么多硬项的人根本不愿回转过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群体经过了深深的破碎之后必须加以重建的社会,而这种重建应当从个体的医治开始,从心灵的修复开始,从价值观的转换开始。因为,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变革迅猛展开,中国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与宪政,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便“甜”。美国神学家施维尔(Doanld W. Shriver Jr.)在《敌人伦理》一书中指出,“宽恕并忘记”往往是句误导人的格言;“追忆并悔改”和“追忆并宽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针。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残害的咒诅之地变成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坚定稳固之国,要经历四个过程。这一历程恰恰是从走在山坳上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而基督教的价值在其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个人、族群和阶层间的“疗伤”工作。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弃报复,加害者不再宣称自己无辜时,宽恕便会开始。他认为,宽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创伤的过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视域”。宽恕与和解应当是一对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废某一边:“如果为了和解的缘故,轻视过去的不义,便是对受害者伤口的再次伤害;而为了过去不义的缘故,轻看将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给社会本身留下一个伤口。除非正义与对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迈向将来,否则社会也只会重回失忆的旧路,助长人们复仇的欲念。”
    
     此次“聂黄事件”亦应本着此一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将心比心地体察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创伤,不仅聂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并受尽折磨的代价,聂家还有一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牵连而自杀,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不是轻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黄苗子已经卧病在床,失去知觉。即便报复,亦无从下手;即便让其身败名裂,亦于事无补。我们当然要指证罪恶,但不能自以为义地扔出那块耶稣所说的只有无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们要以和解为愿景,而非以报复为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类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阴影、拥抱阳光。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开过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过,为要公开事实真相,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宽恕,须本于大众对和解的期待。那么,公开过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进和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真相是作为武器,继续缉拿你身边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众环境中过去的残骸,好预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施维尔教授强调说:“如果这个过程是要达到后一目标的话,便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觉,这些感觉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聂黄事件”,重点便不在于探讨黄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请赏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种种情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忆仍然会可能出现“罗生门”式的差异。故而,无论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尽所能地公开真相,但公开真相的目的不是将伤口扩大,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使得公众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养一种“讲述真相光荣,掩盖事实可耻”的公共舆论,并由此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同理心”。在此氛围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无须感到恐惧战兢。这里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价的“同情心”,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对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的认识之后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构造一种团契式的社会的心理基础。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从前互相为敌的人彼此容忍,悔改并说出真相,进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宽恕的进展。他特别指出:“我们全都有与别人联手向自己的邻舍作出十恶不赦之事的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礼物要送给政治学,这关乎我们人性的真理应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对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对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恶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邻舍与公民的关系时,便必须看待行恶者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分子——这是宽恕在政治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聂黄事件”成为一个焦点新闻之后,中国人惯有的道德洁癖又爆发了,过去颇有清誉、公共形象较佳的黄苗子,一夜之间成为被人不齿的“小人”。公众在向黄苗子吞唾液时,很少反求诸己,认识到“我也是黄苗子”。其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宽恕”的开始。过去,我也是吐唾液的人中的一员,后来在走向信仰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在原罪的意义上,我与那些被示众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则名为《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从“你”到“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对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变。
    
     施维尔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从宽恕到补偿,金钱和公开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这些想象征性的举动,能够带给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莫大的医治,叫他们更容易去深思宽恕的观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与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同享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认错是良药,而物质补偿可以加添几分正义。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是国家、政党、族群或阶层的群体性的罪过,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政府也成立赔偿基金;又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承认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宣布美国政府向每个受害者赔偿两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长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这名坐在轮椅上的一百零七岁的老人呈上支票并道歉说:“美国最终也承认错误,这并没有损及自己的正直,反而巩固了国家忠于宪法和人民的真诚。”而如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以“聂黄事件”而论,久病在床的黄苗子不可能在诉说真相、道歉或赔偿等方面有所作为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过于苛求。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是,促进当权者的公开道歉及国家赔偿。就像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并设立二二八纪念馆一样;今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也应当及早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胞及家属公开道歉,并制定国家赔偿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从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一直到六四,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转变为戾气,戾气再转变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则和解、和谐与和平难于上青天。所以,当局与其大张旗鼓地张罗六十年的庆典,不如立即启动真相调查、道歉与赔偿的程序。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便展开;否则,改革一旦启动,转型正义便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和滞后的领域;而转型正义如果滞后甚至缺失,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而言,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倘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上审视“聂黄事件”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狱史,不仅在此看到人类罪恶的深渊,见识到我们实在可以有多么堕落;更将发现,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人类仍然可以战胜仇恨与报复,进入美善之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来:“神造我们是为美善,神造我们是为爱,神造我们是为友谊,神造我们是为宽恕,神造我们是为一切你我都知道的美丽事物。”若能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真相的揭示、宽恕的实现、和解的达成以及一个敬虔的、爱神亦爱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二零零九年八月三日初稿,六日定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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