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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导致台湾不能统一/邓蜀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06日 转载)
    
      1949年迪安·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后,对中国的局势,他看不清,摸不透,说要等“尘埃落定”再作道理。
     时光流逝40年,尘埃早已落定。对杜鲁门主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也早可论定。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而在我国,相比之下,就显得过分单薄了。资中筠新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出版),补了我国学术界这一专题研究的不足,使海内外读者首次比较系统地读到我国学者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的论述和初步结论。我作为一名美国史研究者,深为这一学术成果感到喜悦。本文不拟对这本40万字的专著作全面的介绍,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读后感,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博讯 boxun.com)

    杜鲁门当上美国总统,有其偶然因素,如果不是罗斯福病逝在总统任内,杜鲁门恐难有入主白宫的机会。面临历史大转变时期的局面,杜鲁门不免有急管繁弦应接不暇之态。对于中国局势,则更是陌生,接任伊始,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继承罗斯福的方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扶持蒋介石。不过由于日本在罗斯福去世后不久就战败乞降,因此在扶蒋的大前提下也有不同的目的。罗斯福任内是扶蒋抗日,杜鲁门则是扶蒋反共。这不是说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友好感情,只是因为他早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因此,我们不必去臆断罗斯福如果不死必反或不反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他临终前不久已有支持反共的迹象。
    我们要研究的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在日本投降后,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怎样走向扶蒋反共的,是不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资中筠的著作做出了有根有据有声有色的回答,是我国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难得佳作。
    
    一
    
    在论述杜鲁门政府的扶蒋反共对华政策之前,作者简略地回顾了这一政策形成的背景,这就涉及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经过分析论证,书中对这一政策作了很中肯的概括。它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让中国坚持抗战,并且尽一切力量避免中国内战”,而为使中国坚持抗战,又必须扶蒋,因为“罗斯福始终没有放弃把蒋介石作为中国化身”的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他还没有像后来的美国统治者那样敌对,因此他不反对必要时与中共合作”,但是,罗斯福的这一态度,在他去世前不久据认为有了变化。美国反共政客赫尔利在罗斯福去世前10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的捧蒋反共的谈话,虽然缺乏正面材料证明罗斯福同意赫尔利的言论,但是罗斯福也并没有任何不同意的表示,因此可以反证赫尔利的反共言论不是他个人意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倒向一边”的重要标志。作者认为:“大约在1945年4、5月间,也就是欧战结束之时,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的大致格局开始定下来。”罗斯福是1945年4月12日去世的,扶蒋反共政策可能沾了点边。
    作者在论述这一转变时,谈到了“偶然与必然”问题,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倒向一边是对内对外总政策的一部分,决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赫尔利之所以能公开表示他扶蒋反共的主张,“是因为他的态度适应了当时政策的需要”。当时整个形势的背景,正如作者指出的,欧战已经胜利在望,日本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在美国决策者的考虑中,打击共同敌人的努力日益淡化,而战后如何对付苏联则日益突出。在内阁中,杜鲁门支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被看作是苏联在远东“扩张的工具”,因此,“根据这一逻辑,扶蒋反共是必然的结论”。这是对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时的总的形势作出的分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扶蒋抗日的形势已完全不存在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扶蒋反共”的泥潭之中,从浅入深,越陷越深,欲求“脱身”而不可得,妄图取胜而不可能,窘态毕露,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罕见的拙劣之作。
    
    二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的精华部分是从论述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和斗争的矛盾双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可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心目中,认为共产党后面有苏联,而美国自己则以蒋介石的保护人自居,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政府的保护人。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内部斗争,美国人插足进来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把苏联的份量考虑得很重,它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像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全面支持那样获得苏联的援助。作者分析美国自战争结束到1945年底,从三个方面扶蒋压共以达到“建立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三个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借助苏联的力量,取得苏联支蒋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1945年8月14日签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换文中明文规定: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及国民政府”。这个条约的签订,美国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的目的之一是“使国民党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孤立中共”,“不论当时苏联本身意图如何,在借苏联压中共这点上,美蒋是一致的。所不同者,美国希望压出一个和局来,而蒋则认为因此可以对中共为所欲为,采取更强硬手段,更加放手地诉诸武力”。资中筠的这些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这些当然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它在大力支蒋的同时,必然是压共,可是它又不愿使自己卷入中国内战中为蒋介石而战。这样,美国的政策既不能使蒋介石满意,又无法使中共就范,结果反使中国内战危机加深。为了执行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就出现了马歇尔使华这一段插曲。书中以相对多的篇幅论述了这一结局十分不光彩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就中国人民对马歇尔使华从欢迎到反对作了阐述,话虽不多,但值得注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马歇尔的使命的。事实上,当年马歇尔刚到重庆时,曾掀起一阵“马帅热”,我当时作为一名年青的新闻记者,躬逢其“盛”,津津有味地报道过蒋宋美龄为马帅送鲜花,民主人士频频拜访马帅于行邸之类的新闻,还出席过马帅的记者招待会,好不热闹,后来到了“马帅八上庐山”,一次比一次让中国人民失望,最后,中国人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位马帅来中国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道不同,不可与谋。
    马歇尔铩羽而归,美国的政策也有大幅度的调整。如果说在1947年1月以前还有促使国共相和的一面的话,1947、1948这两年就成了美国大规模援蒋的时期。作者指出,在1947年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杜鲁门政府面对蒋介石政权“在精神上已经瓦解”,而“共产党的队伍精神极佳”(魏德迈1947年7月29日给美国政府的报告)的局面,决心挽救“沉船”,“阻止中共统治中国”。
    历史嘲笑了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客和将军们。作者根据美国档案材料和有关人士(司徒雷登、凯南、顾维钧……)的回忆录,对美国当局在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谋求“脱身”的窘态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考虑‘脱身’”这一章写得颇精采。作者在这里提供了我国研究者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涉及的背景材料。作为附录列在卷末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4这份文件,说明美国当局幕僚人物中并不是没有对中国形势和前景有所了解的人,可是决策当局一叶障目,使其看不远,也看不清。这个叶就是错误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也就是作者所正确指出的,“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革命作为独立的事物对待”。他们认识到“阻止中共统治中国”已不可能,就把“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作为政策目标。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国当局不再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民族化身”了,正如作者提供的材料所说明的,“美国确实有换马的意图”。但是蒋介石岂容你杜鲁门轻易“脱身”,同时,蒋也深知要在国民党内外找“新马”谈何容易。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冷战”恶梦方酣,它也决不会听任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完成革命使命。所以尽管美蒋矛盾迭起,美国却仍得与“委员长”打交道。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集团逃离大陆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不得不转移到怎样确定对新中国的政策上来了。这对美国当权者说来,是多么不愿意,又多么不顺手,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三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至1949年时期》),是杜鲁门政府承认对华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总结。资中筠指出这份文件“有它坦率的一面,也有不坦率的一面。……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并没有改变其念念不忘干涉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观念”。征诸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政策,上述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作者举出了艾奇逊的“等待尘埃落定”的名言,来概括从1949年初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的杜鲁门政府对待新中国的政策。艾奇逊在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变面前,不无惶惑地表示: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在为时达一年的时期中,杜鲁门政府在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经济关系、文化宣传以及台湾问题上,都表现出观望、犹豫、举棋不定,反映在决策上,有过起伏变化。作者在阐述和分析这段时期的复杂关系和纠葛时,表现出了她的研究水平和分析问题的卓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作者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所作的分析研究是出色的,令人信服的,揭示了美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企图阻止蒋介石到台湾以便分离台湾(1948-1949)、决定放弃台湾(1950年初)、重新走向干涉(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她在1982年曾经发表过《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专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又丰富了她前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书中有“国会和‘援蒋集团’的作用”一章。这在全书中起了画龙点睛作用。谈美国对华政策如果忽略了国会议员的作用,那就很难谈清楚,谈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不注意美国国会内的“援蒋集团”,那就更是忽略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一般说来,我们往往对美国总统的作用看得比较重(有时可能过重了一点),而对国会及议员的作用看得比较轻(有时似乎过轻了一点)。作者以专章来谈美国国会在援蒋反共方面起过的作用是很有见识的。因为美国国会以及围绕着国会形成的援蒋游说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美国政治之深,对美国重大决策的影响都有其不寻常之处,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有援蒋集团,同时也有不赞成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的集团。围绕着对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政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两派(虽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派是以干涉他国内政为己任,另一派是比较正视现实,这两派各有其代表人物(今天也有)。作者在分析杜鲁门时期对华政策的两派时,没有采取绝对化的一刀切方式,实事求是地指出两派的大前提都是反对共产主义,都不希望中国共产党过安稳日子,但又都不主张美国出兵与中国共产党打仗(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作者提出了她的“上限”和“下限”论,即两派共同的“上限”是反共,“下限”是美国不出兵。两派的分歧“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选择”,表现为战略重点上的分歧——欧洲第一,亚洲第一,或欧亚并重;还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认识的分歧——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共力量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对美国实力的估计——是力大无边,无所不能,还是力不从心,并非万能。书中对这两派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对认识今日美国对华政策的起伏变化,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司徒雷登大使的梦想和现实”这一章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着墨虽然不多,但对这位“在这一段中美关系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的勾画很是出色。这位美国大使与别的一些美国政界人物不同,他有着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个人背景,不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中国,而且他一辈子的事业也在中国,堪称地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的几十年教育生涯,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作为教育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得到相当的信任和好感”。他享有的自由派教育家名声,本来可以在内战前夕的中国有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期望他能“起一点积极影响”,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司徒所起的作用完全与这些期望相反”。
    平日我也曾与友人们谈论司徒雷登这个人。言谈之间,有人认为司徒雷登如果不当大使,以一个自由派教育家身份,在美国——国民党——共产党的三边关系中,起一种信使和润滑作用,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历史评价;还有人认为司徒雷登是“美国的胡适”,都是文人从政,又都当了“过河卒子”,涉足自己并不在行的政治领域,吃力还挨骂……这种类比未必贴切,但论者都带有惋惜之情。资中筠则以严肃的态度对司徒雷登担任大使期间的表现作了剖析,特别指出,司徒雷登比起美国政府中其他人来,“他对蒋介石幻想更深,持续更久”,说明他不完全是被动地执行美国政府政策,“而是对援蒋反共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十分积极主动”。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他比一些职业从政人员更缺乏现实感,在某些方面比当时的美国政策走得更远,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自行其是。美国的政策本来已充满矛盾,这位大使的思想和行动就更加矛盾百出。”这个评论是相当严峻的。作者声明,“本书无意对他本人作出全面评价”,只是对他作为大使的表现略加评述。我国学术界对这样一位性格复杂、言行矛盾的人物的全面研究,据闻已有几位青年学人在进行,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亟愿早日见其成果。
    读完全书,获益匪浅。这本经过深入研究写出来的学术著作,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感。写的是1945-1950年间的事,又何尝不是认识此后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的有益参考?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中方资料少,作者也申明在先:主题是美国对华政策,不是全面的中美关系。不过,总希望分散在海峡两岸的中方资料能更好地共同为学术研究服务,有朝一日能有根据丰富的中方资料写成的中美关系史问世。
    这本书的书名似乎长了点,影响了它对读者的吸引。我试借箸为筹,以《前车之鉴》为主题,辅以《美国对华政策(1945-1950)》副题,如此这般,中筠同志以为如何?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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