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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章立凡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27日 转载)
    
     先稳住阵脚再慢慢换血
     (博讯 boxun.com)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 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 年6月4日)
    
     临时手段变成了长期政策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
    
     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 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 ,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
    
     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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