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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刚:“一党执政”与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0日 转载)
    
    基于现代性理解的政治合法性  
     (博讯 boxun.com)

       
    
    西方学者多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比如派伊在《政治发展诸方面》一书中所言。即使不将其等同,也是将发展的目标锁定在现代化上,如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而“政治现代化是政治现代性的获得过程”⑴,由此,我们可以将政治发展的问题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即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现代性,就可以认为有了相应了政治发展。  
    
    何谓现代性呢?在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我们所说的现代性……其自我规定性在于,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成了决定现代一切对象化和想象力的主体”⑵。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成为一个时代概念,“新时代”是现代,“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区分现代与中世纪的界标。由此之后,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性与近代资本主义联手敲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既然“人成了一切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那中世纪社会生活中与其相关的各种事物都要抛弃以前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重新在“人”那里获得自己的合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权力与人们息息相关,而且显示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历史以来被人们疯狂地追求。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神授君权”,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要重新被论证,而论证的出发点就是“现代性”。政治权力多大程度上带有“现代性”的特征,也就获得了多大程度的合法性,现代性的不断充盈,合法性的不断积聚,也就成了相应的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从布丹的君权主权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契约论到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近代的思想家力求在新的社会结构下为政治权力寻找一个正当性的来源。哈贝马斯认为,卢梭的理论提供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证明国家合法性的社会规范类型,即新自然法。相应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要求政治权力必须抛弃传统社会的“神授说”,转而依据自然法理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必须实现政治权力的现代合理性转换。亨廷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指出,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建立,“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何责任。”⑶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合法性⑷。他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性的,即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但是正如韦伯自己强调的那样,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现代社会虽然要求法理性合法化,但是也不排斥另外两种合法性基础,只不过现代社会更接近于这种类型罢了。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只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在人们同意的基础上形成政治权威,那这个权威就带有了现代性的印记,就是合法的。  
    
       
    
    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对于刚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而言,政治权力的现代合理性转换,似乎比西方国家要复杂的多。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制度后,任何想要当皇帝的人都成了“独夫民贼”,从袁世凯称帝到溥仪的几次复辟,主角们未得善终。当事人在经过短暂的闹剧后,或者众叛亲离,暴毙而亡,或者因军阀的失势而草草结束自己的皇帝梦。孙中山先生开创“五权共和”,力求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把中国送上现代化的道路,更有胡适一帮学者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宪政。中国政治的现代合法性性似乎是在慢慢建立起来,政治发展也是形势喜人。这似乎可以印证魏玛德国宪政学家卡尔·施密特的一句话“王权时代已经终结,因为已经不再有国王,而且除非借助人民的意志,没有人有任何勇气做国王”⑸。  
    
    但是,历史的现实一再却无情地击打中国人现代化的梦想。晚清朝廷先是“洋务”,继而“改良”,以至后来的预备立宪,最终不能阻挡辛亥革命的炮火,面向政治现代化的努力终未能给清王朝以丁点合法性。接下来,大皇帝是没有了,但是全国各地多了许多土皇帝。不仅如此,就是中华民国的所谓总统也多是要么“大帅”,要么“司令”,靠武力上台之后例行的程序一补全,国际列强照样承认其合法性。其中还有曹锟大总统贿选的丑闻,曹锟以手握重兵之身,加冕称“ 总统”,所谓现代政治中的选举程序只是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绝大讽刺吗?还有蒋介石先生,刚刚招安张少帅,就迫不及待的在外国使节面前阅兵,宣称自己是中国的最高代表,后来还军政训政宪政一路装下来,弄个五权宪法,再来个大选。这够合法的了吧?结果怎样,中共的枪杆子可认得五权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武力,而不是人民的同意,成了合法性的唯一基础,韦伯所谓的合理性的合法性,在中国只得沦为武力的胭脂水粉。历史似乎还在重复旧有的循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脚步迈得异常艰难,现代性不曾见着,政治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分析这种困局的时候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背景。汪晖教授认为,“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反现代化”的倾向。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最早的一代寻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就曾认真地考虑西方社会的阶级和种族冲突,力求形成最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他们意识到直接民主在技术上可能面临问题,但仍认为需要在制宪过程中广泛地汲取直接民主的成果,设计出能够反映下层社会、被压迫群体利益的制度”⑺。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中的“民生主义”就包含着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现代性的实现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就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虽然还是以现代化为目标,但是有了不同于西方之路的可能。同时,作为一种悖论式的现代性方案,本身就是难以彻底完成的,因此对其反思又是绝对必要的。  
    
       
    
    一党执政——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疗  
    
       
    
    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倾向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共夺得政权后,表现的更为明显。根据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疗,解决方法是“从物质层面抽去现代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从而超越现代性”⑻。但是,如何抽去根基,即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人对物的依赖,就需要“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⑼。在这个超越现代性的道路上,如何驾驭物的力量而不是被物驾驭,如何消灭分工,种种的历史任务急切呼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出来。曹锦清先生用很通俗的话阐释了共产党合法性的论证过程,“群众,群众里面分阶级,阶级有先进的和落后的,先进阶级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里最先进的是它的领导核心,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列宁讲,群众、阶级、政党并行,领袖可以发现群众眼前和长远的利益,可以引领政党实现这个目标”⑽,所以,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共产党具有的不仅是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在这里,共产党拥有的合法性不是“法理合法性”,而是因为代表了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价值危机也就是因“‘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⑾导致的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价值或者规范在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认识就突出强调了“社会规范”的概念。他认为,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将有效性,亦即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有效性基础的说明,缺乏对大众的赞同、认可的依据的说明,从而陷入两人‘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⑿。而政治统治者的合法性要建立在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基础上,一方面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依据当时的社会规范,来认可与这种规范相一致的政治秩序。很明显,按照马克思针对“现代性”开出的药方,共产党就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也就因为其是价值的代表而具有合法性。在这种代表性下,中共往往就忽略了“法理性合法性”,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有效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打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并且,在其领导下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证明,一党专政式的政治现代化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包含着对现代性反思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放弃马克思的诊疗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发展市场经济,事实证明,这个尝试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却造成了理论上的灾难。有初级阶段就有相应的“中级阶段”以及“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在后两个阶段消除在“初级阶段 ”曾经利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由此也就造成理论上的不完满。理论上不能彻底,就不能说服人,不能说服人就不能掌握群众,不能掌握群众的理论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就不能在群众中得到认同。而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意识形态的苍白无力造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危机。  
    
    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也开始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八十年代兴起的思潮中,以“新启蒙主义”最为引人注目。“新启蒙主义”把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⒀。电视纪录片《河殇》在八十年代影响很大,而且集中代表了“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观点。在第四集《新纪元》中,当谈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误时,曾有如下表述:“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到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完全将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看做是封建主义的遗毒来批判。而且,该片主张彻底抛弃以传统中国为代表的“黄色文明”,拥抱西方国家的“蓝色文明”,直截了当地“吁求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⒁。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否定以及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吁求,其实质是放弃马克思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批判,直接的后果是对“一党专政”的否定,危及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回想当年新中国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曾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意识形态的挑战,眼看现在西风压倒东风,国内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后拥抱英美的自由主义,国内执政党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被他们大书特书,对这一点强世功先生感慨颇多。[15]  
    
    一方面是自身意识形态的说服无力,一方面是西方多元世俗文化的影响,两方面合力造成的危机日益明显,共产党执政所受的质疑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在2008年,所谓的“零八宪章”就提出“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更加明目张胆地否定共产党一党的领导。  
    
       
    
       
    
    结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思路被逐渐抛弃,同时欧美现代性的吁求在中国迅速抬头,这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形成了挑战。因此,如何创新意识形态使其更具说服力,从而维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最终对欧美的现代性保持马克思式批判的姿态,成为执政党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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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任平,李必铭. 论政治文明的现代性进路——政治现代性中心视界的演进[J].天津社会科学,2006(4).  
    
    ⑵ 刘擎.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J].读书,2006,(9).  
    
    ⑶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⑷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⑸施密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5.  
    
    ⑹ 汪晖. 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  
    
    ⑺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答柯凯军先生问[J].天涯,1999,(1).  
    
    ⑻张有奎. 马克思与现代性的诊疗[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6).  
    
    ⑼马恩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119.  
    
    ⑽玛雅. 中国仍需整体感 当代仍需历史观——曹锦清谈执政党政权合法性[J].领导者,2007,(8).  
    
    ⑾刘擎.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J].读书,2006,(9).  
    
    ⑿白钢,林广华.天津社会科学[J].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2002(4).  
    
    ⒀汪晖. 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  
    
    ⒁汪晖. 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
    
    [15] 参看强世功先生《政制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发表于《读书》2009年第2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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