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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现代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马宝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5日 转载)
    
     随着人类从传统专制社会到近代民主社会的演进,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登上政治舞台,为各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启蒙运动之后兴起的“人民主权”理论在整个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近代民主政体确立之后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尽管在不同性质的政治体系中对于“人民主权”学说的解释有着明显的不同。应当指出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内容由“神意”向“人民主权“学说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世俗化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
     (博讯 boxun.com)

    (1)世俗化与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转变
    
     所谓世俗化是指人们对自身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过程。关于世俗化对于政治发展特别是对于人们政治理念转变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都作过经典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关于区分传统性和法理性的论述,以及有关“解除神魅”的论述,突出强调了世俗化在这一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帕森斯关于比较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差别时也提到了世俗化的作用。他认为:现代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现代文化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用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现代文化向着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看齐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和概念保持一致;在评定价值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现代文化注重成就而不注重世袭地位。[1]
    
     阿尔蒙德分析了世俗化对于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主要是从政策、过程和体系三个层次上来重点分析世俗化的这种意义的。在政治文化的政策层次上,世俗化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有可能用慎重考虑的政策,按照所需要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在过程层次上,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以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它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在体系层次上,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消除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标准。[2] 因此,世俗化对于人们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体系层次上,阿尔蒙德的论述已经表明,世俗化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旧的意识形态对合法性基础的意义已经大大削弱,而新的意识形态则迅速地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尽管对神意的信仰可能继续存在,但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使得政治权力主体将不得不按照“天助自助者”的格言来行事。
    
    哈贝马斯将世俗化列为解释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首要资源,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即现代国家)的产生意味着政治权力首次将自身合法性的论证与传统的宗教分离开来。“把国家权力的合法化从宗教传统中分割出来从而成了第一等级的争论主题。”[3] 伴随着公共行政机关和政府任务的功能专门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政治观念,它要求获得政治上的内在性证明。显然,哈贝马斯认识到了世俗化对于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由此看来,在世俗化的影响下,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后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都在程度不同地为现代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斯科德摩(Skidmore)将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归纳为以下方面: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暴力等。[4] 不容否认,斯科德摩所罗列的种种意识形态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都存在。但在笔者看来对政治权力合法性意义最大的应是民主理念和民族主义。而民主理念,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理念,还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都来源于人民主权这一理论假说。因此,这些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人民主权学说和民族主义。
    
    (2)人民主权说: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一)
    
    人民主权说是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我们考察当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时无法避开的。从产生到今天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人民主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假说,有力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巨大社会变革。人民主权说的理论前提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天赋人权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人民是最高的主权者,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根据这一学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应该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但是在人民主权说产生以后的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一切权力并不在人民手中。因为现实情况已经证明,政治权力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因此可以看出,人民主权说并不是真正意味着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它们能做到的只是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一种理论假说。据此,只要政治权力只要政治权力在获得程序和具体运作两个问题上是合乎既定规则的,它便是合法的。
    
     首先,人民主权这一概念本身是比较模糊的,在此“人民”是作为整体而不是作为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说的,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具体的独立的人存在时,他手中是没有权力的。按照天赋人权学说,每个人所拥有的这个权力只是一种抽象,只有通过“人民”这个整体才能体现出来。既便如此,“人民”作为整体也不是去直接行使其所拥有的最高权力。因为这种做法的逻辑结果只能是“直接民主”。 现在看来,直接民主是以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为基础的,只能存在于小国寡民这样的政治体系中,它是建立在地域狭小、人口相对少、政务比较简单和空余闲暇等一系列历史条件之上的。而现代民族国家中,直接民主制赖以存在的上述各种历史条件已均不存在,直接民主制已失去了它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人民也就失去了其直接行使假说上的最高权力的条件。但人民又不能放弃这种最高权力,在此情况下,只好寻求一种变通的转换方式――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人民要为理论上的所拥有的抽象的权力的行使找到一个具体的代表者。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这种人民权力的具体代表就是立法机关,它是由人民以选举的方式将权力让度给自己的代表而形成的。立法机关在权力的具体运作中又将其交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实际上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这些权力又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在此之后,人民为了体现自身是最高权力者这一理论假说,还要对具体掌握被让度的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进行监督,以防这种被让度出的权力被滥用或误用。所以,在现代政治中,从政治权力的实际拥有状况上来看,“都体现不出每个人的天生的权力和人民作为整体的最高权力。” [1] 因此,人民主权学说纯粹是一种理论假设,其作用就在于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基础,政治权力只有在按照这种假说规定的程序和限度来获得和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时,才能具备合法性。比瑟姆认为,人民主权学说对于宪政秩序有着重要意义,其中首要的就是“宪政秩序必须包括经由选举秩序产生的人民代表的一些因素。”[2]
    
     其次,人民主权说是在反对君主专制政治中发展起来的。其所针对的是维护君主个人的无限权力的君权神授说。人民主权说的理论前提是天赋人权,它强调的是处于自然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份具体的独立的权力,而是强调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独立的具体的个人都不拥有权力。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作为整体的人民授予执行的。这种被授予的权力是有限的,是必须受到授予者的监督的。这种理论假设直接为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使得政治权力主体获得根本的程序上的合法性。这一理论假设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人民作为权力的授予者还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者进行监督,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对授予者负责,否则它将失去掌握政治权力的地位。这就使得政治权力在其具体运作上具备合法性基础。如果说人民主权说对于解释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状况具有意义的话,也仅此而已。所以在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斗争中,人民主权说成为一种有力的理论武器,人民主权说的出现使得原来赋予专制君主无限权力的意识形态迅速地退出政治领域。在人民主权学说下,资产阶级代议制式的民主得以确立并具备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人民主权学说的出现,是现代民主政治“在合法化信仰上的决定性的转变”,在这种信仰下,政治权力从一种绝对的、属于个人的权力转换为一种相对的、属于全体人民的权力。因此“人民主权原则是考察当代政治合法性时首先遇到的。”[1]人民主权学说作为一种解释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从人格化到制度化的转换这一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民族主义: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二)
    
    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指民族内部成员所拥有的以本民族为最高忠诚对象的政治情感和认同意识。包含着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仰。因此,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主义称为一种“臆想的共同体”。[2] 民族主义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政治能量是巨大的,“在对进步政治事务的影响方面,没有其他什么力量能与民族主义相提并论。”[3] 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已经引出了足以推论社会正义、国家合法性、历史发展取向的基本价值原理。从人类历史发展上看,政治权力主体大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灌输民族主义的理念、强调民族价值、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达成民族必须独立、自主、不受外力侵扰这一全面、不容妥协的政治结论,由此来大力强调民族成员个体对民族整体的服从。
    
    密利本德认为民族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主要的同盟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起到了一种保存现存秩序和与左翼斗争的作用,是社会中最好的“起整合作用的和稳定的力量。”“从统治阶级的观点来说,显而易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强调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更为有利,即所有的不论怎样的公民他们都倾心于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这种利益要求人们应当抑制所有其他的利益特别是阶级的利益,以达到在富人和穷人、生活舒适者和被剥夺者、付出者等级和获得者等级之间的团结这个最大的和至高无上的目的。”[4] 在竞争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平息反对派的挑战,它至少能够通过民族主义指出,(反对派)的行为可能损害“民族利益”而使他们有所收敛。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社会化领域内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机构,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对社会成员灌输民族主义的情感,如通过出版物,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等)、教育机构(如大学、中学、小学)、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各种利益集团等,进行民族观念或民族利益的宣传。“国家和其他机构能够使用证明是有魅力的观念和信条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其中民族的或帝国的历史甚至被赋予更大的权威。”[5]
    
    韦伯在有关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中,将民族主义与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民族主义不单单是种族的、语言的,而是建立在特殊政治情感上的东西。这种特殊政治情感与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密切相关。一方面,国内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是与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倾向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也与该共同体面临的外部压力与威胁有关。当一个民族遭到外敌入侵的危险时,该民族内部成员就会在情感、意识和行动上更趋于一致地拥护其统治者,这无疑有助于其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获得。[1] 韦伯还更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合法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波动的情感,现代政治的特殊之处,就是在于政治合法性的程度将随着这样的民众情感的变化而波动,政治合法性的波动是一个政府或国家的命运的关键影响因素。“合法性对于韦伯来说,并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量,它的变化依赖于人们对其面临的潜在的威胁或死亡的形势的感受。处于战争状态的团体对团体纪律的感受,以及对其统治者合法性的认同,比起和平时期来要强烈得多。”[2]
    
    近代以来的亚非拉几次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以及现代世界热点地区的民族冲突,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的抵抗外侮的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达成,也是上述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论据。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也强烈地表现出了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这种功能。日本学者山口定在论及当今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曾专门提及民族主义对于英国撒切尔政权和美国里根政权的影响。山口定认为,撒切尔政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阿根廷)之前的政治合法性水平非常低下,撒切尔夫人在马岛战争爆发之前被称为“战后威望最低的首相”,但她在马岛战争中表现出的强硬姿态和马岛战争的胜利一举改变了民众舆论评价,并使她领导的保守党在第二年的政府换届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美国里根政府则通过高举“伟大美国”的旗帜,凭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对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提高了民众对联邦政府的评价,并使得里根领导的共和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执政地位,里根本人取得总统职位。
    
    更有甚者,政治权力有时为了加强、维护或恢复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会有意去制造民族争端或国际争端,挑起外部冲突,以此来转移本国或本民族内部成员对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注。亨廷顿发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军人政权中,政绩的困扰和合法性的衰落严重影响着其政治秩序的稳定。有时政治权力为摆脱困境,往往寻求民族主义这一有效工具,“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大众力量,它既可使民主统治合法化,也可使威权统治合法化。”[3]如1982年,阿根廷军人政权因政绩困境而导致其政治合法性水平降低到了最低点。为摆脱这一困境,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阿根廷挑起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试图通过从英国夺回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领土权这一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寻求民族对自身的支持,从而提高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水平。
    
     因此,一个民族国家在寻求本民族的独立时,在抵抗外力的侵扰时,在对抗外部经济与文化蚕食时,民族主义便会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发挥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应有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民族主义可以在民族价值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主张消除民族国家内部的派别内耗,强调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对外。历史表明,各种类型的政治权力都清楚地把握住了民族主义这一特征,争相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促成民族国家内部在认识、价值、情感和信仰上的一致性,进而达成内部成员的一致行动,从而有效地和节省成本地获得自身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的合法性基础。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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