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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推崇普世价值?/杜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为什么要推崇普世价值?
    
     ——复一位读者来信(其三) (博讯 boxun.com)

    
     杜 光
    
    * * * 先生:
    
     我在第二封复信里曾经着重地说明我对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分析应当有助于回答你所提的第一个问题。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一,文中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又深入的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关于我国30年来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已有所述,毋庸置疑。思想决定行动,如果没有找对指导思想,没有找准前进方向,三十年来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绩从何而来?‘普世价值’是否唯一正确地进行政治、文化、社会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我在这封回信里,准备就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作一些分析。同时,也附带说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否取得“重大成绩”。
    
     要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作出正确判断,需要先分析改革开放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我在第二封复信里曾谈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上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主主义的大倒退,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因此,改革开放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从四大垄断的新专制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专制主义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混乱,更使全国人民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文革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极致,它必然要返回民主主义,向民主主义回归。文革后人们痛定思痛,才有了改革开放。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他还说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自己违反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便想“到达社会主义”。可是,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结果反而召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改革开放就是要在神州大地上驱逐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把中国社会从它的笼罩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
    
     改革开放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的基本目标,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这四个化,才可以说是“经过”了民主主义,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下面我就分别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思想,进行一些探讨。是否妥当,请你指教。
    
    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
     经济领域的改革任务是要突破对生产资料的全面垄断,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我在第二封复信里已经指出,把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所谓全民所有制,更是斯大林以来的欺人之谈。所有制是通过所有权表现出来的,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
    
     国有企业属国家所有。它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垄断经济不同的是,它与国家政权深相结合。由党委组织部门委派的管理者,外无竞争的压力,内无利润的冲动,他们只要取得上级领导的欢心和青睐,就可以步步高升。这样的垄断企业,必然产生停滞,产生腐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打破垄断,推行市场经济,建立竞争机制。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在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劳动分工而出现的产品交换,孕育了最初的市场。我国古代有“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等记载,《周礼》还载有司市之官,大市、朝市、夕市之分,市禁、市刑之规。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垄断经济,奴隶主、封建主垄断了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市场经济只能作为垄断经济的补充而存在。资本主义出现后,市场经济才逐步突破并超越垄断经济,成为占社会主流地位的经济形式。世界市场的开拓,把全世界都卷进了市场经济的轨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依靠什么魔力创造这一切?主要是市场经济。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属于普世价值的范围。“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错误,就在于它消灭了本来就十分幼弱的市场经济,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1978年安徽等地农民掀起的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对土地的垄断,开辟了市场经济的一线生机,民有经济在垄断经济的夹缝中沛然丛生。在新的经济形势面前,决策者才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指导思想上长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以此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的根据。没有认识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恰恰是遏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的拦路虎。因为我们多年坚持的公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甚至于公有制,而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垄断经济制度,它正是完善市场经济所必须突破并取而代之的垄断经济。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完善以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要完善市场经济,就必须突破“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虚幻的社会主义外壳。
    
     正因为指导思想上没有明确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两种见解,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并没有突破垄断,发展市场经济,相反是以权贵垄断的形式取代国有垄断,使市场经济面对日益强大、日益顽固的垄断势力而举步维艰。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民有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包括电力、电讯、石油、铁路、民航等行业。2005年10月,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十一五计划”的建议,也在第36条里提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然而,四年过去了,这些领域的垄断依旧;有些已经打入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也因为不堪垄断利益集团的逼迫而退出,以致出现所谓“国进民退”的局面。这个事实说明,指导思想上虽然对完善市场经济的意义有所认识,但囿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错误观念,却没有足够的推进民有经济向垄断领域进军的勇气和胆略。而要完善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确立以民有经济取代垄断经济的观念;在民有经济只有半壁江山,而且不断受到垄断经济的限制、侵扰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完善的。既然要以公有制即垄断经济为主体,由他们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垄断对外贸易,市场经济怎么能完善得了呢?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市场经济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你所质疑的“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对市场经济缺乏充分的、全面的认识,没有理解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不可缺少的历史进程。指导思想上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即以垄断经济为主体的方针,同时又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企图把它们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这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成为自欺欺人、掩盖垄断的文字游戏,它掩盖着“公有制”的垄断性和专制性。指导思想上的这种模糊的扭曲的改革观,来源于他们既怀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良好愿望,又摆脱不了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束缚。这是经济领域“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的基本原因。
    
    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是实现政治民主化
     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法治的现代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迈向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但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却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却是远比过去的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越来越专制的社会。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外专制、新老专制之大成。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实际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岁月里,所有重大决策,许多牵涉到成千上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的大事,如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由他乾纲独断,既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结果给国家民族和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改革就是对毛泽东的专制统治的批判和否定。所以,政治领域的改革,首先就应该总结二十多年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漠视民主法治的惨痛教训,在深刻接受教训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理论务虚会,曾经为总结教训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但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粗暴地切断了这个大好趋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不许揭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许反思、研究、总结引起巨大灾难的教训,已经成为当局拒不改易的既定方针。虽然民间对民主法治的要求和期望日益强烈,呼声日高,但始终没有引起执政当局的应有重视。改革三十年来,民主主义的呼求和专制主义的压制,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的主线。遗憾的是,在这两者的斗争和对决中,尽管多次出现过民主主义的高潮,但最后总是专制主义压倒了民主主义。如导致胡耀邦被迫辞职的“自由化”高潮,高举民主大旗的八九民主运动,都遭到镇压而告失败,就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最高当局继承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传统的结果。
    
     正是因为严禁反思、研究、总结历史教训,导致整个社会对缺乏民主法治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从上到下,都安然地沉溺于专制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政者不从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重危害里吸取应有的教训,相反地,却自觉不自觉地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在民主和法治的建设上,至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对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致腐败到处丛生,对公民权利和财富的剥夺有增无已。这是当前社会动乱不安、潜伏着巨大危机的主要根源。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这是政治民主化的第一要义;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派反对最为强烈的,也就是制约与监督他们掌握的权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丧失滥用权力来获取私利的条件和机会。这是多年来有些人声嘶力竭地反对“三权分立”的奥秘所在。所谓“三权分立”,只是一个政治原则,它意味着职责不同的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政治制度。在欧美各国,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有总统制,有内阁制,还有君主制,但他们的国家权力机构都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统称为“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反对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全分立”的道理,只是强词夺理地说什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不适合我国国情”等等,用来抵制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政治民主化。
    
     说到毛泽东的排斥民主与法治的政治遗产时,有一个问题似乎需要在这里说一说,这就是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错误方针。毛泽东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对于自认为威胁他的统治地位、有损于他的个人尊严的人物和言行,动辄发动批判斗争,加以制裁镇压。他的惯技就是把社会成员分成人民、敌人两类,凡是他要整治的对象,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挑动群众起来斗争,污辱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并且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党集团等等罪名,把他们划为敌人,赶出人民队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取消他们为社会效力的机会。这种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指导思想,不但给成千上万的公民及其家庭带来极其悲惨的命运,而且使本来拥护共产党和政府的广大群众产生并不断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倾向。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教训。但目前的当政者似乎没有从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中吸取应有的教益。他们依然把许多志在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爱国人士,和为受侵害的民众仗义执言的维权人士,看作是危害国家政权的敌对势力,对他们跟踪、盯梢、监视、窃听、盘查、抄家,限制他们的自由,剥夺他们的权利,甚至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判刑。这样,就重复着毛泽东的以言治罪、化友为敌的蠢事,虽然规模远不及毛泽东时代,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把爱国知识分子看做敌对势力而加以打压的政治行为,是政治腐败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拒绝民主法治的专制体制与生俱来的病灶。它的倒行逆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期待,把千千万万群众驱赶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去。这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的危机。国家政权绝对不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宣言所能颠覆得了的;最足以构成国家政权被颠覆的危险的,是国家政权自身的腐败:滥用权力,无法无天,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侵害群众,党同伐异,逆潮流而动,国民财富流入权贵豪强的口袋……这些才是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真正威胁。
    
     要解除这些对国家政权的严重威胁,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以民主的、法治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像在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同“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兼容一样,民主法治同专政专制也是互不相容的。近几年来,有些当政者虽然也提倡民主法治,但指导思想上从未放弃一党专政的观念。在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他们宁可舍弃民主法治而坚持一党专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近一年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频起高潮,从批判普世价值,宣扬“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批判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到编印《六个“为什么”》,通令全国学习宣传,可以说是万箭齐发,都指向政治体制改革。《六个“为什么”》大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却绝口不提民主与法治。这就暴露出他们反对改革专制体制、反对中国成为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的邪恶用心。
    
    改革文化体制的目标是实现文化自由化
     文化体制的改革是近几年来经常见于报章的热门话题。但这些夸夸其谈、充满着陈词滥调的文字垃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在经营机制、结构调整这些非实质的问题上打转,却不敢触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革除文化专制主义,实现文化自由,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文化是什么?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里,曾经追溯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化”字的涵义,推定“文化”就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过了不久,一位老同学向我介绍北大已故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关于文化的论述,他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指出:“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所以,也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它的成果的凝结、积累,就是文明。
    
     文化自身的特征,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就是文化自由化。理由有三:第一,文化、即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每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真善美的自由;第二,文化的发展需要自由,只有在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里,文化才能获得发展繁荣的条件;第三,文化的自由发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的推动力,恩格斯说得好:“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所以,文化自由化的发展方向,既由文化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也为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文化自由化,不是“赋予”文化以自由,而是“还”文化以自由。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往圣先哲的精神劳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与此同时,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也饱受文化专制主义之苦,从焚书坑儒到形形色色的学案、文字狱,多少文人学士蒙冤受难,罄竹难书。文化专制主义已经成为封建帝君维护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继承了历史绵远的专制主义传统,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厉行舆论一律。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给知识分子带来天真的欢乐和期待,以为这个方针可以打开文化自由化的大门。但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却证明,它不过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得意洋洋地宣称:所谓百家,其实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而资产阶级那一家的所鸣所放,是要铲除的毒草。这个形式上看来似乎是推行文化自由化、克服文化专制主义的方针,居然包藏着摧毁文化的专制主义祸心,如此精致的帝王权术,善良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料得到呢?
    
     粉碎四人帮后,在胡赵当政的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与政治上的相对开明相适应,文化上也开始出现了初步的繁荣。从文化大革命中苏醒过来的几代人,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的知识;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进行新的启蒙运动;相对自由的文化活动,在人们的心头燃起了自由民主的火焰。虽然体现专制政治的势力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是运动的运动”,但仍然压制不了民众对文化自由的渴望。一定程度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由,为民主革命积累了精神的武器。遗憾的是,民主主义运动在1989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彻底清算了体制内外对自由民主的诉求,民主革命受到沉重的打击,文化也完全笼罩在专制恐怖的气氛里,“和平演变”的喧声充满了报刊,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和平演变的三大社会基础之一,中华文化再一次地陷入了“黄种毁弃,瓦釜雷鸣”的可悲境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对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却没有丝毫的推进作用。相反,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歧途,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激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对执政当局的批评和指责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权贵豪强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日甚一日,侵占耕地,拆毁住房,稍有反抗就出动警力,滥施打压;由官民矛盾引发的群发性事件,每年数以万计。
    
     这个社会形势产生了两个明显的文化效应:一是孕育了自由文化,并促进了它的繁荣:探讨改革现状,反思历史教训,研究往昔得失,寻求中国发展道路的文章、书籍、讲座、研讨会,一浪高过一浪,改革呼声风起云涌。另一效应是文化专制主义也随之日益加剧。因为前面提出的那些探讨、反思、研究、寻求等等文化现象,往往超出了传统的定于一尊的范围,不符合于既得利益者固守现状的愿望,为了保持专制统治和维护既得利益,就必然要对有关的作品,采取严禁、查抄、收缴等措施,对有关的人员进行处罚、撤职,甚至判刑入狱,对有关的报刊和出版单位,则责令停业整顿,严重者还要加以取缔。这些以暴力专政为基础的文化专制主义,对自由文化打击极大,但自由文化却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控制的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的活动条件和实现形式,这就是山寨文化。
    
     “山寨”一词被借用于文化领域,是从去年的“山寨春节晚会”开始的,随后就被引用于许多非官方的领域。长期以来,文化事业,特别是在学术理论界,一直处于舆论导向的绝对控制之下。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舆论导向已经成为扼杀舆论、摧残文化的刀斧手,当权者把一切不符合于传统观念、不利于专政统治的真知灼见,统统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予以排斥、禁绝,有些比较尖锐的见解甚至被加上“危害公共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许多有价值的文章、书籍无法被报刊和出版机构采用,不得不采取“山寨”的形式。就好象历史上那些被迫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蚩蚩群氓,既然被剥夺了正常的生活机会而上了山,就可以摆脱官家的严刑酷法一样,山寨文化拒绝了舆论导向的约束,实现了虽然有限却是真正的自由。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通过网络。网络是展现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大舞台,在网络文化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能见容于舆论导向的山寨文化。另一种形式是知识分子自行印发的非正式出版物;或者是送到香港、台湾出版,而在内地复印;或者是已经由内地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又遭到查禁的书,也以盗版复印的形式广为流传。这些以“山寨”方式流行于民间的出版物,被官方统称为“非法出版物”,成为官方经常开展的“扫黄打非”运动的重点对象。所谓“打非”就是“打击非法出版物”。其实,这些出版物所“非”之“法”,是违背宪法的恶法,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法规条例,应当保证这些自由权利的实现,但现有的部门法规却设置障碍,实际上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这些出版物突破违反宪法的恶法,实现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是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尊严的表现。所以,这些出版物虽然被诬为“非法”,实际上完全是合法合宪的,但由于它有着不被舆论导向认可的非官方性质,我们不妨称之为“山寨出版物”。作为山寨文化的重要内容,山寨出版物是当代出版物中学术水准最高、最有社会价值的精神产品。它是自由文化的结晶,体现了当代最先进的社会文化。所谓“三个代表”自称执政党“总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它的职能部门中央宣传部却不遗余力地剿灭真正的先进文化。这是当代最荒唐、最悖谬的文化现象。
    
     “山寨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理应得到广泛的传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但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围剿封杀,它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都十分有限。把文化自由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方面要使“山寨文化”合法化,同时也是为文化的发展开拓广阔的园地。为此,应当撤消舆论导向,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
    
    改革社会体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化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平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争取平等的历史。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在任何时代、任何境域都没有停止过。千百年来,在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历史长河里,流淌着无数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的血和泪。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探讨社会改革的目标,无疑离不开社会平等的主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平等意味着消灭阶级,这是很有道理的。阶级来源于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即少数人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进行剥削和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阶级的分野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从来就没有停止,只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颠倒的形式被描述出来罢了。
    
     建国以来的阶级构成的演化,可以分做两个30年来叙述。
    
     前一个30年,即1949年—1979年,是两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从产生到解放的历史。社会不平等贯串于这个历史过程。毛泽东生前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且不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不再存在,全社会的成员都已经成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者,即使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的只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阶级倒不是没有,但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垄断了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名义上是领导阶级、实际上仍不免于专制之苦的工人阶级,以及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农奴阶级、贱民阶级。
    
     先说说农奴阶级。
    
     通过土地改革分到田地的农民,是有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小农。他们是保持个体耕作,还是联合起来合作生产,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农民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可以找到最有利于收成的劳动形式。但毛泽东却只凭他的主观意愿,强制推行合作化、公社化,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过程。大跃进食堂化期间,甚至连铁锅、铁勺、门锁、箱攀都被搜去炼铁,桌椅板凳则被搬到公共食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农业劳动者,就这样从农民演化成为农奴。他们每天辛勤劳动,所得工分只值几分钱,一年劳动的代价,扣除从生产队领取的口粮钱后,就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还倒欠队里。三年大饥荒时,由于超额征购,连口粮都被搜刮一空,以致饥饿而死的人达三千多万,而国家的粮食仓库里却储存着大量粮食,甚至宁可出口也不肯用来救灾。
    
     在经济剥削的同时,政治上实行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限制公社社员进入城市;到城市谋生的被称为“盲流”,查获后不是被遣回原地,就是送到被管制的劳动场所;连到外地乞讨也要公社或大队开证明才能出门。杨献珍1959年嘲讽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叫花子共产主义,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棒,公社社员连打狗棒都没有!”他大概还不知道,公社社员连做叫花子的自由也没有,他们哪里有什么打狗棒呢!文化大革命时取消自留地,在门前屋后种些瓜菜,或养鸡生蛋拿到集市上去换点油盐酱醋,也要遭到批判,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如果有人对这种恶劣的生活状态表示不满,就被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头衔,批判斗争,处境就更恶劣了。
    
     亿万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这种生活状态充分表明,经过公社化后的农民,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沦落成为毫无自由权利的农奴。虽然在名义上他们仍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甚至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农奴的悲惨地位。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奴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按血手印立下盟誓,相互约定,如果有人因此受害而死,其子女由生者代为抚养。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农奴生活的艰辛和公社统治的严酷。
    
     另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是贱民阶级,它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所谓政治运动,说白了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击少数特定对象,并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的运动。被划为“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即使按照官方的标准,也有很多不应划进来的。但在“和平土改”、“地富路线”、“右倾思想”、“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等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那些土改工作队员不得不扩大打击面,“分子”群体不断膨胀,甚至有些土改后勤劳致富的农民也被划为“新富农”而打入“四类分子”的队伍。
    
     “四类分子”真正形成为贱民阶级,是在经过反右运动,“四类分子”扩充为“五类分子”之后。在此之前,“四类分子”虽然备受歧视凌辱,但官方文件承诺,经过劳动若干年后,他们可以摘掉“地富反坏”的帽子,恢复公民地位。而在毛泽东把反右运动定性为“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对“四类分子”的监督管制也被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他们同右派分子一起,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从而由被“专政”的零散“敌人”演化成为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他们日日夜夜都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处在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里;社会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便被拉出来批判斗争;节庆期间,对他们的管制警戒更加严厉。最为荒唐的是每年10月10日,对他们都要采取特殊措施,或是加强警戒,专人监视;或是集中起来,“学习”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专政者生怕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造反生事,所以要严加监管。无产阶级专政的神经居然脆弱到这种程度,真令人啼笑皆非!
    
     贱民阶级还包括“五类分子”的亲属子女,他们除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外,在上学、参军、婚姻、就业等社会生活中也是低人一等,处处受到排斥、打击,在阶级斗争的高潮里,还要接受莫名其妙的批判斗争。沉重的“出身论”,使他们从小就成为社会异化的受害者。
    
     在贱民阶级中,大量被送往劳改场所和生活在农村的“五类分子”,承受着最为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贱民中的农奴,农奴里的贱民。所谓“劳动改造”,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例如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的三千多名右派,不到两年就死了两千多人,仅有八百多人生还。从近几年出版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书刊上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从生到死的右派分子,都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最后挣扎,结果抛尸荒野,骸骨无存。这就是许多贱民的悲惨结局。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的传统就是平等”。这位作者为了美化毛泽东时代,竟然昧着良心,抹杀事实,实在令人齿冷。在那个年代里,几亿农奴一贫如洗,连外出乞讨的自由都没有,几千万人坐而待毙;成千上万贱民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死线上经受煎熬,垂死挣扎。请问,这是哪门子的平等?即使是有幸没有被划“敌对阶级”的公民,在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里,批判斗争的积极分子同挨批斗的运动对象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平等可言吗?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等地的农奴自发地站了起来,砸烂人民公社的牢笼,以包产到户实现自己的权利,从农奴地位里挣脱出来,向自由农民回归。至于贱民阶级,胡耀邦以快刀斩乱麻的胆略和勇气,平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使千千万万贱民脱离苦海,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建国后第一个30年的最后年月,就以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由于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获得解放,第二个30年的头十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时期。改革开放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胡赵新政”则改善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虽然有极左思潮和专制主义的不断干扰,但总的说来,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在经济逐步市场化的同时,出现了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趋势。当然,所谓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能力的平等,财富的平等,劳动岗位和工作职位的平等。
    
     但1989年的枪声,打断了这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以反腐败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既遭到镇压,腐败和专制统治必然随之加强。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虽然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民营经济的繁荣,但腐败和专制这两大致命毒剂的注入,却使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途。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经过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的研究讨论,更不容许职工分享改革的好处,拒绝拿出国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分配给职工。有些国有企业在经过职工讨论后把企业的部分产权分给职工,这个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方向,却被当时的“经济沙皇”斥为“国有资产流失”,勒令已经这样做了的企业恢复原状。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股份制也好,“国退民进”也好,都成了有权势者掠夺国家资财和职工的大好机会。或者被经营管理者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有的甚至“空手套白狼”,以将要收购的企业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自己不费分文就把企业化为己有;或者官商勾结,有关官员收取贿赂后,把国有企业廉价转让给私商。改革的结果,前者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后者孕育了豪强资产阶级。企业职工则被“买断工龄”,踢出劳动岗位。有些虽然还挂着国有企业的牌子,但经过改制,多数被有权有势、既富且贵的官员或“八旗子弟”所掌握。他们随意挥霍国家资财,为自己规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工资。这些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暴富的新富豪,连同八十年代依靠权势倒卖批条、走私贩私而大发横财的无耻之徒,与国有企业改革所孕育的权贵、豪强,构成为两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或采取行政手段,或利用专政力量,或与黑社会沆瀣一气,侵害老百姓的权益,从中获取不义之财。近几年来每年数万起群发性事件,大部分是由他们侵占农田、拆毁民房而引起的。他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他们剥削、压迫老百姓,和老百姓的维权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埋藏着爆发社会严重危机的隐患。这是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没有注意社会平等的结果。平等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漠视社会平等,正是“指导思想上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的反映。
    
     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逐步剥夺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所聚敛的不义之财,制定《社会平等法》,通过高税收、查罪行、上法庭、罚没财产等法律手段,把他们从国家和人民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归还原主。另一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享有平等的监督权、参与权、出版权、结社权、集会权等等自由权利。当然,要实现这两方面的平等要求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指导思想上能够进行彻底的转变,实现社会平等化不是没有可能的。
    
    简短的结语
     综合以上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的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第一,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是我国必须“经过”的民主主义过程,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现阶段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当政者应该明智地选择历史必由之路,不要违抗历史发展规律。
    
     第二,就这“四化”来说,市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实现普世价值,指导思想上有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是改革是否能够达到“四化”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第三,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的成绩显著。它发展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强了国家实力,培育了中产阶级,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等等。但对垄断经济的保护,却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至于政治、文化、社会、三大领域的改革,都只是在一些技术性行政性的问题上作一些修补,远未触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本质问题,很难说是已经取得“重大成绩”。
    
     第四,所谓改革开放,通常都把开放理解为对外开放,向外资、外企开放。其实,开放更为重要的含义是对内开放,改革开放两者相需为用。经济上的开放是开放垄断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让职工参与管理、监督,让民众参与价格变动等等;政治上的开放意味着允许公民参政议政,可以选择政府、监督政府;文化上的开放包括解除思想禁锢,实现新闻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等等;社会领域的开放则要求结社自由,取消限制人身自由和各种歧视性的法规等。总之,改革意味着开放,开放也意味着改革。
    
     第五,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要实现四大领域的“四化”,无异于水中捞月,镜里取花。但既然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我们迟早要“经过”的历史过程,那么,迟化不如早化,迟经过不如早经过。历史必将推出能够把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提上日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将青史留名,流芳百世。
    
     第六,“四化”的关键是政治民主化,目前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诸多弊端,无不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在现行的专制体制下,任何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可以滥用他的权力来化公为私、损人利己,这是各个领域腐败丛生的总根源。所以,在四大领域的改革中,应当把改革政治体制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喧声甚嚣尘上,我们更应该大声疾呼: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
    
     2009年8月25日
    
    
     这封信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写了,中间插进了几篇时间性较强的文章,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活动,所以拖下来了,断断续续地写到今天才写完。虽然写了一万多字,但感到还有许多应该说的话没有说,而我却不想再写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把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随信送上,供你参考。在这篇12万余字的长文里,我在改革进行了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我把它归纳为四句话:“把企业还给职工,把土地还给农民,把政权还给民众,把文化还给社会。”李锐老在2002年10月给中共十六大上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时,曾把我的这篇长文作为《建议》的附件,送达十六届的新常委,但没有听到有什么反响。
    
     另外,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的观点,我准备把这封信也发到网上,希望你能同意。
    
     杜光又及
    
     2009年8月26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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