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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土地》引言/俞孔坚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06日 转载)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太多的事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无一不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巨变在加速,国家和部分国人的财富暴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席卷全国;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为举办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大规模的奥运场馆建设成为北京市和中国的头等大事;国际大师相继给北京带来多个巨型建筑,并带动了全国的城市景观建设风潮;2003年春夏SARS的蔓延,死亡的恐怖曾弥漫华夏上空;2006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爆发,哈尔滨停水四天,400万市民抢购饮用水和食品;2007年夏天,太湖蓝藻再度爆发,生态灾难威胁数亿千万人的健康;三峡大坝合龙,南水北调工程启动,难以置信的长江三峡库区历史性的干旱,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的洪水威胁,白鳍豚消失,还有圆明园的整修工程事件……所有这些看似没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在我看来都是相关的。所有这些自然过程和灾害,以及人的行为,都要在土地这个界面上发生并相互作用。所以,我写了一些文章,虽然都以城市、土地、景观和建筑为主题,实际上无不与上述事件直接或间接相关,我希望通过这些有形的物质来揭示背后的原因和道理。大地和大地上的城市、建筑和景观从来就是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投影,是社会形态的符号和反映,也是人力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这些文章被收入这本书里,整合为城市、田园和遗产三部分,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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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土地、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表象入手,揭示在快速的城市化和辉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当代中国潜伏的巨大危机,包括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民族身份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中国的复兴在于求解应对这些危机之道,否则,危机便成为危险。
    
    
    
    第二,危机的根源何在,出路又何在?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蔓延至今的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意识,与快速经济发展和文化落后相伴生的暴发户意识,以及与漫长的小农经济相伴生的小农意识。应对危机的出路何在?出路就在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这一开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思想运动引向深入。莫要被眼下“大国崛起”的欢呼、复古之风的熏蒸以及国学热的迷幻所陶醉,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之大旗,这乃是唯一出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两千年来的文化积垢,把“白话文”运动推广到城市建设等各个领域。但是“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绝不是“重复新文化运动”,更不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扫除,而是一种“后新文化运动”或“后现代运动”。把尊重和保护乡土与遗产本身作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把乡土作为“白话”和“新乡土”的源泉。但绝非复古,也非对遗产的“发扬光大。”
    
    
    
    第三,如何“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一滴水,可以照见整个世界,从对待野草的态度,我们便可以看到当代国民特别是城市建设决策者的价值观。在不只一篇文章里,作者极力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伦理和新的价值观;并提出“反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论。这种新文化、新伦理、新美学和“反规划”是化解前述三大危机的药方,最终将成就一个“白话的”城市,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新乡土。
    
    
    
    在上述贯穿全书的统一主题下,本书三部分各有侧重。
    
    
    
    城市篇是全书的最主要部分,11篇文章揭示和批判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城市建设的种种误区,特别是盛行于大江南北各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城市化妆”运动,挥霍浪费无度、缺乏人文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大型公共建筑,目标单一、缺乏土地伦理和系统科学理论指导的城市规划建设及江河治理工程,等等。中国当代的城市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疾,古今中外未尝有过。它消耗掉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水泥和三分之一以上的钢材。然而,正当中央政府号召节约能耗和材料,各大钢厂纷纷迁出城市以图还城市一片蓝天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一个个展示性的、为求奇特造型而耗费十倍甚至二十倍的用钢量的巨型建筑崛起;正当水资源告急,北京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国家花巨资将长江之水引到北方时,我们却看到圆明园试图恢复当年浩荡之水面;正当国土生态环境告急,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之时,有人却忙于到泰山顶上搬运石头,从农民的风水林中挖来乔木,以建造大型园林。正是这些在我看来很是荒唐的行为,使中国的土地生态和乡土遗产面临五千年未有之破坏,引发三大危机。造成上述这些误区和危机的最主要根源是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城市建设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者们头脑中的潜在的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以及缺乏对科学的系统认识。因此,解救危机的出路在于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此我提出了“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和“白话城市”的生态与人文城市理想,以及“反规划”的途径。
    
    
    
    田园篇侧重乡土中国。这些文章警告,当我们已经毁掉一个个富有特色的旧的乡土城镇之后,我们又将毁掉一个个更富有特色,充满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广大乡村和田园。乡土景观平凡而真实,虽为下等文化且不曾被国家或地方政府所保护、所珍惜,却绵延数千年而生机勃勃,是“生存的艺术”,也是草根信仰之基础,是和谐社会之根基。乡土的中国景观不同于帝王和士大夫的贵族的景观(如被奉为国粹的园林之类),那些贵族的遗产虽多被列为世界遗产、国家遗产,但多为死的遗产,而作为“生存的艺术”的乡土景观是活的,是“白话城市”和“白话景观”的源泉,是拯救中国于三大危机的良药。诸如择居、造田、种田、灌溉、理水的“生存艺术”,而今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城市化和席卷而来的新农村建设将使它们荡然无存,因而,更需要我们保护和珍惜,眼前迫切需要用“反规划”的途径,在推土机来临之前,确定禁止建设区。在这里,“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伦理与新美学,要求我们以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平民的立场来善待土地和人民。
    
    
    
    遗产篇则在“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伦理与新美学之下,认识和评价我们的遗产,旨在跳出传统的文物概念,跳出贵族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平民的、足下的文化。这些认识具体体现在对中国工业遗产、大运河以及圆明园的态度上。近代中国的工业遗产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情感,其重要性不亚于古代帝王们的历史文物,必须善待和令其发挥新的功能。关于大运河,它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活的文化景观,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和生态廊道”来整合遗产保护、国土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与历史文化教育和游憩等多种功能。关于圆明园,它是历史与乡土生态群落的双重遗产地,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必须得到维护。恢复皇家园林景观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只能给社会和已经非常严峻的北京生态环境背上沉重的包袱。圆明园的最好出路在于成为北大和清华的开放式校园,使其在保护遗产的同时,成为国家栋梁的培育基地和全民的参观教育场所。同样,科学和民主是理解和实现上述理念的根本。
    
    
    
    所收文章中有几篇是与我的同事或学生合作完成的,都已在文中注明。这些文章写作过程得到同事、学生和多位记者的协助与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这些同事和学生包括李迪华、吉庆萍、李伟、黄国平、孙鹏、王志芳、孔祥伟、庞伟、李海龙、方琬丽、朱强、刘君。大部分文章的核心内容都曾先后发表在多种刊物和报纸上,我对其允许我在这里作修改和再次刊用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国家地理》编辑李雪梅,《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和编辑大同,《新京报》记者曹保印、王爱军,《人民日报》记者赵永新,工人出版社编辑杜予,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郑淮斌,《中国园林》编委王秉洛,《科学时报》记者易容,国家图书馆孙学雷副馆长,以及《景观设计学》杂志运营总监李有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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