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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六十年亲历沧桑变:渡尽劫波,终须握手(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28日 转载)
    
    来源:《中国评论》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参事章念驰在《中国评论》月刊十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关系六十年感言》。作者表示:“两岸关系是与新中国诞生同日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它经历了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从和平对抗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正在逐步迈向统一。”“世事翻覆,白云苍狗。我有幸见证了新中国60年巨变,也有幸参与了两岸关系60年巨变,深感祖国从辛亥革命到今日,终于找到了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途径,我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实在是幸运的。”对于“这中间有许多经验与教训”作者以亲身经历概括了十二条重要体会。文章内容如下:
    
    两岸六十年亲历沧桑变:渡尽劫波,终须握手
    
    两岸关系60年:渡尽劫波,兄弟终须握手。(资料图片)
    
    六十年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一年,我才七岁。这年5月27日,经过数日激战而复归平静的清晨,祖母牵着我的小手,上街看到湿漉漉的街道两旁睡着许许多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祖母感慨地说:“这是正义之师啊”。这就是我对新中国的第一印象。
    
    从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始,两岸关系也就形成。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其后陆续产生了两个主要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党在推翻军阀统治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经历了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形成隔海对峙,对抗不断,相互指责对方为“蒋匪”与“共匪”,一场内战依然没有结束。在新中国宣布诞生之时,毛泽东本没有打算更改国号,因为这不是“中华民国”的消亡,而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主权始终是完整,仅仅隔海而治,仍是两个政府间的内战延续。如今两岸关系也走过了一个甲子,我也亲自参与了这沧桑之变,有着诸多感受。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两岸六十年亲历沧桑变:渡尽劫波,终须握手


    
    两岸共赢应当成为共识(资料图片)
    
    1949年后,大陆本欲一举解放台湾,实现最终统一。但逾越台湾海峡,消灭国民党残军,都是当时实力所不及,刚刚解放的广袤大地,亟需休养生息。不久又发生了“抗美援朝”,1954年12月,美国因“韩战”而与国民党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明白无误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受到大陆武力威胁时美军有义务出兵干涉,明目张胆地将台湾纳入美国军事保护之中,让我们解放台湾更增加了难度。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而不单纯是一个内政问题和两岸问题。
    
    
    国民党去台湾后经历了“国民党改造运动”,建立了“戒严体制”,又推行了“地方自治”,实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十大建设”,掀起了“本土化运动”,又开始推行了“民主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也乘势而兴。台湾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经济上抓紧与国际接轨,使台湾经济跃入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人均GDP达4000美元左右,而大陆人均GDP至“文革”结束仍不足200美元,扩大了两岸经济差距;政治上采取“汉贼不两立”政策,强化“反共”意识,让台湾广大同胞经历了日本五十年统治之后,又一次与祖国隔绝,让他们的祖国意识更加空洞,加大了两岸政治差距;外交上更加依赖美国和日本,即使美日与大陆建交后,台湾依附美日政策始终没变。蒋经国治台期间创造了很高人气,他清廉、勤奋、亲民、爱台,开启了“本土化”与“民主化”,启用了“本土人士”治台,开放了两岸探亲。但他坚决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他对大陆有很深成见,尤其对大陆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运动”,使两岸和解失去了机会。
    
    1949年后,大陆走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灭资兴无”道路,以“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到“反刘邓路线”。政治上运动频繁,国际上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垒,经济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岸敌对状态高度紧张,从金门炮战到闽浙粤千里海疆均划为前线。尽管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解放台湾”口号改为“和平解决”,但对抗依然如故。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有第三次国共合作设想,我祖父的盟兄章士钊受命奔走两岸,我祖父弟子曹聚仁更是充当两岸秘使,穿梭于两岸,最后都无功而返。大陆的意识形态化和两岸经济实力差距,使解决台湾问题拖延了下来。
    
    我出身于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家庭,祖父章太炎先生为创建中华民国“七次追捕、三入牢狱”,父亲系国民党军政人员,亲戚大多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其中不少人在1949年后去了台湾与海外。像我这样的旧政权家属及海外关系与台胞台属的家属,受株连者不知几何,这都是两岸敌对之故。因此我从知事之始就知道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我的命运也一直与之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在1949年前即说,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两种命运”与“两种前途”的选择。汪道涵常说,近代中国人只有两个使命,即如何推翻旧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也说,推翻旧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说从1949年起,就形成了两岸关系,构成了台湾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应放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中去加以思考,就台湾问题而论台湾问题是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可惜从1949年推翻旧中国后,直至1977年“文革”结束,怎么建立一个新中国始终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反使大陆濒于政经崩溃边缘,台湾问题当然也无法解决。
    
    从“和平解放”到“和平对抗”
    
    “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划时代的转捩点,大陆从“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闭关自守”到“走向世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成了内外路线的核心。为了确保改革开放有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高明地提出了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在台港澳回归问题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1979年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全新思维的开端。为了贯彻这条路线,开始落实对台胞台属、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具有海外关系人士乃至右派及蒙受种种冤假错案的老干部和他们家属的政策,纠正了对他们的歧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投入到“四个现代化”与“祖国统一”进程中来,将这数亿万计的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首先是解放了人----解放了广大知识分子和解放了“出身成份海外关系不好的人”,使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同时开始实事求是对待历史,把辛亥革命看成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也公正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从而赢得了广大民心。邓小平以“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朴素道理,率领十三亿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去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的新中国。
    
    
    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变同时,台湾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两蒋”退出历史舞台,李登辉主政后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加以塑造,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致力建立台湾的“生命共同体”,加快了台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进程,制造了“台湾悲情意识”,制造了“统独、族群、省籍”的对立。他是一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他的十二年执政终于让国民党成为台湾的在野党。而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去中国化”、为台湾“正名”、“公投”、“修宪制宪”、“一边一国”、“台湾主体意识”……,肆无忌惮地鼓吹“台独”,他的每一个挑衅都足以引发台海战争,让两岸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冲突的八年,也让台湾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台独”主张让台湾从“经济挂帅”变为“政治挂帅”,让意识形态高度泛滥,消耗和浪费了许许多多社会资本,让台湾地位日趋边缘化,让人们为“台独”付出了巨大代价;加上陈水扁一伙的道德操守品行败坏,终于被选民抛弃。这二十多年两岸关系虽一直维持着和平,但对立与冲突不断,形成了一个“和平对抗期”。
    
    “文革”结束时我三十七岁了,随着这个时代结束,我也摆脱沉重的出身包袱,离开了中小学的教书生涯,进入上海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工作。复杂的“社会关系”反成了我为“四化”尽力的资源,开始参与许多两岸交流,改革开放让我焕发青春。从1983年起我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起担任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后又担任上海台湾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一系列涉台机构负责人,还有幸追随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等领导工作;如此深入地参与和见证了两岸关系巨变,经历了两岸的骤风暴雨,至今还担任着上海市政府参事,依然工作在两岸关系的风口浪尖。我的一生似乎命中注定要与台湾问题结缘。
    
    从“和平对抗”走向“和平发展”
    
    从邓小平始,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尤其胡锦涛主政后,开始将台湾问题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格局中去加以思考;提出了“和谐社会”和“两岸和解”的新思维,超越了“统独对决”格局,摆脱了“随扁起舞”的回圈,致力争取改变认同和厚植两岸共同利益,从做台湾民众工作着手,不断展现对台善意,不断出台“惠台”措施,短短一年之中,“惠台”措施达七十多项。大陆坚持改革开放30年,终于有了丰厚的回报,奠定了强大的国力:成功举办了“奥运”,显示了从“东亚病夫到东亚强国”,成功战胜了史无前例的汶川大地震,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将这危机转化为加速民族复兴的动力。我们终于在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道路上取得成功,从而间接促成2008年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恢复了“两会”机制化协商,重新确立了“九二共识”地位,开启了60年来未有的“三通”新时代。“国共协商”和“国共论坛”开始发挥了“第三次国共合作”作用,两岸从此步入了“和平发展”新时代,这是两岸全面接触、全面交流、全面合作的新时代,它必将孕育出一个新的两岸关系。
    
    2008年是两岸关系转折年,马英九带领国民党夺回了执政权,两岸因素开始左右台湾选情,“反中”不再成为民进党争取选票的不二选择,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反成为选民普遍要求,一个崭新的欣欣向荣的祖国大陆大大改变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识,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台湾只有依靠大陆走出危机,这是一个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时代,两岸更是只有走双赢的合和之道才是出路。马英九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使两岸关系出现了六十年来从来没有的大好局面。
    
    
    但是过去60年中,两岸基本处于对抗与隔绝状态,清政府割让台湾让台湾民众经历了50年日本残酷统治的丧家之痛,“两蒋”与民进党又让台湾与祖国再次隔绝,使台湾民众饱经离别之苦,由此造成的“台湾情节”与“台湾悲情”而萌生的“台湾人要出头天”意识,是深刻与强烈的。以至“台独”主张一度狂卷台湾,造成台湾近四成民众成了“绿营”支持者,甚至陈水扁这样贪渎无耻,绿营支持者难以与他切割,因为要这些受过深重伤害的民众立刻原谅国民党和拥抱祖国大陆是艰难的。但两岸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实行了“三通”,两岸进入了大交流大合作时代,对话谈判取代了对立对抗,经济融合取代了军事对峙,这一切给两岸孕育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平发展期”是走向“和平统一期”必须经历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会很短,它必然是由从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再边经济边政治,逐步解开两岸政治死结,取得政治和解。尽管台湾可能还会出现政党轮替,但要台湾回到李登辉与陈水扁时代,民意是不会允许的,这个时代结束了。
    
    我有幸亲历了两岸从对抗走向合作,亲历了两岸60年之巨变。我因出身成了从小关心两岸前途的一个人,因台湾问题我背上了沉重家庭包袱走过了青壮年时期,又因为台湾问题我被作为统战物件而培养成台湾问题专家,参与了两岸以及中美、中日、中欧、中国与东盟等国家地区的交流与对话,参与了许多内部的调研。我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我云,不作违心之论,保持独立思考;为了保持人格独立,甚至不入党派;撰写了《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两岸关系与中国崛起》、《统一探究》、《面壁集》等多部论着,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为捍卫和平统一路线贡献了自己的心力。我提出的许多主张为世所重,也被吸纳为今日之政策,尤其近20年我有幸专业从事两岸关系研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两岸关系完全浑然一体。有人说我,20年来可以说只做了一件事----专注两岸关系研究和办好研究所,心无旁骛,一生只挖一口井,直到清泉源源涌出,这成了我无怨无悔的选择。
    
    对两岸关系的思考与体会
    
    60年来两岸关系的演变让我深刻认识到----
    
    1.解决两岸关系必须将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过程去加以思考,要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格局中去加以考虑,要把握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就台湾问题论台湾问题,也从来没有一个单纯的台湾问题。
    
    2.建设一个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是统一的保障,只有抓住改革开放这个根本问题不动摇,我们才有统一的实力与能力,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能以台湾问题冲击改变这个中心任务。我们要把握“中国为大,台湾为小”关系,始终把握好战略机遇期。
    
    3.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台湾问题,它是中、美、台三边关系互动的产物,而在影响统一的这三个因素中,中国大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关键。
    
    4.两岸经历60年的变化,事实证明选择“和平统一”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来维护和平统一。我们不要被“台独”气势汹汹的表象吓倒,中国人民反分裂能力与中华文化维护统一的能力,是不可战胜的。
    
    5.统一,尤其是和平统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和平统一是一个过程,是由许多阶段性目标组成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步过渡,逐渐融合,最终共同缔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中国。这种统一不是改朝换代,也不是占有,而是双方吸取所长,是中华文明与中国主权的升华。
    
    6.解决台湾问题,处理两岸关系,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政治分歧是两岸关系最顶端的矛盾,没有良好的两岸关系基础,不适当的从政治关系着手,必然适得其反。但对于两岸关系中深层的政治分歧,要勇于面对,要去研究,要有预案,要解放思想,而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7.对于两岸关系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足够思想准备,不是进入“和平发展期”就没有斗争没有对抗了,我们不能低估“台独”的阻力,但我们要始终坚持斗智斗勇不斗气。在统一问题上,没有“鹰派”“鸽派”之分,我们要以慈父般胸怀去包容对方,不能“只讲立场,不论是非”。
    
    8.在处理两岸关系中,我们要充分运用两手两脚两个积极性,做好两方面工作:即和战两手,中央与地方两脚,政府与民众两个积极性,做好执政党与在野党两方面工作。做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更加坚定地做好台湾民众工作。
    
    9.要深入瞭解台湾历史与社情民意,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对台研究队伍,为科学决策做好参谋工作,要摸索两岸关系变化的规律,要建立起一整套统一的理论,要掌握统一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要不断解放思想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
    
    10.要加强两岸制度化与机制化建设,两岸关系成熟一步,机制建设就要迈进一步,两岸关系发展一步,制度化建设就要跟上一步,使两岸关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把两岸关系巩固下来。
    
    11.要认识到两岸无小事,由于关系的脆弱性,稍有不慎,两岸一个小事端就会形成轩然大波,造成关系倒退,因此务必慎而又慎。
    
    12.要坚持“广泛交流、合作发展、对话谈判”,通过这三大途径去夯实两岸关系基础;不能一遇阻力就生气了不交流了,更不能动辄用经济手段报复,也不宜关门不谈判了。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才有望共同开创新局面,共同建立新家园,共同享有融合之果,最终建立起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去完成历史遗留的问题,变坏事为好事。
    
    世事翻覆,白云苍狗。我有幸见证了新中国60年巨变,也有幸参与了两岸关系60年巨变,深感祖国从辛亥革命到今日,终于找到了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途径,我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实在是幸运的。
    
    (作者为《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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