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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二十世纪/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30日 转载)
    
      半个世纪过去了,斯大林问题依然挥之不去,至今也没有离开世界,也没有离开中国。上世纪西方思想界编造了“斯大林模式”这样一个概念,盗名欺世,推向世界,硬是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几十年来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来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体制,统统塞进这个概念,以此来抹黑、否定、诋毁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采用谎话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和误导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上世纪70年代末,“斯大林模式”一词进口到我国,成了思想界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后来有了这样一种离奇的观点,即“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东施效颦的观点如果成立,岂不等于是说,爷爷艰苦奋斗创下丰厚的家业,被孙子们吃喝嫖赌输个精光,责任不在孙子而是爷爷?这种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弥天大谎的“学术”观点和思想逻辑,在中国思想界至今风头不减。显然,不能指望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能够科学公正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斯大林一生高举列宁主义旗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树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30 年艰苦奋斗,创下了特别丰厚而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40年里,走的是一条与斯大林背道而驰的道路,把苏联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我国一些评论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群败家子身上找原因,置一系列基本事实不顾,把苏联亡国的板子打到辛劳的创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戈尔巴乔夫干出的亡党亡国的败绩承担责任。这是当今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十分离奇而反常的思想现象。 (博讯 boxun.com)

      不仅如此,我国有学者更荒唐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对中苏两国历史和国情的无知与妄断。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一党制和联邦式。1922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俄罗斯四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条约规定“每一个共和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36年苏联新宪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制的具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即全新的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确认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无疑,新中国在诞生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与苏联有着极大的不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期,就已经产生并确认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一是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比新中国还要长的原因;同时确认的政治体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即政治协商会议,它还一度起过临时制宪会议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是 “两会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像这样在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有许多,直到今天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但依然保持着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导地位,而目,继续发挥着重大基础性作用,哪里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这简直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自欺欺人。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学、文化、思想、理论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几乎都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无疑,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当然就会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上相同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为一种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一种“冷战”工具和重要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又把这个战略用于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八九风波”后邓小平豁然贯通,一再大声疾呼:“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的忠告,千万不要上当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是他们从不把为后人详细描述社会主义的具体模样看作自己应做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不断开拓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代革命者建设者都有自己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不同于前辈的历史任务,因而每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主义的模样会有所不同。这就不能不看到,对于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代建设者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不是一切人都能理解的,不是一切人都能深刻认识的”。列宁公开承认,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够多的蠢事”,“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斯大林也是如此,多次分析和承认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所以,总结历史,尤须防止以偏概全。自以为是,指点前辈的做法,是愚蠢可笑的,不会收获有益的成果。
      无产阶级也要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改造自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也犯过诸如大国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任何先例和经验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是发生在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完全封锁和反复围剿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难斗争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由俄国一国胜利发展到全世界去的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取得胜利的征途中。斯大林一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与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作斗争。无疑,只有站在斯大林对立面的阶级,为了复辟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各族人民打碎的“天堂”,才会揪住斯大林的缺点、失误,幸灾乐祸并大做文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苏联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征途上,不论斯大林对苏联,对别的国家和民族,有过怎样的失误、错误,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的人类生活和发展道路既因苏联兴而变,又因苏联亡而变,这两种变化的主要因素,都这样或那样地与斯大林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苏联问题实质上就是斯大林问题。按中国人的语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不少世界级的大人物,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不再被本国或世界提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斯大林却不是,他总是不断地被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提出来,摆到世界面前,似乎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至今还离不开斯大林这样一个因素。由此,把斯大林问题当作开启、解读20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是可行的,合适的。
      20世纪,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世纪。因斯大林的作用而兴盛、光明,又因诋毁斯大林而变得混乱、迷茫。虽然人们生活的世界早已进入了21世纪,但是感到依然笼罩在20世纪的“阴霾”之下,某种神秘的20世纪之物、20世纪之魂还在纠缠着人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斯大林问题,这样一个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反响的世界范围的大问题,至今没有做出一个科学的定论。看来,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问题—— 20世纪最大的遗产,难有安宁。
      那么,半个世纪以来议论纷纷、迷雾重重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斯大林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不同阵营的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西方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散布的“斯大林模式”,通过各种媒体渗透到各国,向听众灌输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假话、瞎话,“忽悠”了不少人,是非难辨;甚至提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这种故弄玄虚的思想观点,它掩盖并扭曲着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发展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苏联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从赫鲁晓夫始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落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无疑,只有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能科学地研究苏联历史。其实,斯大林问题不是什么玄妙的、神秘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看来,关于斯大林问题是多么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拨乱反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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