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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腐败的几般“兵器”/马郑刚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3日 转载)
    
    腐败堪称举世流行的“瘟疫”。它腐蚀社会,侵害民众,危及政权。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就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共同任务。然而,在不同的国家,廉政建设的效果却大不相同,有的成效显著,有的宛如隔靴搔痒。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究其原因,多种多样,而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廉政建设是否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纵览其中的经验,有这样几点尤其值得总结和借鉴:
     (博讯 boxun.com)

    高悬法制之剑
    
    廉政建设法制化有三个重要环节,即:严密立法,严格执法,严厉制裁。
    
    所谓严密立法,就是针对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尽可能不留法律上的漏洞,做到项目周全,条文缜密。结合许多国家存在的官商不分问题,我们不妨来看法国和瑞士制约官商的法律规定。法国《公务员总法》规定,禁止任何公务员以职业身份从事一切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所有公务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得亲自或通过中间人以任何名义,在他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所管辖的有关企业中,谋求会损害其职务独立性的利益。瑞士《联邦公务员章程法》规定,担任联邦职务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不得经营工商业。
    
    为了堵塞法律的漏洞,有的国家廉政立法的条文看似简单,但涵盖面却极为宽泛。如芬兰廉政立法定有“损害政府形象罪”,足以约束大量的、形形色色的不轨行为,据称,政府官员不敢经常出入大饭店,不敢经常大吃大喝,不敢公车私用……,因为所有这些行为均可定为“损害政府形象罪”。寥寥几个字,所管住的行为却举不胜举。
    
    有了严密的立法,还要有严格的执法。从国外的经验看,在一定意义上,严格执法比严密立法更重要,因为有腐败行为的人多是官高权重者,对其执法有很大的难度,这是各国曾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国家千方百计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较为有力的举措,就是设立权威的执法机构,保证廉政执法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少受和不受权势的干扰。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简称反贪局),就有两大突出特点:
    
    一是反贪局局长由总统直接任命,向总统负责;二是依法拥有一系列特殊的权力,诸如反贪局局长和高级侦察员有不需要逮捕证即可逮捕人的权力等。这样,严格执法就可有效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
    
    在此基础上,对腐败者实行严厉制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一篇报道所说,在新加坡,廉政建设达到了“刑必上大夫”的境地,即不管搞腐化的人职位有多高,也照罚不误,照抓不漏。
    
    让阳光照进每个官员的钱袋
    
    官员的财产不公开,是反腐败极大的障碍。有的人明明是罪行昭著,却因犯罪手段狡诈诡秘而对其无可奈何。这就迫使一些国家提出“让阳光照进每个官员的钱袋”的口号,亦即依法公开官员的私人财产。
    
    在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廉政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有的国家,这一环节堪称制约腐败的“刹手锏”。有的国家一旦推出这一举措,官风就为之一振,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快得到缓解(如韩国);有的国家长期以来反腐倡廉成效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新加坡)。可以说,大凡廉政建设搞得较好的国家,没有一个缺少财产公开这一环节的。
    
    财产公开的常见形式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必须向有关机构申报财产的人员大体包括:所有议员、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政府各部门长官、法官、国家机构中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和雇员、由国家任命的企事业机构的负责人等。财产申报的内容相当宽泛,主要包括:金钱、礼物、贷款、佣金、酬金、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财产。为防止财产监督出现漏洞,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的财产也在申报之列。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公职人员进行财产申报时,必须报告自己的配偶和子女的财产状况:他们从任何个人赚取的 1000美元以上的各收入项目;因申报人的关系而收到的馈赠;因申报人的关系而获取的赔偿;关于配偶和子女从事贸易、商业、投资所获资产收入,关于不动产、公债、股票、商品期货交易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买卖、交易,关于所欠债务等情况,都应毫无保留地加以申报。
    
    财产公开对认定非法所得带来了便利。财产公开之所以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重视,之所以对腐败起到“刹手锏”的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制度贯穿着一条基本法则,这就是公职人员对自己及其近亲所拥有的财产说不清不行,说不清就意味着来路不正,就可将其认定为非法所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反腐败证据难寻的问题。不少国家的法律规定,已知的收入来源是衡量财产合法与否的重要标准。新加坡反贪污法规定,公职人员占有的任何非法财产、利益,是指与其已知的收入来源不相符的、且不能向法院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应被指控为贪污所得。印度有关法律也规定,公务员如果拥有与其公开收入不相符的钱财,而他对此又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即为贪污。
    
    强化“第四种权力”
    
    在西方,舆论监督被称为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起制约作用的“第四种权力”。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舆论监督并不十全十美,但它在实际生活中对揭露腐败、督促官员廉洁自律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纵览一些发达国家舆论监督的情况,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自上而下,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新闻媒介可直接披露部长、总理、议员、总统、首相的腐败行为,西方国家因丑闻曝光而倒台的达官政要不胜枚举,如日本的里库路特贿赂案、宇野首相桃色新闻案等,均因新闻界的揭露而使多名政要下台受审。德国的一则实例更能说明“第四种权力”的威力:1992年底,德国《明星周刊》刊登经济部长默勒曼的一封信,该信是写给7家超级市场理事会的,内容是向这些超级市场推荐购置一种塑料片,用以代替顾客在商场使用购物车时需投作抵押用的1马克硬币。生产这种塑料片的公司老板是默勒曼夫人的表弟。舆论认为,身为经济部长的默勒曼不该为亲戚推销产品,这有以权经商的嫌疑,会导致不平等竞争。年仅47岁、被誉为“政坛新星”的经济部长默勒曼,就这样在舆论攻势下宣布辞职。由此可见“第四种权力”的严厉性和对腐败的威慑力。
    
    在西方政坛,各类丑闻频频曝光。这一方面说明其政治生活的阴暗面,另一方面也证明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权威性,才能够使丑闻曝光,贪官现形。而在一些不发达国家,虽然表面上没那么多政治丑闻,实际上的腐败程度却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表面上“平静”实则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显然,有了腐败被揭露比有腐败而不准揭露是一种进步,也是制约和减少腐败的力量。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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