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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鲁迅不是一个正经作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4日 转载)
    
    王朔对鲁迅的“挑战”成为世纪之交的一个文化热点。在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否定鲁迅的价值与意义:首先,王朔质疑鲁迅的文学成就,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仅仅依靠杂文和短篇小说无法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把小说当‘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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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的这个观点是靠不住的。此观点流露出了强烈的文体优越感,对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文体崇拜”。如果用王朔的这一标尺去衡量,那些散文家和诗人,简直就连“作家”这一名称也不配享有了。在西方古典作家中有蒙田这样的散文大师,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梁实秋这样的散文大师,难道他们只是因为选择散文这一文体,其成就便微不足道了吗?在我看来,文体的差异与艺术、思想水准的高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一篇一流的散文显然比一部三流的长篇小说有价值。
    
    就小说内部的区别来说,长篇小说与中短篇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篇幅的长短不同。小说的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独创性。如契诃夫、莫泊桑等作家,即专以短篇而著称,难道他们算不上“正经作家”吗?具体到鲁迅的创作上,鲁迅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在艺术形式上都有探索和创新。鲁迅在这些作品中塑造出了数十位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汇集起来堪称民国时代中国社会的一幅清明上河图。鲁迅并不需要一部长篇学说为他“撑腰”。更何况,并非每部长篇小说都能像王朔所说的那样“戳得住”,如今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文学垃圾,哪一部的价值能与鲁迅的一个短篇相比呢?在这个长篇小说泛滥成灾的时代,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曾经说过“长篇学说已经结束了”,“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书,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9]
    
    其次,王朔武断地批评了鲁迅的小说技巧、人物形象和文学语言。他认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偏这阿Q怎么这么讨厌,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小说,……跟更马三立那个 ‘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 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10]
    
    王朔的这些论断也是靠不住的。他因为电影演员颜顺开没有演好阿Q而否定《阿Q正传》,这种思维方式简直只有三岁小孩的水平。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多如牛毛,其中改编失败者也有不少,难道能因为改编的失败而否定原作的价值吗?王朔批评鲁迅的小说观念先行,其实文学形象的塑造不可能没有作家本人思想观念的渗透,即便王朔自己的作品,所谓“平行于生活”的作品,背后也蕴涵着暴力崇拜、虚无主义等王朔式的价值观念,而并非生活的“原生态”。说到语言,鲁迅的语言确实具有历史转型期的特点,有不少半文半白之处。但是,任何一个作家均无法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亦无法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鲁迅的语言有其时代特色,难道也应该由他来负责吗?更何况,那种转型期的文学语言,一切尚未定型,反倒有某种活泼泼的生命力。喜不喜欢这种语言当然是个人的口味使然,但要求鲁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显然是强人所难。其三,王朔还集中攻击了鲁迅的人格,他说:“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11]
    
    王朔认为鲁迅不该攻击别人,尤其是不该批评不如他的人,否则便将自己降低到与之同等的水平上。这一批评简直就没有正常的逻辑,难怪你王朔要选择鲁迅作为批评对象了。关于鲁迅与论敌的关系,孙郁编有《被亵渎的鲁迅》一书,收入若干篇鲁迅论敌所撰写的文章。确实,鲁迅的一生是论战的一生,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的数量很多。孙郁将鲁迅的论敌大致分为三种: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论战方面的,如与创造社诸人的论战;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的抨击与批评。孙郁认为:“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鲁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疾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12] 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撰稿人”,鲁迅从来没有能力发起对某人的“围剿”,被屡次“围剿”的反倒是鲁迅本人。鲁迅身边没有一个“鲁迅党”,而他的论敌或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创造社、左联等知识分子群体,或为党、政、军之实力派,他从来都是孤军奋战。这样一位思想界之战士、这样一位“摩罗诗人”,却被王朔嘲讽为“格局小”。我真不知道格局小的究竟是谁。
    
    王朔“主营”长篇小说,善于“码字”,故将长篇小说作为“正经作家”的入场券。他既自命为“顽主”、“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却又斤斤计较“正经作家”的定位,可见流氓仍未做得彻底,流氓仍有被招安的期望。王朔被视为平民文学的代表,与王蒙被认为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朔是大院子弟,其作品中渗透的是大院文化,如朱学勤所论:“文革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大院子弟的作恶,是如何令人发指,父母受到冲击后,有过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在街头闲逛逐渐流氓化,又开始复制他们的祖辈在进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社会上的大款、体制内的第三梯队。这个三点一线,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影响至深,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13] 王朔作品中饱含着大院文化的毒素,此毒素仍未引起人们的警惕。
    
    这个时代是王朔的时代,而不是鲁迅的时代,这个时代王朔是风光的,鲁迅是寂寞的。李建军在分析王朔为何会走红时指出:“王朔的俏皮的油滑和嘲弄一切的游戏和玩主做派,给失去价值观而又充满内心压抑的大众,提供了释放的话语资源和安全通道,满足了享乐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的心理需要。”[14] 王朔发现喜欢他的小说的人多,喜欢鲁迅作品的人少,他掌握了“话语权”,而鲁迅早已无法回应了,因此他才放胆辱骂之。王朔有小说《动物凶猛》,有专栏“狗眼看世界”。他对鲁迅的论述正是在此思维下展开:“‘狗眼看人低’,通过把自身卑下化、粗鄙化、恶俗化,以贬低眼中的人,使之与己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正是王朔的独特策略。他的反崇高的‘动物’姿态,完成了对鲁迅文学场景的陌生化处理。”[15] 而鲁迅,早已预料到会有无数像王朔这样的苍蝇蚊子围绕着他的尸体嗡嗡乱嚷。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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