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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卡玛: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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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后,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博讯 boxun.com) (博讯 boxun.com)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后,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后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后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后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后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后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后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 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后,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后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玛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亲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玛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玛的奶奶曾于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带领美国学生前来中国旅游访问,也被人张冠李戴,说成是卡玛率领外国“红卫兵”串联回京。当年那位被红卫兵辱骂、被排除革命群众之外的洋少女卡玛,此时于众口烁金中成了“铁杆毛分子”和“特殊贵族”。柴玲的前夫封从德还以“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卡玛夫妇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影片《天安门》里有“史实错误”。柴玲本人则以雄厚的金钱势力雇请多位律师,气势汹汹地打一场欲致长弓公司于死地的恶意骚扰官司。
    
    ◎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当卡玛还是五、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们捉蚂蚱玩。那时中国没有爱护自然和动物的教育,孩子们抓住蚂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蚂蚱也会有痛苦。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国女教师看到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蚂蚱也是生命啊!”对此,卡玛至今记忆忧新。
    
    少年卡玛和她的一批离经叛道的中国朋友们,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一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籍。《新阶级》的作者德热拉斯的一段话,对卡玛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最令卡玛终身难忘的是,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位白军领导人、贵族朗特纳克侯爵最后的举动。被围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后,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而侯爵的敌人——共和国军领袖郭文因为释放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愿走上断头台。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深受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卡玛,在她的记录片生涯中遇上了一个血腥而残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场毫不含糊:“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但另一方面,她的文革经历、敏锐头脑和思辨能力,使她对任何漂亮口号都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她看到了学生领袖们在八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虽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弱点,但她觉得不应该掩盖和认同。
    
    这就是柴玲对卡玛产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于柴玲拒绝接受采访,卡玛只能用当时的资料以及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柴玲于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中的言论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说法,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议。
    
    这个记录片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那里仿佛有一个个追问:那个血腥的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如果学生领袖们懂得妥协,事情是否会有另外的结局?如果像某些学生领袖所说,民主事业需要用鲜血来唤醒人民,那么,中国进步的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 给有志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书
    
    不管《天安门》提出的问题如何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能对它闭上眼睛,而必须诚实面对。再正义的事业里也包含着危险的种子,我们无权掩盖。由于这段历史还不够久远,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声名,都只调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否认并压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观点。这样,力求诚实公正的制片人卡玛,就成了双方诅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笔者这样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学生运动虽然不成熟但依然伟大依然光彩夺目。我们不愿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杀罪行之前,质疑学生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着想,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些像卡玛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超越政治派别,坚持原则追求真实,挖掘出民主运动自身的问题和弊病,给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玛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书。
    
    首先,影片凸显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张罢课的学生要组织纠察队把教学楼封起来,不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去教室,剥夺别人选择的权利。主张绝食的学生因无法在市高联取得多数支持,就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绝食。未经选举产生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讲述了广场上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由此可见,反抗中共不民主,并不等于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玛在影片的解说词中表达了她深沉的思考:“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仍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并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玛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她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写历史小说的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人们常说﹕‘不懂历史的人会受到重演历史的惩罚。’那么懂得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惩罚就是当历史正在重演时,他很明白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戏。”
    
    其次,正视问题所在是改进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前提。当时学生领袖们表现出来的诸多弱点,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有关,也与共产党长期的教育有关,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玛一再强调这些弱点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天安门的孩子”如今已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长进?
    
    我们每一个从那场劫难中幸存的人,都应该为不幸的死难者承担道义责任。例如王超华就曾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那些曾经通过排斥异己而控制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今天承担了多少责任?那些今天签署公开信指控卡玛的广场领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面对自己的失误,从而放弃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诚于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随某一个人?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他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所触及到的是一切处于革命状态的社会的本质及其艰苦的历程。”这就是说,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人,为争取更好的社会前景,都需要面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艰苦的历程,需要以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来帮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记录片《天安门》,就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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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多维月刊》2009年9月号 (博讯记者:鲍伯)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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