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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奥巴马推行的两项政策引起轩然大波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3日 转载)
    
    来源:《开放》
     奥巴马当上总统后试图推行的两项政策,在美国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是用国家巨额资金“救市”,包括救大汽车公司等私营企业,要国家干预市场;另一个是政府要管全民医疗保险,等于把这个领域国有化。 (博讯 boxun.com)

    
    奥巴马要推行其政策,有明显的政治优势:一是他高票胜选,有相当人气;二是他所属民主党又赢了参众两院,在参院百席中拿到60席。按参院规定,少数党可用冗长发言阻止议案通过,但如果多数党拿到60席,这个规定就失效。因此奥巴马的政策推行,等于有了绿灯。
    
    但奥巴马却遇到空前阻力,多数美国民众竟然不买账。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的救市,不仅没有帮助,甚至使经济更恶化。同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满意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等于反对奥巴马的政府包揽医疗保险。
    
    为什么民众这么抵制?因为多数美国人认为奥巴马要走向社会主义。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走欧洲,尤其是北欧式的福利国家的道路?这来自于美国的独特历史和文化。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观察到这个国家跟欧洲不同。这个不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走不通。
    
    美国人有“反国家主义”心理
    
    美国最早的开拓者,多是从欧洲逃过来的新教徒。他们在欧洲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因此远渡重洋,到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这种跟欧洲不同的历史导致,美国人历来都有一种“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的文化心理,即恐惧并抵制国家对个人事务、对经济等领域的干预。
    
    而导致美国这个国家出现的独立战争,又是反对英国这个强大国家(strong state)的统治。这也更增加了美国人对国家力量的反感和戒备。所以美国先贤起草的奠定美国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独立宣言》,主要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没有一句提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更没提到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独立宣言》提出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指国家、政府和群体的权力。法国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在一百七十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独立宣言》透露出美国先贤对国家权力的警惕,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要避免出现强势政府。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后来做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当时就提出:“政府管得越少,就是越好的政府。”为了防止国家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三大权利,虽然杰弗逊并不相信耶稣的那些神迹(他曾修改新约,把神迹部分删掉了),但他还是在《独立宣言》中写道,这三大权利,是天赋人权,是上帝给的。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等于是强调: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这些个人权利!给了这些权利以“绝对性”!
    
    中美知识精英想法不同
    
    我曾在《开放》杂志五月号的“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提到,美国先贤们的这种思路和五四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不一样。美国人想的是:千方百计、尽最大限度保护个人权利;而中国的“五四们”却把国家、民族等这些群体概念强化到没边的程度,最后以爱国之名殴打外交官、烧毁民宅。这种“火烧赵家楼”的暴行,当时甚至至今,仍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肯定、赞美。殊不知,正是这种思维和价值取向,为共产党以国家、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暴政,奠定了基础。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从一开始,重视的就是(群体)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强调的是社稷、国家,而不是个体权利的不可剥夺。这是两种思维,两种价值取向。结果就是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美国人一直是自由的,也建立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人至今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经过二十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美国先贤的这种重视保护个体权利,警惕中央集权,也体现在美国制度的总体设计上。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设计了相当完善的总统、国会、最高法院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三权”的各自产生方式和任期,都不相同,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由此避免强势政府或国家暴力。而且美国各州(State)都有很大的独立自治权力,实际上每个州都是一个国家,State译成中文就是“国”。
    
    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不同
    
    除了这种历史文化原因之外,宗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是个基督教?主体的社会,但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最早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新教在美国宗教中占很大的比重,一直影响较大。而欧洲主要是天主教?主体。天主教比较强调“形式”,不仅宗教仪式很多,还有自上至下的严密等级。而新教更重实质,仪式不那么繁冗,教会也比较松散,各自为政。二是美国的新教徒注重的是“教徒群”(sects);而在欧洲,无论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等,都是重视“教会”(church)。教会往往跟国家有关系,并倾向支持政府。即使斯大林时代,俄国的东正教还跟共产党政府合作;纳粹时代,希特勒用奥斯维辛灭绝犹太人时,梵蒂冈和罗马教皇也没有提出抗议和抵制(九十年代教皇曾就此正式道歉)。而新教的“教徒群”就有不同,他们没有主教、红衣大主教等设置和等级,他们更强调每个教徒直接去读《圣经》,自己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追随自己的信仰。这导致他们更强调“道德主义”(moral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道德和个体价值,都导致他们戒备和反对国家干预,反感政府“从摇篮到坟墓”包揽一切的社会主义。
    
    美国人拒绝社会主义政党
    
    所以,在欧洲国家中,有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当选,获得权力;但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从来都不被人民选择,最多的一次得票率是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拿到6%的选票,后来从未超过2%。美国共产党更是几乎名存实亡。
    
    即使有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美国仍和欧洲不一样。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利普赛特(S. M. Lipset)的专著《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成》,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倾向支持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扩大福利)、政府包揽医疗保险等。欧美之间的这种鸿沟比率,达20―40%,而且至今美国人也不愿意缩小这个“鸿沟”。利普赛特认为,从里根总统到克林顿,美国更倾向“绝对自由意志”(libertarian)的方向,即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也在总统任期签署了削减福利的议案,被视为走中间道路,向共和党的小政府方向倾斜。
    
    托洛斯基被美国富有震撼
    
    正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空间,坚持走资本主义,结果带来美国既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又有物质丰富、国家强大的结果。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革命领袖托洛斯基曾在他的书中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他曾在美国流亡,全家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Bronx)东部的公寓住过几个月(加入布哈林主办的俄文《新世界报》编辑部)。多年后,即使他在俄国领导红军和革命,仍念念不忘这段经历。他描述说,在这个一般工人住的公寓里,竟然有煤气、电梯,电话,以及不用出门就可倒垃圾的通口。那是1917年,而中国在1989年,普通家庭几乎都没有电话。可见在上个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就和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多大的距离。
    
    半个多世纪之后,俄国的另一位革命领袖叶利钦于1989年访问了美国南方德州的休斯顿,著名的俄国问题专家、《叶利钦传》作者利昂.阿伦(Leon Aron)描述说,美国超级市场的物品之丰富,之玲琅满目,让叶利钦惊讶、着迷。他不断问商场里购物的美国人,收入多少,每周食物花多少钱,?工资比例多少?最后得知,平均?20%。在从休斯顿飞去迈阿密的飞机上,随从人员看到,这位俄国领袖独坐一处在流泪,他不断说“我们可怜的人民,我们可怜的人民,我们(指共产党)对他们做了什么。”像托洛斯基一样,这位俄国革命领袖也被美国的富有所震撼。两年后叶利钦振臂一呼,结果共产党统治,这次美国之行的震撼,可能也起到作用。
    
    美国住房面积是欧洲一倍
    
    据两千年时的统计,67%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所有人都有电话、电视、汽车。90%中学毕业,超过一半进入大学。美国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超过了整个欧洲。即使被定义为“贫困线”下的美国人(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二万美元)中,76%有空调,31%有两台或以上的汽?,54%有自己的住宅。不要说美国人的住房面积平均多达1,875平方尺,远超过欧洲,即使所谓“穷人”的住房面积(平均1,228平方尺),还高于欧洲国家所有人的平均值。而这一切的富有、繁荣、丰饶,都和美国没有走大锅饭社会主义,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重视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结果。
    
    年轻却没有重要从政经验,只做过“社区组织者”就获得白宫权力的奥巴马,以为拿到高票,就可推动一场革命,走向均贫富、国家包揽的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不深知美国的这种历史和文化。他的政策遭到美国人民的抵制,是必然的结局。
    
    曹长青 2009年8月19日于美国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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