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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青的朋友们——为国庆六十周年而作/姚国祥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6日 来稿)
    抚顺师专离休干部 姚国祥
    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回顾六十年前的这一震动世界的大事变,我们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分。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我们同共和国同甘共苦,一道成长。数十年的峥嵘岁月,使我们深感荣幸,深感自豪。1930年7月,我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我饱尝了抗日战争日寇侵略的苦难,经历了一段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岁月,并且积极参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1947年7月,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9年6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愿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全部生命,奉献给共和国的伟大事业,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当着庆祝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而某些往事,已经很难被现在的年青朋友们所理解。但是,人类的历史是有延续性的。只有正确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策划将来。我的这篇文稿,正是为了帮助年青朋友们了解我们的过去。所有的年青朋友,不论是眼前的,还是将来的,都是我的年青的朋友。啊!我的年青朋友,请接受我的奉献吧!万家墨面没蒿莱“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先生的这首诗,作于1934年5月30日。鲁迅先生在逝世前不久,曾写赠给一位日本友人。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日中友協代表团和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部分成员时,曾将鲁迅先生的这首诗书赠日本友人。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这首诗,还特意请郭沫若先生翻译一下。郭老在《翻译鲁迅的诗》中说道:“鲁迅的这首诗,………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万家墨面没蒿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就是当时中国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请看当时报刊上的片段报导:陕甘豫三省大饥荒:“陕西、甘肃、河南三省,土地贫瘠,年来风雨不调,五谷失收,酿成大饥荒,饥民以树皮、树叶及草根充饥,冰天雪地中饿殍遍地。至八月底,死亡者达600万,因饥饿而病者1400万,流亡逃荒以求生存者400万,灾民因食粮欠缺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灾民因生活无望,将其子掷崖下丧命,本人也相继投崖,惨不忍睹。而政府、军阀还苛加勒索。9月底,赈灾委员会主席许世英向蒋介石报告,三省灾民5000万以上,前发赈灾公款1000万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29年10月。资料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灾情遍及十六省 死亡人口六千万: “10月15日,《华北时报》报道,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最近调查,今年来全国各地频频出现各种灾祸,如瘟疫、旱魅、洪水、地震、雪灾、蝗灾、风灾、水灾、霜灾等等。灾情肆虐。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据统计,灾情遍及全国16个省区,加上混战,人民困苦,共有6000多万人口在灾荒和兵乱中丧生。其中尤以湖北省的灾情最为严重,受灾范围遍布全省62个县,共有919.72万人死亡。”(1930年10月。资料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1931年中国特大水灾: “7月中下旬,各地淫雨为祸,山洪暴发。20日,苏、皖各地大雨成灾。南京、镇江、扬州、无锡等地,一片汪洋,尽成泽国。25日,湖南,湖北也发生大水灾。28日,汉口江堤决口,数万灾民无家可归。8月2日,长江、汉水水位暴涨。汉口全市被淹,水深处与房屋齐平。9日,长江水标达50.05尺,17日,水标达53.7尺,陆地上可以航行50吨以上的船舶。此次长江中下游大水灾涉及鄂、湘、赣、皖、苏5个省,此外,豫、浙、闽、粤等地也发生水灾。灾情遍及16个省,据统计,受灾人口至少在5000万以上。各地灾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饿死。大江南北哀鸿遍野,是中国历史罕见的一次特大水灾。”(1931年7月。资料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灾黎遍野,民生困苦:“6月,今年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到处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的灾民不下上千万。陕西、河南的灾民除了吃树皮外,还用雁粪,观音土充饥。待到这些也吃光了,竟发生‘人相食’的惨剧。”(1937年6月。资料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灾荒、疾病、饥饿困扰中国,中国人口死亡每年达六百万:“6月,据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统计,中国在30年代,每年因不讲卫生引起各种传染疾病。死亡人数多达600万。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贵州一省或两个上海市人口的总数。中国每年每千人因不讲卫生而冤死人数达15%,由传染病致死的占死亡率的42%,即每两个死者中即有一个是因传染病引起的。人均寿命为30岁,尚不及丹麦人的一半年龄。每年因人口大批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亿元。由于疾病和死亡率高,中国人为社会服务时间仅有15年左右。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1935年6月。资料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再看当时《申报》的一则报导:雪雨交加夜,街横冻死骨: “1月22日,《申报》报道:‘本埠昨午停止降雪,冻死二百余人’。本月20日晨起上海阴降雪,由于气温较高,雪随降随溶,到21日晨转雪为雨乃继续下降,至午后始停。随之气温下降,夜间温度降至零上1度,街道旁、马路边冻死200余人。以后几日气温继续下降,到24日温度降至零下5度,冻死者遂增,横尸街头,惨不忍睹。到本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入冬以来,上海冻死少衣缺食之难民和贫丐达2000余人,尚有6000余名难民、贫丐急切期待社会各界人士救济衣食,以维持生存。”(1940年1月。资料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记得1947年前后,诗人臧克家曾经根据类似的报导,奋笔写诗,开头的两句是:“昨日一夜风雪。今晨八百童尸。”生活在旧中国的儿童,等待他们的是饥饿、疾病、夭折。他们没有幸福,他们没有童年!以上片段报导,反映了旧中国的人民群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中国人口,号称四亿五千万人,而每次大的水灾、旱灾、蝗灾,灾民都在五、六千万人以上;每年由于灾荒、疾病、饥饿而死亡人口竟达六百万人以上;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只有30岁,还不及当时丹麦人均寿命的一半;………(根据2005年有关资料,目前中国人均寿命为72.77岁,男71岁,女74岁。)我们再来看看旧中国工人、农民的遭遇。一九三六年四月,作家夏衍写出了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包身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工人在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下的非人生活。什么是“包身工”?“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也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几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包身工》描述了包身工们“猪猡一般的生活”:“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劳动,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于和钢铁造成的机器不一样的,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中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在当时上海,这样的包身工,有数万人之多。她们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旧中国工人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包身工之外的中国工人,同样也受到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比之于包身工,只不过多了一点被剥削的自由罢了!1959年4月,《包身工》发表二十四年之后,夏衍同志写了《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他说:“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够调查到的,都已经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夏衍同志深情地说:“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一九三五年(发表是在一九三六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就会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旧中国的农民,同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年封建制度,在旧中国根深蒂固,是套在农民身上的沉重的枷锁。参加革命之前,我生活在城市,对于中国农民的生活很不了解。直到投奔解放区之后,在原热河省建昌、赤峰地区从事两期土地改革,才开始对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有所了解。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延续了两千年。封建的地主阶级(包括贵族、皇室),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只拥有少量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农民成年累月为地主耕种土地,辛勤劳动,大部分收获,都要缴纳地租、赋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目的皇帝,统治着封建国家,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所有这些,在东北,在热河,也不例外。土地改革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广大农民悲惨遭遇和痛苦生活的真实图景:“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热河地区的不少地主,凭借封建贵族的特权,“走马圈地”,掠夺了大量土地。五家子村的老赵家,过去拥有的土地号称“九岭十八沟,平地二百顷”。老赵家的闺女嫁到平庄的大地主家。在一次斗争中,她坦白交代在娘家的夹墙壁里有六箱现大洋。我带领儿童团去通知五家子村农会,果然起出了六箱现大洋。我生长在江南丝绸之乡,但是第一次在地主家看到那么多的绫罗绸缎和古色古香的衣服。而许多农民,衣食无着。当时热河省的气候相当寒冷,赤西、大庙一带,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而不少农民,往往衣不蔽体。“糠菜半年粮”,这在热河贫苦农民中也很难做到。他们不得不以橡子面(一种叫橡树的果实磨成的面,味涩)、树叶、土豆(热河的土豆个儿大)等,维持半饥饱的生活。在东北、热河农村,更能体会到中国农民所身受的两重压迫和三重压迫。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接着又进攻热河、察哈尔。在日本统治下,一般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是“经济犯”。有点牢骚,说句怪话,是“思想犯”。在热河省的“集家并屯”地区,农民一家一户,只准许有一条裤子,谁出外干活谁穿,以防止同八路军、游击队联系,这更是断了贫苦农民的生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高玉宝、刘文采,现在看来,类似的情况,即农民的悲惨生活,地主的残酷剥削,在东北、热河的农村,在中国的农村,是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的!日本侵略者同封建地主相互勾结,抓劳工,抓国兵……亡国奴的生活,暗无天日的生活。这一切,怎能不使人揭竿而起啊! 为有牺牲多壮志长期以来,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为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民主,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最近,为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公众投票。全国“双百”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共提出了三百名候选人名单、事迹。其中不少候选人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特别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中,多数是革命烈士。有些还是多位革命烈士组成的英雄群体,如“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龙华24烈士”、“刘老庄连”(82名官兵)等。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光辉事迹,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昆明西南联大等院校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 “一二·一”学生运动,有四名学生遭到杀害。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先生参加了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他拍案而起,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残暴与无恥;“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恥啊!无恥啊!这是国民党的无恥,恰是李先生的光荣!”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打死几个,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他最后说:“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闻一多先生铿锵有力的演说,句句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申张了正义,赢得了在场群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就在这次演讲会结束后,闻一多先生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我正在上海中学进修班上学。我哥哥的同学从西南联大回来,向我介绍了“一二·一”运动和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害情况。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的高大形象,他的一身正气,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深深震撼了我。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之后,更多的英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1948年5月,我所在的冀察热辽,在攻克隆化的战斗中,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的光荣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地区上下。接着在辽沈战役中,又出现了朱瑞、梁士英、塔山阻击战……等等的英雄事迹。我们这些1947年从平津投奔解放区的学生,在参加两期土改之后,有部分同志分配到部队工作,其中何生同志等八人奉命到同担任塔山阻击任务的四十一军相邻的四十八军报到,亲身参与了四十八军的战斗。何生同志回忆说:“锦州战役,是我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三次大决战之一。当时,国民党部队布防锦州二十个师,南面葫芦岛十一个师,锦葫相距一百二十华里,驻扎如此多的部队,蒋介石将其吹嘘为‘固若金汤’。塔山,在锦葫之间,与锦葫各距六十里,北宁铁路穿过山脚。10月初,我四十一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塔山,四十八军进驻西面,与四十一军仅隔一条铁路,四十八军的后面,还有三十八军,我军一下子卡住了敌人的脖子,这是古今中外战史上所罕见的。我们下连队的八个人,需要在当天5点前赶到四十八军驻地。路过兴城,跨过一条小河道,我走在前面,唐伯虎第二。河道暗碉里的敌人,开机枪射击,幸好只打在唐伯虎的背包上,仅仅擦破一点皮。我们到达部队阵地时,还不到5点。刚刚放下行李,坐在地上休息,虹螺山上敌人的炮兵,便猛然开炮射击。炮声隆隆,震耳欲聋,这对我们几个新兵来说,真是一次战斗的洗礼。”“塔山阻击战,是异常激烈的。敌人一天以四五个师,组织四五次乃至八九次,多到十三次进攻。每次进攻时,虹螺山上敌人的大炮,海上敌人军舰‘重庆号’‘长治号’遥相配合,天上还有十几架敌机助战,把一个小小塔山打得稀八烂,地上尘土深约三四寸。四十一军战士,以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人在阵地在,竟使葫芦岛的敌人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他们因此获得了全军“阻击英雄团”的光荣号。战斗英勇事迹,可歌可泣!我和原野等八人,呆在阵地约十天,有一次二十来个敌人摸到我们阵地前沿,我们正准备战斗,连队指导员说:不要动,等等看。后来敌人果然缩回去了。………”在辽沈战役中,我在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官团做俘虏工作,接收锦州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团以下的军官。锦州解放以后,又进城留在锦州工作。在行军途中,在南下进关的道路上,亲眼目睹浩浩荡荡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有的是作战部队,有的是担架队伍。这是英雄的部队,英雄的人民。遍地英雄上征途。他们正在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奉献给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他们正在创造历史。中国的历史正在揭开新的一页。新中国即将诞生了!
     建国以后,在抗美援朝中,在各项建设中,都涌现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英雄事迹。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弟……他们的英名和事迹,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感动中国人物,远远不止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候选名单也好,评选名单也好,不可能囊括所有英雄模范人物和感动中国人物。还必须强调指出,更多的是无名英雄。我们只能把候选名单上的“人物” 和将来评选上的“人物”,看作是无数英雄模范人物和感动中国人物的代表。候选名单中没有登录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感动中国人物,仅仅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上饶集中营,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南京雨花台,上海龙华……等处英勇就义的烈士们,就不在少数。在建国后,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也大有人在。我想起了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郭永怀。 (博讯 boxun.com)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著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年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也出了名,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周恩来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眼睛顿时湿润了。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家离开了人世。”如今,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26日)
    
    让我们永远记住郭永怀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杰出的感动中国人物吧!共和国的历史上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为了民族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无数先烈的热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无数先烈的血肉,筑成了共和国的新的长城。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人民共和国即将如一轮红日,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规律是那样的无情。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凭借军事上、经济上、资源上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凭借美帝国主义的大量援助。悍然发动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声势汹汹,不可一世。”然而,不到三年时间,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见《将革命进行到底》)“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切反动派无可逃避的下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见《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不要怜惜恶人。《将革命进行到底》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甦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文章接着指出:“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发表,粉碎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和谈阴谋,坚定了解放区军民“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记得当时还有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流行歌曲”,曲调优美,歌词全文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全部解放/人民要彻底胜利、彻底胜利/三十年的经验在心里/打破反动派的缓兵计/反动派它不投降/咱就坚决打到底/人民军队向前进/后方生产齐努力/前方、后方齐鼓劲/全部、干净、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全部解放/人民要彻底胜利、彻底胜利!
    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会议。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这次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建设工业化国家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警告: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号召全党做到两个“务必”。……所有这些,直到现在,以至将来,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0日到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江防,横渡天堑长江。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华社写下了电讯报导,全文如下: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的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的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根据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文稿刊印。)
    渡江战役和全国大进军。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0日开始到6月1日结束,共歼敌4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企图。4月23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渡江战役结束后,随即开始了向全国未解放地区的大进军,先后进行了湘赣战役、宣沙战役、湘西及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福州战役、漳厦战役、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宁夏战役、甘肃河西战役及解放新疆,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章法,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代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新中国诞生的欢乐时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斗、英勇献身的先烈们。1949年9月30日晚,在北平,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举行了一场没有香火的“国祭”,即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来了,刘少奇来了,朱德来了,周恩来来了,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代表们都来了,北平的群众也来了……周恩来走上前去,他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这一天,毛泽东不仅亲手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而且亲自撰写了碑文:“三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仅有120个字,题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文字,在随后的日子里,它被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以怀念逝者,昭示后人,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同时成为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随着充满生机的新中国即将诞生,涉及国家权威象征的国名、国旗、国歌、国徽等形象设计摆上议事日程。这每一件事都为国人所关注。国名。194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上毛泽东致辞,提出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随后,在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了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经过讨论,最后,提案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后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1949年9月26日上午,周恩来、林伯渠又请20多位70多岁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听取大家意见。黄炎培说:“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后来他补充,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而前清进士周致祥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这时候,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对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多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司徒美堂的话得到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人口学家马寅初、教育学家车向忱以及中华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等人纷纷赞同司徒美堂的意见。法律学家沈钧儒则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他说,在三大文件中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新闻公报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文件,都去掉了“中华民国“四个字。国旗。1949年7月14日到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报纸同时刊登了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四面八方的人踊跃投入,每天寄到审查小组的国旗图案达100多张,包括印度尼西亚、朝鲜、甚至是美洲寄来的。然而,尽管应征稿件如此之多,但评选国旗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时候,上海有位叫曾联松的浙江瑞安人,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后,决定投入。一天深夜,曾联松走在马路上,望着满天星星,想起《东方红》中的一句歌词:“他是人民大救星……”把星星放在国旗上怎么样?他跑回工作间,画了一大星星,并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的“人民包含四个阶级”得到启示,在大星星周围画了四颗星来代表人民,把五颗星摆在旗面的上方,成椭圆布局,酷似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1949年9月27日,这面原图小星改为小五星后的图案被审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关于《国旗制作方法》中这样提到: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侧,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1949年9月30日下午,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用从前门外瑞蚨祥绸布店买来的红绸料和黄缎料缝制出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把这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国歌。在国旗、国徽图案等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征稿的同时,国歌征求工作也同步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短短时间内,国歌词谱征稿收到国歌632件,歌词694首,但应选者却很少。在政协一次会议即将开幕之前,毛泽东亲自召集了20多位各界人士座谈。正当大家都感到为难时,时值中年的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他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响应。他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作为代国歌很合适。有人提议,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这首歌和聂耳谱的曲在政协一届大会上一致通过,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全国人大又正式通过为国歌。国徽。国徽的征求工作则相对多了一些波折。1949年,全国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登报征求国徽,收到了900幅国徽图案。 但没有发现合乎国徽体制的来稿。他们认为国徽非近期内能完成。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直到1950年国庆一周年之际,在梁思成、林微因等八位专家和高庄教授的努力下,标志和象征中国的国徽才高高地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1947年6、7月旬,从平津赴冀东解放区、冀察热辽解放区的人流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国立北平艺专”的教授高庄,他带着七岁的孩子一起来到了解放区,特别引人注目。他同大家一样,参加了热河地区的土地改革,并且担任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主任。辽沈战役后,他随南下工作团南下,进北平后,受梁思成邀请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授。那时,梁思成正在领导一个设计组进行着一件光荣艰巨的任务----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设计组从全国征集来九百多件图稿,但没有发现可以入选的。最后由梁思成、林徽因等八位专家采取集体创作的办法,经过他们日以继夜的冥思苦想,反复研究、推敲、修改,终于拿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作为送审稿的图案,经全国政协会议审查通过了。这样就进入了最后一道工序——制作国徽的浮雕模型。由谁来完成呢?梁思成力荐高庄来完成塑国徽浮雕的重任。高庄为此欣喜不已,认为这是人民的信任,祖国的委托!但他深感塑国徽浮雕的责任重大。他凭着对新生共和国的满腔赤诚,肩负起他艺术生涯中最光荣的历史使命,开始国徽浮雕模型的制作。在当时没有油泥的条件下,高庄开始在泥巴上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国徽浮雕。在反复观察、推敲的过程中,他发现图纸(设计稿)上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泥稿出来后,效果很不理想,用他的话说“感觉上很别扭”。经他仔细研究,问题出在图纸上,那图纸上稻麦穗的穗头向下耷拉着,杂乱而颗粒不齐;稻麦的穗秆里外弯曲,显得疲软无力;红绶带也理不清来龙去脉,且是飘动的,造成天安门城墙的不稳定感。他想象中的国徽应该是新中国的象征,要有稳重和向上的气势。周恩来总理再三指出“国徽要有明朗向上的精神”。高庄知道国徽图案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各位专家设计并经全国政协会议审查通过的定稿。但现存的缺点是致命的,不修改就表现不出国徽的雄伟、庄重、自然、美观的形象和气魄,就无法赋予国徽一个伟大民族的气度和时代精神。他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信,提出修改国徽图纸的建议。他抱着必将改好的决心,顶着“国徽图案已经审定”的压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国徽图案的再创作。他已没有白天、黑夜的感知了,在一百瓦台灯的强光下面制作不息。儿子的功课他不管了,饿了,让他买烧饼就白开水充饥。是的,他的压力太大了,关心他的同志为他捏着把汗,对修改持有导议的人甚至说:“修改中央定稿的国徽图纸是违法行为。”在高庄为表现自己的构想的艰难时刻,周恩来总理委托彭真、康克清同志来到了他的住所进行慰勉。对他制作的国徽浮雕给予热情的关切,并转达毛主席赞同将国徽设计图纸在制作浮雕时给以适当的修改、提高的信息。这使承受巨大压力的高庄得到了莫大的精神鼓舞。在一个多月里,他日夜兼程地制作,国徽浮雕终于完成了。1950年8月18日,高庄将两个不同的国徽浮雕带到中南海,在审议会上,高庄有一个谦虚的书面陈述:“各位领导,制作被我耽搁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搁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重、更明朗、更健康、更体现庄严稳重、更有规律、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符合应用的条件,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因此塑造时作了些修改……”会议一致肯定了修改后的国徽浮雕。当时很多专家感叹地说:“这十一个‘更’字,完成了一件令全国人民为之自豪的国徽形象,创造了一个艺术家设计家设计的高峰,一个创作精神与创作态度的楷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象征,高庄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艺术素养及胆识,完成了国徽浮雕的塑造。当同志们向他表示祝贺时,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工匠,国徽的真正塑造者都是新中国的创建者,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当政务院向参加设计的人员颁发奖金时,他分文未取,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向全国公布了国徽的命令:国徽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开国大典。请看当时报导:“10月1日下午三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就位后,乐队高奏国歌。在庄严雄伟的国歌中,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并亲自按下旗杆的电钮,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首都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顿时,全场一片欢腾。随后,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接着阅兵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将军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三军。朱德总司令回到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受检阅的部队由聂荣臻将军率领,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由东往西,缓缓进场。阅兵式完毕后,开始了群众游行。毛泽东在城楼上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整个大典期间,广场上不断地欢呼。晚间,首都人民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需要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任重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以庆幸的是,在六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大变化中,我们没有置身事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亲身参与并且推动了这个大变化。我们走过了崎岖的路,但我们无怨无悔。毛泽东主席的《咏梅》写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就是革命者应当具有的风格。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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