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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一个人的16个常识(1)—用“健与疾”取代“善与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朱健国
    

“共生主义”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对自由主义进行升华和超越;“共生主义”质疑共产主义南辕北辙。
    

“共生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用“健与疾”(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世界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共生主义” 谢绝一切名义的极端暴力。
    

“共生主义”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专政主义和“党天下”敬而远之,立足“世界公民”,放眼“宇宙公民”。
    
    
    

——提要
    
    
    
    历十年苦思,我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合为“共生主义”。领悟“共生主义”常识十六个,试为“戒律”。谨抛砖引玉如下——
    
    [1] “共生主义”是一种超越机械自然观的整体论哲学(有机整体自然观),“共生” 将成为21世纪新时代的关键词。其世界观,主要包括人类五个层面的共生观(2):人与自身的共生,人与人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生,人与历史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健康的人生就是不断扩展人类的共生秩序——共生度(3)与共生力,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享受这一进程中的悲欢离合。
    
    “共生”将共栖(4)的“依生”、寄生,修正升华为平等互利前提下的异质开放。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共生范畴之底线,在于保证一切竞争者、对立面、异类的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包容和宽容异端与谬误——虽不赞同你,但坚决捍卫你的生存权,自然共生。而生物学视角下的共生范畴,则许可“偏利共生”的共栖——两种不同物种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其中一方受益较多,一方受益较少,或不受益也不受害,此谓共栖现象。如有些附生植物附着在大树上,借以得到充足的光照,但是并不吸收大树体内的营养;如海葵常常固着在寄居蟹的外壳上,依靠蟹到处爬动得到更多的食物,也对寄居蟹间接地起到保护作用。但共栖往往会异化为“片害共栖”:一个物种受另一个物种侵害或抑制,而后者不受前者的影响:如血吸虫与人体就属“片害共栖”。
    
    切不可误将共栖为共生。
    
    与传统的矛盾论(对立统一论)不同,共生哲学不认为消灭矛盾的一方有利于共生,不以“统一”或“一统”为共生;共生的前提是承认和保护矛盾每一方的生存,切忌将“统”误为“共”——“共”是多个个体之联邦,而“统”则变众多个体为一体,二者背道而驰,天壤之别。误将“统一”视为共生,追求领土的统一,追求思想的统一,追求舆论的一律,多是一姓、一家、一党的利益诉求,而非为“世界公民”所想,其为人类历史上许多专制灾难的根源。
    
    “共生主义”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专政主义和“党天下”敬而远之,立足“世界公民”,放眼“宇宙公民”。
    
    [2] “共生主义” 超越并包含了古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其方法论的核心是:用“健与疾”(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世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人的一切言行受制于其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所谓“善良人”乃是理智正常,情感丰富的心身健康者;所谓“罪恶者”乃是失去理智,“鬼”迷心窍,情感偏执的心理失衡的心理病态或身体器官病变者。“善与恶”这种只追究人主观道德精神的偏执判断方式,掩盖了人的行为主要受控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或身体健康状态的真相。以“健与疾”区分人的行为,有利于人类宽容互助;而用“善与恶”判别人,则只会激起暴力斗争。“善恶论”这一根本错误导致人类几千年来不断相互妖魔化,互相残杀,战争不止,专制至今。若将一切“罪恶者”都视为病人,人自然产生救死扶伤的情感,像医生一样去关爱、治疗“罪恶者”,而不是去惩罚他们,斗争他们,消灭他们;如此这般,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地和平和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性善”“性恶”讨论,是一种伪问题、伪哲学,它加重了人类的心理病态,使人类克服自身心理疾病和身体变异的努力被延误或走入岐途。
    
    检索人类八千年来各类共生思想因子和共生路径(5),唯一的遗漏就是没有废除“善恶观”。正是“善恶观”的顽固存在,消解了许多共生思想因子,无论是保护私有制求共生,还是公有制共产,不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三个代表”,任何共生路径都会遭遇“善恶观”堵塞,无法产生共生扩展秩序。而用“健与疾”取代“善与恶”——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则可能真正凝聚各类共生思想因子和打通各种共生路径,最终实现人类八千年的共生之梦。
    
     [3] “共生主义” 谢绝一切名义的极端暴力:谢绝一切美好名义的战争、残杀和极刑,谢绝一切名义的“以牙还牙”,即使是反暴力,伸冤屈,也以不杀人、不致死为底线(即便为了制止暴力行为的强制手段,也以不致死人伤人的“软禁”为前提);承认对立面,保护反对派,宽容一切生命和思想,劝阻任何动机和形式的“汤武革命”或以暴易暴。像大自然一样任凭万紫千红,像江河一样欢迎泥沙俱下,像海洋一般来者不拒,有容乃大,保证任何生命、种族、风俗、思想皆有一定时空的共生之权。
    
    [4] “共生主义”者不以国家、民族之是非为是非,唯人类与宇宙万物之公益为准则。因此不需要建立任何名义的军队;警察局(公安局)也须改名为“心疗局”,将警察更名为“心察”,皆由心理医生担任,辅以非极端暴力控制技能(如麻醉枪、催泪弹之类);监狱应当是以心理医护治疗为主的特殊医院。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包括与“共生主义”针锋相对的种种专制思想,不过其存在要有限制(如“文革”爱好者也可在一定的特区中继续试验),有平衡(如一党制至少要限制在“党主立宪”之下),使其不致破坏其它思想的自由共生状态。
    
    “共生主义”鼓励争辩争鸣,酌情平衡限制,但绝不扼杀消灭。对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人类要制约;对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要“软禁”、“圈禁”、缩小。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过错,也只能对其进行医疗护理,营养康复,决不可施行任何惩罚。
    
    合作是一种共生方式,批判也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共生途径。但是“共生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消灭强者,只是扶弱抑强,平等共生。这是共生式批判与其它批判的分水岭——它是医生对患者的逆耳忠言,是医生提供给患者去自主购药的处方,而非强制命令。共生式批判相信,万物之中,没有永远的对立,只有循环的平衡。
    
    人有“共生主义”,可以宽容仇人;夫妇有“共生主义”,可以降低离婚率;家有“共生主义”,可以五代九族团聚;国有“共生主义”,举国没有异类;地球有“共生主义”,战争从此杜绝;宇宙有“共生主义”,生态永远环保。“共生主义”倡导与家人、邻居、同事、同行、朋友共生开始,逐步实验扩展“共生秩序”。
    
    [5] “共生主义”持“共生史观”(6):一部人类史,就是共生与非共生的博弈史。人类的共生力和共生度的提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以共生力高低区别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以共生度大小判别人类社会之先进与落后;以共生思维强弱研究人类进化程度。“共生论”与“物竞天择”共和才是人类进化的真相。
    
    人类的共生思想因子起于八千年前——“共生主义”学术传统从人类上古时期就开始了:“中华人文之首”伏羲 “始画八卦”,发明《易经》刍形,探索“阴阳共生”时,人类就产生相反相成的共生思维。尔后中外哲人和各类宗教中皆屡见共生思想因子。但终因各囿一隅,未能形成“共生系统学”(7),而只能有局部共生或暂时共生。
    
    130年前,人类才开始明确地研究“共生系统学”——共生(Symbiosis)原系生物学名词,1879年,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德贝里(deBary,1831-1888)首次明确提出生物共生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后来又研究了共生、寄生、腐生的问题,详细描述了生物间种种共生方式(“互利共生”、“生态链共生”、“共栖型共生”、“寄生型共生”、“选择性共生”、“攻击型共生”、“损害性共生”)。
    
    生物共生论是今日共生主义研究的基础和参照系。
    
    [6] “共生主义”主张“天道”(8)高于“人道”:谢绝“人为宇宙之中心”, 信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万物共尊,“一股独大”的“人类霸权主义”,只会造成“人是宇宙的癌症”。所谓“人为万物之尺度”,“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等等诳语,乃是破坏地球和宇宙自然生态的病态;企图主宰宇宙的“人类扩张主义”是一种伪现代化危机。
    
    从精神史角度看,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人类共生精神认识自己的“正题”,共产主义是它的“反题”,那么现代“共生主义”则是这一精神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的“合题”。
    
    [7] “共生主义”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对自由主义进行升华和超越:即使自由主义从“积极自由主义”(9)退让为“消极自由主义”(10),其关键词仍只有从“人道”出发的 “自由”、“民主”、“科学”,而没有从“天道”的境界重视与万物“合作”、“共生”。将“人道”变为“天道”,有减少人的眼前利益的退让,更是一种为人类长远福祉的高瞻远瞩:“合作”与“共生”是消除伪现代化等文明危机的新价值观——在自由思想普及和异化之后,今天人类思想“健康”的关键,除了自由,还需要共生。“共生主义”保留自由而增添共生。自由是阴,共生为阳,“一阴一阳谓之道”——能保证“共生”的“民主”才是没有暴民的真民主,有助于走向“共生”的“有序自由”,才是真自由,有益于“共生”的“科学”才是真科学。“自由是为了共生,共生才能自由”,如是则可避免许多“自由”歧意与误解;从“无序自由”走向“有序自由”——建立在“合作的自由”、“共生的自由”之上的“共生主义”,在妥协退让之中升华与超越“自由主义”。
    
    继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核心概念——“自由”之后,“共生”已成为第二个核心概念,成为社会和合的“扩展秩序”(11)、“自发秩序”和“演进理性”—— 今日健康的新追求和新价值观是:合作共生,自由民主,科学自然。
    
    [8] “共生主义”质疑共产主义南辕北辙:共产主义充满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路径的自相矛盾,其以非共生方式达到共生的理论无异于饮鸠止渴之荒谬。虽然共产主义有无阶级、无国家的模拟共生蓝图,其操作路径和手段却是暴力专政。在虚无缥缈的共生乌托邦目标下,对被统治者和异己进行残酷压迫和摧残,只能说是打着共生旗号反共生。所谓“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实为天方夜谭。
    
    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充满了非共生思想:其一,鼓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可谓挑动人类斗人类,一百多年来让亿万人死于无辜;其二,以唯我独尊的一元化,代替万类平等竞争的多元化——坚持一党独裁专政,坚持“阶级专政”(实为特权集团)终身制。
    
    [9] “共生主义”欢迎佛教的核心理念由“不杀生”明确为“同体共生”(星云大师解释:“同体”是平等观,“共生”是慈悲观(12)),但疑其戒嗔戒痴等戒律可能阻塞“同体共生”之路径;而“佛国净土”(极乐世界)说和“善缘”“恶世”说,更可能与“众生平等共生”说相悖——须知,完美主义的“净土”,必“水至清则无鱼”,不可能实现共生,倒易滋生专制。历代有许多皇帝一面信佛,但一面又残暴杀死无辜,其所以然即此。
    
     [10] “共生主义”的主要阻力是“伪现代化”—— “现代性”起源于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的异端理想的转型(据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14),可见其本质是异端共生,贯穿五百年现代化运动的红线,就是追求共生——不断扩大人类共生度,提高人类共生力。
    
    但五百年来世界出现三次伪现代化大潮(中国有四个伪现代化阶段)(13)——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反共生,形成一些以暴力革命、独裁专政为特色的“伪现代化运动” :凡是借现代政治运动和现代科学达到和巩固“一花独放”“一家垄断”、“一人专制”、“一党专政”、“一国独大”、“一术横行”的思潮,都是“伪现代化”,凡是支持或参与这一“伪现代化”的人,都是“伪现代化者”——破坏“共生”生态,必然“伪现代化”。
    
    “伪现代化者”多是强势者——弱者大多有一种自然的“共生”要求,对“共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而强势者则因为处于强权优势,大多天生喜爱“我花开后百花煞”的霸权快感——因此他们是实行“共生主义”的最大阻力。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若“共生”困难,其症结必然主要在强势者。如何让强势者接受或容忍“共生主义”,是扩展“共生秩序”的关键。
    
     [11] “共生主义”的理性之理性:任何人的思维智慧和理性也是有限的,任何伟人的思维智慧和理性也是有限的,全人类的思维智慧和理性即使集合起来也仍然是有限的——任何“主义”都必有所局限,难以“包打天下”。这已为歌德尔定理(15)证明:人类不可能有一个完备的理论——每一次你将一个命题作为公理加入,将总有另一个命题出现在你的研究范围之外。 “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
    
    因为一个人的理性有限,所以需要他人的理性补充帮助;因为全人类的理性集合起来也仍然有限,所以“共生主义”也不能禁止感性,更需要人类之外的各物种和自然规律(“上帝”)暗中协调,客观补助,因而“人与万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人永远需要“上帝”——“上帝”就是人类之外的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
    
    所以,“共生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一与多”浑然一体,“有与无”相反相成,“质与量”水涨船高,“普遍与特殊”互为依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世界万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他者就没有自己,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
    
     [12] “共生主义”将逐步由“自在存在”(16)(部分认同,自由加入)走向“自为存在”(17)(自觉实行,全面践行)——“共生主义”者可以部分认同一些“共生理念”,同时又信奉其它理念;“共生主义”者是一个包括“初级共生主义者” “中级共生主义者” “高级共生主义者”和“共生主义同路人”的“共同体”,它不受出身、阶层、政见、宗教、党派、学历、职业、种族、国籍的任何约束限制;“共生主义”是“理性的‘理性’”,是一个无限的哲学阐释过程,是一个永远开放、不断完善而永无止境的更新升级过程,最终将溶入更为接近自然规律的新主义之中。
    
    “共生主义”远非人类认识的终极,今后必有更完善的思想体系出现;任何主义都不可能完美,“共生主义”也是大成若缺,只是补充其他主义的不足,而不能“乾纲独断”,特别需要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协助,“共生主义”只能在与其它主义的共同生长中集思广益,相得益彰,共生共赢。
    
     [13] “共生主义”的共生系统学建立原则是:共生政治学是核心。以立为破——以理性为先导和主导建立共生学科体系,以破为立——以激情为先导和主导探索共生系统学实践路径。
    
    共生系统学要借鉴一切包涵有共生因子的科学理论,如伯克的保守主义、维纳的控制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张立文的和合学、刘军宁、杨鹏的天道自由主义等理论。
    
    共生系统学除了要建立核心学科体系,还要建立共生系统学的基本方法论、共生系统学的基本实践工具体系。由此区分共生系统学与现有宏观、中观、微观、实践等层面的学科的关系。
    
    共生科学理论体系应包括:共生政治学、共生哲学、共生经济学、共生社会学、共生管理学、共生战略学、共生生态学、共生文化学、共生思想史,等等。
    
    共生哲学的内容包括:历史与未来的共生、异质文化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内部与外部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经济与文化的共生等等。
    
    以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将共生系统论建立在整体论哲学、系统科学、合作理论、东西方和谐文化等基础上,全面延伸和拓宽共生系统论的源、流。
    
    共生学科应用体系构建还可包括:共生系统工程、共生系统产业技术、共生文化产业。
    
    [14] 共生主义视一切关注者为支持者,无论是学术界支持者还是政府支持者,无论是宏观支持者、中观支持者、微观支持者、个体支持者、群体支持者、整体支持者,还是质疑、反对者,都是共生主义的促进者。
    
    共生主义研究欢迎一切参与者:无论是核心参与者(有坚定不移的理想和艰苦创业的激情,远离名利功利、远离学术浮躁、远离山头主义、远离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等),还是一般参与者(并未把共生系统学研究和发展事业当作人生最高目标)、外围参与者(间断性参与、表面性参与者),还是另类参与者(醉翁之意不在酒),无论是中道之才还是愤青、奴才,一概欢迎其关注共生论。
    
    [15] “共生主义”的现代实验正在全球闪烁试行——联合国在逐步推广“世界公民”意识;“全球化”在启动“经济共生”;“环保运动”在觉醒“人与自然共生”;“欧共体”说明“邻国共生”在尝试;“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极权与民主共生;香港“一国两治”在试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共生”;“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显示中共幻想成为以一代多的“全民党”……这些动机多元、结果不明的初级共生实验,极有可能引发更深入更全面更深入的高层次共生试验——“经济共生”必然诉求“科技共生”、“文化共生”和“政治共生”。
    
    [16]:“共生主义”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源于人类古往今来各种主义、哲学、宗教中的共生思想因子凝聚而成。检索人类八千年来各种主义、哲学、宗教、学说,已设想和试行25类经典共生路径(内含有关“共生主义”的174个阐释事件),可见一部清晰的“共生思想简史大纲”,可见几个特点——
    
    其一,华夏文明是“共生主义”的发源地——约公元前60世纪,“华夏三皇之首”伏羲 就以“始画八卦”, 观察自然共生变化的规律;以易经、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天道自由主义”具有原始“共生主义”性质。庄子在公元前286年提出的“并生”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世界上最早、最接近共生词意的共生论。
    
    其二,西方文明是“古典共生主义”和现代共生学的集大成者——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在雅典中心广场宣布了“民主政治”重要法律“解负令”,让多数平民参政共生,是“古典共生主义”实验的开始;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的出现,使世界上有了第一个追求国内各阶级平等共生的国家;而1879年,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德贝里deBary(1831-1888)首次明确提出生物共生论,开创了现代共生学研究的新纪元。
    
    其三,亚洲是当代“共生主义”研究的重镇,尤以日本、中国民间学者为先锋。
    
    其四,人类八千年的共生路,始于共生哲学(含宗教)、徘徊于共生政治学,突破于生物共生学,中兴于共生经济学,再攻坚于共生社会学。25类经典共生路径的关键是,去“善恶论”(去“伪现代化”)——用“健与疾”(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否则,不可能实现“阴阳共生”,不可能不杀人、不杀生,不可能民主、兼爱、非攻。
    
    25类经典共生路径依首发事件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1、“阴阳共生”(14种);
    
    2、不杀人(1种);
    
    3、不杀生(4种);
    
    4、“民主政治”(5种);
    
    5、“数学共生”(1种);
    
    6、天人合一(9种);
    
    7、“世界公民”(7种);
    
    8、“兼爱”“非攻”(2种);
    
    9、以利己求共生(2种);
    
    10、与敌人共生(2种);
    
    11、依靠救星(1种);
    
    12、“世外桃源”(3种);
    
    13、扩大空间(2种);
    
    14、反对一切暴力(6种);
    
    15、“消极自由主义”(14种);
    
    16、“积极自由主义”(11种);
    
    17、“看不见的手”(5种);
    
    18、不抵抗主义(1种);
    
    19、共生社会学(22种);
    
    20、“互助”共生(5种);
    
    21、共生经济(6种);
    
    22、去“伪现代化”—— 去“善恶论”(3种);
    
    23、共生教育(13种);
    
    24、共生文化(7种);
    
    25、企业共生(27种)。
    
    
    
     (详见到朱健国《共生思想简史大纲》。)
    
    
    
    注释:
    
    
    
    (1)“共生主义”是对共生理论的新概括。我在2005年 5月7日发表专论《共生主义初探》(32千字)时,首次提出共生主义15个常识:当时网上还搜索不到“共生主义”。2007年才在网上得悉,胡爱生称其2002年11月在《商业研究》上发表《论合作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共生主义宣言”》,因未见该刊,无从细考。现据近年新资料、新感悟,修改旧稿为《共生主义16个常识》。
    
    (2)参见《共生视野下的社会发展》(段钢, 学术月刊 08年9期)。
    
    (3)共生度是共生论的核心,指人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共生程度和范围。共生可以显著地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也产生了交易成本。二者的高低消长决定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共生程度。如何量化共生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共生度和共生力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个人的共生力可以随着群体的共生度的提升而提升。而个体共生力的提高又会促使群体共生度的提高。
    
    参见吴飞驰《企业的共生理论》和《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袁纯清,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参见《共生:现代生活的基本质态》(李建华,2003年5月8日《光明日报》)和“百度百科共栖”。
    
    (5)从伏羲 约公元前60世纪“始画八卦”,发明《易经》刍形,探索“阴阳共生”算起。
    
    (6)语出于真2007年3月网上发表《共生论》专著第一章《共生史观》,该书至2009年8月发表第六章,已发表50万字。)
    
    (7)参见《共生系统学发展随想》(胡晋源,2008年7月7日网上发表)。
    
    (8)详见“天道自由主义”——杨鹏2006年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演讲《中国宪政改革的道家思想资源》,刘军宁《天道要回还》(2007年8月16日《南方周末》)。
    
    阐述了思想共生之天道。
    
    (9)“积极自由主义”以卢梭“公意”论——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有理,革命暴力有理为代表。
    
    (10)“消极自由主义”以洛克提倡人的“自然权利”为代表,伯林论述最为精道(1958年10月31日):“积极自由”难以带来真正的自由,它诱使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削弱人们的“消极自由”。
    
    (11)详见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12)详见星云大师1993年在台北国际佛光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既第二次世界大会主题演说《同体与共生》。
    
    (13)详见《我看伪现代化》(朱健国,2000年1月13日网上发表)。
    
    (14)《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2000年2月号。
    
    (15)参见“百度百科歌德尔定理”。
    
    (16)(17)逻辑学基本概念之一。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P63。
    
    (18)所据资料截止2009年8月。今后当会更多。
    
    
    
    2005年5月7日初稿,2009年 9月5日修订於深圳早叫庐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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