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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道德代价及反腐败所应依靠的力量/李默海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9日 转载)
    
     腐败问题,不仅是当前很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它还动摇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政治统治的基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个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形象、高尚的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把道德权威等软力量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层面来考量。道德权威维系一个政权的命运,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性。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发展中国家被推翻的政权的案例中看出。因为革命等因素,发展中国家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执政党不仅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表率的象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权具有很高的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亚洲,典型的就是菲律宾和印尼。菲律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托期间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没有逃过被“人民力量”所推翻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和腐蚀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也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
     (博讯 boxun.com)

     今天的中国,腐败现象并不鲜见。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腐败,而只意味着社会对腐败的冷漠。例如,一家企业为能吸引游客,将“腐败休闲游”用到了旅游广告之中,并将这些用语不规范的广告登上了报纸。其实,所谓“腐败休闲游”这种说法意指一种较为休闲、放松的旅游方式。特别在网络上,“腐败”已经成了休闲聚会的代名词。然而,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偏偏要以“腐败 ”来命名,且如此深入人心呢?这无疑令人深思。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写过一篇文章——《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说,无论是腐败还是由腐败催生的潜规则,都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久而久之,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在现实中,一方面,大家对腐败深恶痛绝,可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却又纷纷“向往腐败”。在社会学中,由“亚文化”这一概念衍生出“腐败亚文化”,特指腐败群体乃至全社会在对待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的、扭曲的、反主流的判断、认知等。“腐败亚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人们将“权力”等同于特权,并默认掌权者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甚至一有机会就亲身实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谬尔达尔在研究南亚若干国家的腐败问题后,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腐败盛行,是因为“腐败的民俗学”。在谬尔达尔看来,这些国家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主流价值并行的社会心理。腐败的民俗学,就是一种“腐败亚文化”。腐败亚文化的存在和流传,不但提高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使全社会的道德状况集体下滑,腐败被日常化、合理化。“腐败亚文化”就是党政官员腐败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指的是有位者,即领导者;小人指的是无位者,即普通民众。领导者的道德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有风行草偃的示范作用。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造成了负面的道德衰败。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员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这个社会的领导力量腐败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也势必大受影响。所以,要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必须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要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就要反腐败。
    
     在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上,有不少高层领导、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反腐败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因此根治腐败的关键是进行法律和制度建设。但种种迹象表明,主要的问题似乎还不在这里。客观地说,这么多年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上是下了很大力气的。尽管每年都有许多官员因为各种腐败而被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所惩罚,但腐败官员似乎是前“腐”后继,反腐败力度在加大,卷入腐败的官员也在增多。腐败的广度和深度似乎随着反腐败的力度而提升。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对到目前为止的反腐败法规制度进行反思。
    
     法律和制度本质上是规范社会人行为的一种契约,而现代社会乃是契约社会,全社会和整个官僚体制对法律和制度的认同和遵守无疑是符合现代理念和现代精神的。在中国,事实上,相当多的法律和制度并没有得到整个官僚体制很好的认同和遵守,许多往往沦为形式主义。基本健全的法律和制度为什么会被束之高阁,沦为形式主义?这个问题可以找出很多原因:例如,有些地方在设计规则时本来就不打算实行,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又如,有些制度设计缺少人性化、难以坚持;再如,执行制度不公正也是导致制度异化成形式主义的一个根源,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制度沦为形式主义的根本原因,制度被束之高阁的根本原因是其缺乏运作的“第一动力”。制度运作的“第一动力”只能来源于可能被滥权所伤害的普通人民。要使法规制度不致沦为形式主义,发挥其作用,必须使人民这个制度运作的“第一动力”介入。执政党要发挥法规制度反腐败的作用,必须把社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引入其中。
    
     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之所以可以制衡腐败的发生,其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操纵其环境。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非常复杂,腐败者就很难操纵其环境,至少操纵环境的成本就会变得很高。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操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大大减低。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操纵所有人民或者贿赂所有人民。
    
     那么,缺乏社会力量介入的法规制度反腐败效果不是很明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原因在于,制度内动力因利益关联而消耗。这证明:内部反腐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中国,由于常设机构的监督功能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被削弱,反对腐败需要从党政部门外去寻求动力。有效的反腐败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
    
     我们党在彻底铲除腐败上有着坚定的决心,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多处,都显示出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例如,“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贯彻十七大报告的决策,将中央的决心落到实处,需要广大民众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中来。民众作为一种监督力量,不仅是获得政务方面的公开信息,作为举报人贡献力量,而且应当能够对自己发现和遭遇的权力侵害进行公开表达。这种公开表达是公民有序参与的表现,既可以成为权力系统反腐工作的信息来源,也能够直接形成社会压力,更能形成一种社会性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机制。让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有这样一种公众广泛参与的反腐机制,反腐败局面就会越来越好。
    
     因此,反腐败的着力点不仅在体制内,体制外力量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中国领导人一贯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问题是一些部门和官员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参与的途径还不够多,渠道还不够畅。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广泛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以及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从政治学原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改革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例如基层民主的推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权力的加强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等等,从而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但是,也要看到,这种趋势还需要不断加强。今后,政治改革必须向纵深推进,才能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形势相适应。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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