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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4日 来稿)
    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
     稿源: 《民族社会学通讯》 作者: 王建基
     一、引子 (博讯 boxun.com)

     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西方,民族关系早已成为社会学视野中关注的问题,并形成了一系列用以研究民族关系、民族融合的变量及理论模型。其中较早研究移民与民族关系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E. park)认为,由移民产生的民族间的接触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并提出民族关系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竞争、冲突、调适、融合。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密尔顿?戈登(Milton Gorton)发展了帕克的民族融合理论,提出了七项测量民族融合的指标: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民族偏见)、行为上的互助(没有民族歧视)、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戈登以美国社会为背景例证提出了关于民族融合过程的三个理论假:即①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②即使其他几个方面没有出现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③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说,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个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964:70—80)。戈登的理论成为这方面研究广泛被引用的权威性理论。此外,沙米?史穆哈(Sammy Smooha)提出的现代国家是民族融合的媒介的理论也受到了重视。这些理论也是本文在分析乌鲁木齐民族居住局格与民族关系时所要参考的。
     应该说,民族关系在国内也获得了研究,但是,受意识形态和理论框架的影响,过去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历史层面和政策层面,有为意识形态宣传之嫌。真正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把民族关系纳入社会学范畴,并力求建构民族社会学研究基础,是在最近十几年时间。在费孝通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后,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理论范畴的基础上,倾注精力于民族关系现状层面的研究,并逐渐构拟适合于中国民族关系特点的概念体系。这方面的理论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马戎教授的一系列研究。首先是马戎、潘乃谷对赤峰地区农村和牧区蒙汉民族关系的研究。赤峰研究把居住形式和社会交往作为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此后,马戎在拉萨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交往的三个主要条件:即①居住形式;②民族同校;③工作单位的民族构成(马戎,1990)。在这里,居住格局被视为民族交往的一种场景、一个变量。换句话说,居住局格是构成影响民族关系的人文生态环境。因此,本文试图以乌鲁木齐市维、汉、回三个民族的居住格局变迁动态,探讨影响民族间社会交往的诸因素。
    
    二、乌鲁木齐维汉回居住格局变迁
     (一)乌鲁木齐建城沿革及维、汉、回民族迁移回溯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是全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现全市辖7区1县,总面积11793.71平方公里,其城区67平方公里。截止1996统计,总人口1478922万人,人口密度为125人/平方公里。乌鲁木齐是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市,世居民族13个。其中汉族人口1076319人,占全市总人口72.77%;维吾尔人口188327人,占全市总人口12.73%;回族人口140664人,占全市总人口9.51%。由于维、汉、回三个民族自乌鲁木齐建城始即世居城中,他们过去的居住格局成为影响今天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的因素之一。所以,有必要回溯乌鲁木齐的建城史及其维、汉、回三个民族的居住史。
     乌鲁木齐建城始于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年,清军在乌鲁木齐河东、红山以南筑城堡,城堡周长1里5公分,城墙高1丈2尺。此为乌鲁木齐市区建城之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钦差副都统侍郎旌额理奏称,乌鲁木齐旧城因街市房屋渐加稠密拥挤,需要扩充。于是将城垣加高至1丈6尺,厚1丈,周长4里5分,8月峻工。钦定扩建后的城名叫“迪化”,此城后称“汉城”。城内建有衙署、庙宇、仓廒617间,兵营2000余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迪化城西八里处,另筑新城名叫“巩宁”城,移迪化城内满营官兵3000人驻城中。此城后来称“老满城”。清道光五年(1825年),乌鲁木齐都统英惠奏请在迪化城东修筑满营土城,移满营官兵入驻,俗称“新满城”。同治四年(1865年),回族妥明阿訇起义后被拥立为“清真王”,并在迪化城南修建一座“皇城”(在今团结路中段)。光绪十年(1880年),清王朝决定新疆建置行省,并确定迪化为省会。从此,迪化逐渐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对乌鲁木齐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锦棠奏请改建满城和汉城,于满城东南隅起接至汉城南门止展筑城基,使两城合而为一,使乌鲁木齐初步形成了延至民国时期的城市基础。至民国34年(1945年),迪化正式设市并成立市政府,同时将市区划分为一、二、三、四、五个区,设立有区公所,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乌鲁木齐杂志》1990:15—145)。从此至50年代初,乌鲁木齐基本保持这五个区的城市规模。居民也基本集中在这五区内各街道两边居住,形成50年代初的居住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乌鲁木齐是建立在天山北坡“优美的牧场”上的一座移民城市。本文所涉及的维、汉、回三个民族及乌鲁木齐市区的其他民族人口,均在不同时期先后由外地外省迁移入乌鲁木齐市居住的。
     维吾尔族进入乌鲁木齐大约始于9世纪40的代,那时游牧于蒙古高原上的回纥部族因内乱和自然灾害原因,有一支迁移到乌鲁木齐一带的北疆地区。17世纪中叶,西蒙古卫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兴起,其统治者将南疆一部分维吾尔人虏至乌鲁木齐一带垦荒种田。这两部分人中,在乌鲁木齐城市兴起以后,有少部分人口迁入市区。维吾尔人大批流入乌鲁木齐城区是在清中期以后。清同治三年(1846年),乌鲁木齐地区回民举行反清起义,吐鲁番出动五六千维吾尔族人前来助战。战后,大部分落户于乌鲁木齐城区。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时,又从南疆抓兵而来的大批维吾尔族人留驻乌鲁木齐防守,阿古柏被清军击退后,这部分维吾尔人又有许多留居乌鲁木齐。迪化成为新疆省会以后,城市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经济也获得了发展,许多维吾尔族人频繁迁入乌鲁木齐经商、打零工等,并定居下来。到民国年间,或经商、或做工等原因陆续涌入并定居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人数量不断增加。这时期修建的大批标有迁移地籍贯,诸如吐鲁番寺、和田寺等维吾尔清真寺说明,维吾尔人移入乌鲁木齐市区达到高峰。到1944年,据新疆警备处统计,乌鲁木齐城乡维吾尔族人口有17841人,仅次于汉、回人口,居第三位(乌鲁木齐市志,1994:251)。
     汉族迁入乌鲁木齐是与乌市建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文提到的“汉城”最初就是随征清军汉族兵丁及其部分家属的住所。光绪初期,左宗棠、刘锦棠等率清军击溃阿古柏入侵后,其部下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汉族兵丁中一部分留居乌鲁木齐。同时,还有随军做生意“赶大营”的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汉族人也成批而来。民国初期,陕西、甘肃等省的汉族百姓也成批移入新疆谋生,其中部分留居乌鲁木齐。杨增新、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其同乡云南人、甘肃人移住乌鲁木齐渐多。到30—40年代,迁入乌鲁木齐的汉族人按省分帮,各有会馆。据1949年人口统计,乌鲁木齐市城乡汉族人口达到67588人,占全市总人口62.75%,成为人口最多的民族(乌鲁木齐志,1994:231)。
     回族迁入乌鲁木齐地区可回溯至元代。元朝政府派“探马赤军”(主要是回回士兵)到新疆戌边驻防。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政府下令将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垦荒屯田。这部分屯田回回士兵后来有一部分成为今乌鲁木齐市回族人的祖先。回族大量迁入乌鲁木齐,始于清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乌鲁木齐建城后,随军服役的回族士兵被分拨至各屯区。之后,清政府又从陕甘各地调绿营兵前来乌鲁木齐地区屯垦,并鼓励士兵携丁带口耕作。不久,绿营兵屯全改为携眷永住,其中许多回族士兵及其家属落户于乌鲁木齐。在实行“屯兵戌边”的同时,清政府又实行了“移民戌边”的政策。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从河洲(今临夏)一带迁移到乌鲁木齐的回民就有500户。此后,嘉庆、道光、咸丰各朝,又陆续向新疆移民,其中回族大多落户于乌鲁木齐。清光绪初年,随陕西回民首领白彦虎逃奔新疆的一批回民,有一部分流落在乌鲁木齐定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撒拉族反清起义失败后,又有大批回民拉家带口逃入新疆,一部分流入乌鲁木齐定居。民国年间,或因逃难或因谋生自由流入新疆流入乌鲁木齐的回民逐渐增多。民国23年(1934年),马促英率领的上万名回族士兵,被盛世才军击溃,许多人也流落居住在乌鲁木齐。1939年,甘肃固原地区发生大地震,加上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的多年教派间仇杀,迫使成千上万的回民西迁入新疆,其中不少人落籍于乌鲁木齐。回族迁居乌鲁木齐的历史情况,从今天乌鲁木齐市的一些地名和清真寺上仍能反映出来。如“固原巷”,就是民国年间固原回民陆续迁居于此而得名。又如西宁寺、兰州寺、绥远寺、陕西寺、肃州寺、河州寺等均以建寺者迁出原籍为名。至本世纪四十的代,乌鲁木齐市城乡回族人口达到19395人(1949年统计),成为乌市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乌鲁木齐市志,1994:255—257、231)。
    (二)50年代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
     上面对乌鲁木齐市区沿革的描述仅截至本世纪30年代初。倘若从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规模与40年代末50年代初比较,会发现乌鲁木齐的城市在50年代至现在,已经是几倍的面积规模发展。这段时期的城市急剧扩张,是影响今天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的因素之一,将于后文讨论。从1945年乌鲁木齐正式建市至1950年初,市区所设置的五个行政区辖地均分布在今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五十年代以前,乌鲁木齐的城市规模集中在今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的老城区内。维、汉、回等各民族居民围绕这个区域空间而居,形成了50年代民族居住格局的特色。
     据1949年的人口统计,是年乌鲁木齐总人口为107710人,其中维吾尔18310人,占全市总人口16.99%;汉族67588人,占全市总人口62.27%;回族19395人,占全市总人口18%。若以100为单位计算,维、汉、回三民族的人口比例为17.72:64.19:18.42。此外,还有哈萨克、满等其他少数民族。若按人口多少排序,应为汉、回、维吾尔。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以及迁移入乌鲁木齐前的地域观念方面的影响。维、汉、回三个民族在50年代形成了相对聚族而居为主,点状网络为辅的相对隔离居住格局(如图1所示)。
     一般而言,50年代以前,维吾尔和回族多围绕在他们所建的清真寺周围居住。据统计,全市有清真寺43座,其中维吾尔清真寺20座,主要分布在八户梁、洋行街一带的城区;回族清真寺23座,主要分布在南关、小东梁一带的城区。因此,50年代初,维吾尔族人在城西(今沙依巴克区)主要居住在北起中桥,南至仓房沟一带。这一带维吾尔聚居区域的形成,与维族人入迁进城经商有直接的联系。民国4年(1915年),维吾尔农民帕孜拉洪巴依、奴吾孜阿吉和沙卡洪巴依等6人从南疆和田一带到迪化经商。当时的新疆省政府指定北起中桥、南至仓房沟一带为他们修建住房、盖货棚、修寺院的地段。此后,从和田、喀什等地前来迪化的维吾尔人多在此居住,并从事毯、毡、皮毛、干果等土产交易,这一带逐渐发展形成传统土特产交易市场。在城东(今天山区),多聚居在八户梁、洋行街(今胜利路、西河坝)一带。回族在城西(今沙依巴克区)主要聚居于和田街及老满城附近的街市。在城东则主要分布于南关、小东梁、山西巷、固原巷、宁夏湾等街巷。虽然,汉族人口在50年代已经占居全市总人口的62.27%,散居在全市的各条街巷。但在这种网络分布中,受维、回部分聚居格局的影响,汉族居住仍形成部分聚居的特点。例如在今解放北路一带,50年代前,为迪化城的市井中心,建有著名的格达书院、新疆省第一中学、老君庙、城隍庙、北斗宫、娘娘庙、左公祠以及中州会馆、两湖会馆、陕西会馆、甘肃会馆等。商厦云集,成为汉人聚居的街巷之一。
     50年代维、汉、回三民族聚族而居为主,点状交叉散居为辅的相对隔离居住格局特点,同样可以从50年代的街巷建筑风格获得印证。50年代前,乌鲁木齐的民宅多系平房,但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使其建筑风格也各不相同。如南梁(今胜利路)一带多为维吾尔族住房,建筑为正房前没有廊檐、廊柱和平台,窗台较低,四壁多用蓝色石灰粉刷:居于满城(今建国路)一带的居民因多系湘军后裔,其民宅建筑保留了两湖风格,正房坐北向南,东西陪以厢房,正对院门为砖砌照壁墙,上雕福、禄、寿、喜等字或鹤、鹿、松、柏等吉祥图案;居住在现文化路、明德路一带的多是“赶大营”而来的京津汉人,其民宅仍依京津一带四合院的格局建筑,正房坐北向南,东西为厢房,院门修有小门楼,大门正对有一道二门,非喜庆节日一般不开,只走左右边门,门窗为木格窗,贴粉蓬纸,采光较差;南关、固原巷一带的回民住宅,其风格尚保留有陕甘民居的某些特征,又吸收了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特色。这些建筑风格的街区差异,印证了当时民族居住的相对隔离程度。 }
     从50年代乌鲁木齐市的民族居住格局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突出特点,就是与当时居全新疆人口主导地位的维吾尔族(75.42%,1953年)人口比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汉族人口始终居乌鲁木齐人口数之首,而且回族人口也多于维吾尔族人口,居第二位,后来成为自治主体民族的维吾尔人口仅列第三位。乌鲁木齐的这种民族居住特点与同成为自治区首府的拉萨、呼和浩特、银川等城市的民族特点不同,这一由历史形成的居住格局特点,在以后我们对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分离指数”分析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三)50年代至90年代民族居住格局变迁状况
    单纯从乌鲁木齐的城区图上看,与5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城市面积已经呈十几倍的规模扩张膨胀。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划从1950—1985年,也处于动态之中。1950年前,原迪化市政府辖有5个区(即一、二、三、四、五区)。1950年6月,市区在废除保甲制、民主建政的基础上重新建立7个区,即一区(今解放北路一带)、二区(南门外一带)、三区(南梁一带)、四区(今民主路一带)、五区(今光明路、红山路至六道湾一带)、六区(今和田街一带)、七区(今长江路北口至友好路、包括西大桥一带);同时在市郊建立和平、民主、团结3个乡。1953年9月,扩散第七区,成立市郊区,并管辖原设的3个乡。1955年10月,设置一区(原一、四、五区)、二区(原二、三区)、三区(原六区)三个县级区,市郊区保留未变。1956年,增设水磨沟工矿区和头屯河镇(八一钢铁厂一带)。1957年将一区改名为天山区,二区为多斯鲁克区。1958年,三区改名为沙依巴克区。1959年12月,乌鲁木齐县正式划为乌鲁木齐市管辖,将原市郊区撤销。1960年,撤销多斯鲁克区,并入天山区。1961年,成立新市区(今北京路一带)和头屯河区。1989年,设立南山矿区。1982年正式在石油化工总厂一带设立东山区。至1990年,乌鲁木齐市辖有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东山区、南山矿区和乌鲁木齐县。市区下设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下设居民委员会,实行与全国同样的一体化城市行政建置。人口也由1949年的107710人,发展到了1996年1478922人,如果除去乌鲁木齐县和南山矿区县的人口数,连成片的其他不个城区的人口也达到1298724人,比1949年增加12倍。难怪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鲍大可惊叹,1988年他再次见到的乌鲁木齐与他1948年第一次见时完全变了。它不再是一个泥迹斑斑的城镇,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他说,他看到的那些建筑,与1948年比较“现代化”了。也比40年前看到的容纳10倍的人口以上的空间,而且,那些建筑成了全新的城市轮廓(鲍大可,1998:335—337)。如今,又距鲍大可第二次考察乌鲁木齐的时间整整过去了10年,城市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系列城市变化,成为直接影响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变迁的一动态因素。
     (未完,待续) _(博讯记者:廖凡琪)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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