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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或社会民主/任剑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5日 转载)
    
     于是,到了这一步,问题的症结就显豁了。既然我们不能不面对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的意识形态有哪些,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博讯 boxun.com)

     其实,虽说现代西方各种意识形态都在中国演示过,但就当下情形讲,我们可以选择的意识形态方案,只有两个:这就是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在西方语境中,这两种方案,原本不是对立中择一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对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性反思,社会民主主义可以视为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靠拢。愈近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种靠拢,愈益明显。但是,在中国情形中,两者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在中国,自由民主主义乃是一种奠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意识形态,以及奠立一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平台的指导思想。它是一种全新的、足以引导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进而克服改革瓶颈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借助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与制度来表达的某种改变改革思路的思想,则将其意图定位在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辩护上面。这种定位,无疑显示了中国语境中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言述的对立性质。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将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拿来作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选择方案,也是要对之抱以警惕的。因为,当着社会民主主义缺乏自由主义的制度平台时,对其的横移,会使我们冒完全丧失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制度基础的危险。社会民主主义在此情形下,只能蜕变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运作形式。
    
     面对这两种方案的冲突性的选择,就要求我们做到两个方面的预先拒绝。一方面,拒绝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其从我们的意识形态舞台上退席。这样,以求避免传统社会主义的借尸还魂,让我们重复苏联大清洗和我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噩梦。另一方面,拒绝以任何名义的伤害公民自由与权力,滥用公共权力的行动,也拒绝任何以这类行动的存在来论证自由民主主义之不可行的理论企图。因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制度要求,才能够杜绝这类社会现象的存在,将其限制到一个人们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假如将这种要求悬置起来,而声称一种更优越的制度,那就是在编织政治童话。
    
     当然,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运动过程。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立场申明可以解决的。而在理论上可以做的,首先就是要说明,这两种可选择的意识形态所涉及到的三种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这就是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三元关系的省思。在此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在思想要素上,它们是完全区别还是有所交叉?其二,在理论类型上,它们是兼容的关系还是互斥的关系?
    
     尽管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实际影响社会政治运动的理论问题,它首先在实践中显示出二者的理论差异及其实际后果的不同。就此而言,我们首先就要从实践上来启动理论说明。从实践上讲,自由民主的可行性乃是一个由西方现代历史进程所充分证明了的政治事实。在此,有两种情形值得提出:一是没有自由的民主,只能落到由希特勒登台式的民主;二是只讲自由不谈民主,会失去捍卫自由的广泛社会基础。自由与民主的联姻,乃是西方社会现代运动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在自由与民主联姻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实践钩联关系,也确立了起来。并逐渐溢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轨道,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从西方经验来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可能性,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先从实践上看社会民主主义,我可以觉察到,它有着严重的实践障碍,这是因为:
    
     从总的方面来说,社会民主主义乃是完全的政治实用主义,因而它只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产物。按照勃兰特的说法,实践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党"。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起码不具有以某种基本价值体系为轴心的理论严整性。它只能是一种依附性的、服务于权力要求的意识形态。它依附于自由主义,也许可能收到所谓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平等之效。假如它依附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平台,它就只会蜕变为集权甚至极权主义。后者在实践上的危险,大致在西方历史上还没有存在过。因为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依附的始终是自由主义。但是在中国的可能实践,后者却是一种极其可能的走向。因为它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一开始就想脱离自由主义的价值与制度约束,而有一种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天然亲合力。
    
     而当我们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的理论说明转移到它的现实实践逻辑上看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逻辑总是体现为这样的衍生轨迹:首先从分配正义出发,强调平等的享有社会财富,从而在国家统治的方式上必然走向福利国家。社会的普遍福利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提供给人们最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但是,从福利国家的实践上分析,这种国家福利实际上早就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困境。
    
     福利国家的困境很多。但是,以西方学者对福利国家困境的研究来看,下述几个方面是最为突出的。首先是"福利国家后座力"即税收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由于福利国家必然要求高税收,以求维持社会的高福利。但事与愿违,由于高税收与纳税人的高收入期望相冲突,使得"地下经济"泛滥,税入流失严重,进而导致福利费用没有保障。其次,福利国家面临选择利益模式的难题,这即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问题。当福利国家将公平问题作为社会政策的首要问题的时候,效率问题必然出现。因为,前者以平等为原则,后者以差别为原则。平等作为优先原则,就会以再分配为动力,这样就得从能够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抽取分额,忽略差别便成为基础。差别的忽略,便使得高效率的生产部门降低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效率的提升。再次,福利国家出现了工作伦理的问题。由于有良好的社会福利可以享受,勤劳工作与优裕生活之间的正比关系被打破,因此努力工作的的动力便显得不足了。人们的工作愿望处于一种逐渐衰退的状态。又次,福利国家的社会冲突加剧。这种冲突,并不是一种完全付诸暴力的规模性冲突。而是各种原来承担着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或机构,在福利国家的情形中,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必要性,而与表现出全能国家性质的福利国家发生功能上的冲突。如传统上充当慈善组织功能的天主教教会对自己在公共福利中的角色的维护问题,就与政府在慈善方面的介入有了冲突。最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增加了政府统治的难度问题。这种统治的难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政策调整的难度加大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无法统治"。前者通常体现为政府试图削减福利开支而用于生产开支的政策调整时,不仅不能得到公众的赞同,而且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后者通常体现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以维持福利为要务,不能以持续发展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导向。政府的统治能力因为政府的超规模扩大,而难以有效应付复杂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要,故因其运作困难而使其统治能力局部地丧失了。就这些方面可以证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功能几乎可以说是走入了死胡同。这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偏移的内在动力。
    
     将实践问题转换到理论问题上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自己理论的论证力度也不在一个档次上。自由主义,既是一套哲学价值系统,又是一套制度安排。在前者,它作出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伦理学的系统论证。在后者,自由主义在论证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即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性上,也从政治理念到制度平台再到社会秩序,都作了仔细论证。简单地讲,自由民主理论的论证力度,可以从它对自由与正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两个理论支点,与作为现代国家制度的两翼的双线论证上得到证明。它就此解决了如何统治与谁来统治的双重难题。
    
     相比之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力度就显得不足。这可以从论证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从论证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那里,可以看出此点。仅从英国来看,世纪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如拉斯基,与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辩护士吉登斯,同样都是想为秉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提供理论支持。但是,拉斯基却是扭转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向的一个人。他的"同意革命论"为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更为倾向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思路,铺平了道路。而作为当代英国工党思想领袖的吉登斯,虽然也以"超越左右"为祈求,试图找到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吉登斯也不过是羞涩地承认了自由主义的制度程序与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的协调。他们在理论上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更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他们的超越祈求,常常不过是给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些实际政治对策而已。另一方面,从社会民主党政治领袖的理论思考与行动方案来看,也可以发现社会民主主义的苍白。假如说早期的伯恩斯坦还只是期望以社会民主主义指导如何夺取政治统治权的话,那么,从七十年代执政的勃兰特、帕尔梅所倡导的"自由、公正、团结",到九十年代掌权的布莱尔诵念的"平等、机会、责任、社区"的行动宗旨,则表现了社会民主主义之作为政治政策的老套的策略化进路。而他们采取的以"税收"为中心的政策调整,之作为政治家的实际操作,也没有超出"危机中福利国家"的统治方略。"第三条道路"的调和主义的苍白,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实践上。我们殊难期望九十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可以开辟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路来。
    
     在比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状态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这种比较得从二者的特点出发。诚如萨托利所说,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是"以自由求平等",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以平等求自由"。应当说,二者的理论支点是相近的,都是以自由与平等作为基本诉求。但是,追究二者的可行性,则就大为不同了。以前者言,从自由可以推出平等。就后者论,从平等则推不出自由。因为,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辩护,意味着人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由。而首先为平等辩护,意味着为平等而不惜伤害部分人的权利,自由就失去了它的生存土壤。在此,只有以自由为前提追求平等,平等才是可靠的。这样,才能避免强加的平等,与国家借助所谓平等举措构造全能国家或极权国家的可能性。换言之,除非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期于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不可以期望的,遑论传统社会主义的方案。
    
     从对西方国家两种意识形态的实践与理论致思上面落实下来,则还是一个中国关怀问题。当代中国的改革,已经发展到一个关乎改革全盘的历史定位如何确立的关键时刻(criticalmoment)。当此关头,最紧要的问题是:是满足于解除既有意识形态的困境?还是寻求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就前者来讲,中心问题是为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辩护。这种辩护,从意识形态上借助的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但是,诚如前面指出的,在中国,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缺乏自由主义的保驾护航,它只能蜕变为为传统社会主义辩护。就此而言,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正当性问题与合法性问题的疏离,成为我们合理地为改革开放进行历史定位的前提。如此断言,不仅是因为以社会民主来痛斥改革弊病,有着通向吁求"极权主义民主"的危险。而且,也是因为这样会模糊我们为健全的现代制度寻求可靠基础的视野。
    
     以后者而言,中心问题则是探询一个最适应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撑的理路--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实践适应性与意识形态实践上的理论支持性双重、双向满足的复杂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化改革的紧要关头能否体现其效用性的问题。所谓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实践适应性,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能否在理论上建构起与中国本土需要相适应的"本土化"话语系统的问题。也即是能否走出西方语境的自由主义言述,避免横移,而与中国的改革需求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弥补的关系的问题。所谓意识形态在实践上的理论支持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理论能否为进行中的改革提供深化思路,而且平稳地为社会的健全化提供理论动力的问题。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自由主义的中国效用都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
    
     这一验证过程将是漫长的。但是,从结论性的角度讲,自由主义所提供的社会运行方案是传统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中国面向现代的改革运动也只能定位于此。虽然从构成因素上讲,自由主义的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可以有要素上的综合可能。但是,从基本价值与制度设计的整体性上讲,除开自由主义的方案以外,没有任何方案可以作为一个替代。亦如萨托利所讲的"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摒弃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真正能看到的不过是这个词而已,也就是用作修辞手段的民主,因为杜撰出来的人民支持,可以赞助最横暴的奴役。""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声明,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结论。缘何中国面向现代的改革只能定位于自由主义的社会运行方案呢?简单地讲,原因有三:其一,它为一个尚未完全确立起现代基本价值的社会提供了一套价值系统。其二,它为一个缺乏现代制度供给的国家提供了健全的制度平台。其三,它为一个摸索了几近百年,但尚未建立起现代社会秩序的国度,提供了一套现成可以参照的秩序建构方案。就此而言,由于任何声称的优越于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都未能提供系统的替代方案,因而,他们的声称就只能是一种脑力游戏,而不可能是一种社会运行的现实可期许思路。
    
     当然,从实用性的角度讲,对于中国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案或许具有现实的可期许性质。从现行意识形态的重构讲,从当下执政者的体面出路言,从大众对于生活的期望与改革阵痛的忍受上分析,都可以支持这一"体面"的选择。也都会有现实的支持。但是,这仍然只是在策略性层次上看问题。限度是明显的。或许,改革的成败也就在这里分野。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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