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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中国城市的二等工人吗/李贵苍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5日 转载)
    
    一、引言
        (博讯 boxun.com)

      上世纪50年代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人口的总体分布受到严格的户籍政策的影响,该政策旨在限制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这项限制人口流动的重大制度性障碍,将当时的农村人口排除在了城镇福利体系之外,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粮食定量配给、住房、医疗、教育、儿童保育和退休金等福利。而这一体系也使持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几乎无法在城镇立足。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经济改革,使城镇地区对农民工的需求不断增加。结果导致了人口迁移激增,尽管这一进程(尤其在90年代早期)并不是非常顺畅。农业劳动力过剩,加之乡镇企业就业率的下降,城市私营部门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及中央政府对农民工放任自流的政策,在 90年代初孕育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第一次大迁移。结果,农民工的人数从1989年的3000万猛增到1993年的6200万。然而,国有企业改革大幅度地改变了农民工所面临的形势,这是因为1997年后,千百万的城镇下岗职工涌入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情况又由于不利于农民工的行政管控而进一步恶化。90年代末期,好几个地方的政府都颁布了地方法规,限制农民工的就业,甚至为了解决当地城镇工人的就业问题,强迫企业解聘农民工。其他的行政管理措施还包括规定某些工作岗位只能面向城市居民,或对农民工及其雇主征收管理费等。这种对农民工的官方行政歧视一直很盛行,直到最近中央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文件,明确要求当地政府给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此项关乎农民工流动性的政策的转变再次使流入城镇的农民工人数上升,从2001年的8000万升至2006年的1.32亿。
      在两类明显有别的劳动力群体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局面下,随着农民工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增加,往往会出现针对农民工的潜在歧视行为的问题。的确,有关文献突出强调了农民工所面临的在收入和工作条件方面的种种困境。除了低收入,拖欠工资也是农民工就业的一个特征。他们的工作变动率也比当地城镇工人要高得多,而且他们很少跟雇主签订合同。他们的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而且通常从事那些当地城镇工人不愿意做的低端工作,且劳动时间大大超过了法定工作时间。正如赵忠(音译。——译者注)所强调的,户籍制度仍然使农民工很难进入正式部门工作。在调查中,农民工自己反映能感受到歧视,这表明在许多方面,农民工觉得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工人同样的待遇。例如,本文所援引的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农民工反映在同工同酬方面受到歧视,71%认为在工种方面受歧视,而61%觉得在劳动时间方面待遇不公。农民工的劣势并不仅限于收入差距和工作条件方面。同样,根据CHIP数据,81%的农民工认为在晋升机会方面受歧视,82%认为在住房补贴,85%认为在社会保障方面待遇不公。
      本文着重通过具体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旨在帮助理解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为此,我们选取了2002年全国城市居民和农民工调查典型样本,提出了瓦哈卡一布兰德(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一种拓展形式,用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两类人口的收入差距问题。相关文献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不同部门收入分配与每个部门内不同的工资收入分别产生的不同的影响。有学者将其称为职业间和职业内工资效应。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了造成差别的两个可能根源上:(1)获得不同部门工作机会的差别(在此我们将部门划分为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和个体经营部门);以及 (2)每个部门内不同的收入。
      
      二、分解方法论
      
      我们的数据集显示,平均来看,2002年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工收入的1.3倍。我们将这一差距分解为四个互补的效应:(1)个体经营、私营、公营部门间不同的工作分配的效应;(2)不同的小时工资结构的效应;(3)不同的工作时间的效应;以及(4)在两类人口中可观察到的个人特长分布的效应。分解按如下方法实施:首先确定分别估算工作分配、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公式,然后再模拟假设的工作职位、收入和工作时间。
      本文所提及的传统方法系以布朗等人对瓦哈卡一布兰德分解方法进行的拓展,它明确地处理了受调查的两类人群在职业分布方面的诸种差异。然而,我们的方法与布朗等人的传统方法根本不同,我们考虑了这样一个事实:从业人员的变化对部门内平均收入有间接作用,因为从业人员的变化会影响到部门的人口构成。接下来的部分将会详述,将这一维度考虑在内会大大影响最终的结果。
      
      三、数据
      
      单身农民工并不是我们的分析对象,因为他们都是短期农民工,举家定居在城市的可能性也不大。进入我们样本的农民工住户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都是全家长期在城市居住的,因此,与当地的城市住户有直接的可比性。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平均年限截至调查时为7.34年,50%已经居住在城市里达6年以上;75%以上的人已经全年居住在城市。
      尽管两次调查收集的信息应该是一致的(两次调查提问的问题是相似的),我们对收入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于有城市户口的受访者,有关收入的问题非常全面。正如文献中所讨论的,CHIP数据对收入量度尤为细致:尽管没有囊括公营部门的所有的福利补贴(比如为员工缴纳的养老金、健康保险,或优惠房租),它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非货币福利待遇(比如,住房补贴、医疗、儿童保育和地区津贴)。
      对于城市户口持有者,收入变量是这样界定的:现职工从他们私人经营业务或工作单位挣得的个人收入。对于工薪族而言,它是补偿劳动力的现金总额(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其他工资或收入)及实物抵付的收入。对于农民工来说,收入是按照上报的现行职业的2002年平均月收入和其他来源的全部(净)收入计算出来的。现有的数据无法让我们将农民工的实物抵付收入计算在内,这使得可观察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然而,鉴于农民工很难获得津贴性待遇,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一个在中国引起收入差距的因素可能来自城市间不同的生活标准。为了纳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按照勃兰特和霍尔茨的省级城市平减物价指数,按省份间购买力水平对收入进行了不同的调整。
    
     通过各部门(个体经营、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部门收入分配、平均收入和工作时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居民的年收入是农民工年收入的 1.3倍:11881元对9335元。其实,两类人口的小时工资存在巨大差别,而农民工更长的工作时间掩盖了这种差别——上述结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出的。城市居民每小时的平均工资通常是农民工的2倍,这个比例在公营部门为2.3倍,比其他两个部门即个体经营(1.3倍)和私营部门(1.5倍)都要高。然而,农民工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长达69小时,而城市居民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小时。小时收入低的农民工总是倾向于工作更长一些时间——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劳动力供应行为上受强烈的收入效应驱使,但也可能是由于雇主强加给农民工的工作限制,因为农民工的谈判权力非常有限。
      我们还看到了两类人口职业分布的鲜明对比,这也是收入差别一个重要的潜在根源,因为不同部门有不同的工资设置结构。的确,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个体经营部门,其次是私营工薪部门(比例分别为57%和36%),而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公营部门(71%),只有极少数人从事个体经营(4%)。
      公营和私营部门每小时工资结构的比较也揭示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别。尽管在公营部门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小时工资要高于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城市居民(1.4倍),但是在公营部门工作的农民工却比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农民工的工资要略微低些。
      描述了个人特长的数据突出表现了两类人口在主要才能方面的差异。其中,城市居民比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要大,而且受教育时间要长得多(几乎四年的差距)。与孟欣和张君森使用的上海样本相比,我们样本中的农民工年龄稍微偏大(34.31岁对27.07岁),而且大多数已婚(90%对55%),这与我们调查的重点侧重非暂住农民工的事实是相吻合的。而且,城市居民中有更多的共产党员,比农民工的经验更多,这里的经验指的是在城区的实际工作年限。最后,就就业状况而言,平均来看,农民工较低的资历从他们在白领职业中占非常低的比例可以体现出来:只有4.5%的农民工从事专业或技术岗位的工作(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比例为32.7%),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农民工比例为2.2%(而城市居民的比例为19.6%)。
      
      四、职业分布
      
      正如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利用其他人群的部门分配模型,来模拟上述两类人群的职业分布,据此可以评价出职业分布相对于农民工的“偏离”度。首先,我们将多项logit模型应用于就业部门选择(个体经营、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解释性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共产党员身份、居住地域)以及住户特征(家庭规模、六岁以下孩子的数量)。
      教育程度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两者对公营部门的就业选择,评估出的效应对城市居民更明显。这意味着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比农民工更有机会进入公营部门。再者,尽管与个体经营相比,教育程度提高了农民工在私营部门工作的机会,但是与私营部门的情况相比,却没有提高他们在公营部门工作的机会(但城市居民就不会是这种情况)。
      年龄对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只是对农民工非常明显。评估结果显示年龄和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几率关系呈倒u型:农民工在刚过40岁的年纪是最有可能从事个体经营工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农民工大部分从工薪部门干起,只有在获得了足够的经济、人力和社会资本后才可能转入风险更大的岗位。
      基于多项logit模型,在其他通行的人事管理规则下,我们可以模拟样本中每位个体的部门分配。换言之,模拟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据农民工(城市居民)模型,假如给城市居民(农民工)分配就业岗位,他们会在哪个部门工作?”
      从农民工模型转变到城市居民模型,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由57%降低到了11%;而城市人口中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由50%降低到了4%。反过来,在同一模型中将农民工从事公营部门工作的比例由7%提升到了52%,而城市人口中这个比例由14%提高到了72%。这些效应对人口的敏感度表明,对比的职业分布只能部分地由职业分割(或模型)效应加以解释,人口特征确实也起到一定作用。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基于农民工模型的职业分布与基于城镇模型的职业分布相比,对人口的敏感度要小得多。这暗示了观察到的个体特征在城市居民模型中要比在农民工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大,这一点从相关数据中已经能很明显地看出。
      
      五、收入和工时结构
      
      为中和人口内复合效应,我们针对所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以及城镇和农民工个体经营/公营/私营等6种模型组合的每一个模型,分别计算了模拟小时工资(以及工时)。相关数据表明,如果按照城市人口规则支付工资,城市人口在个体经营部门平均每小时的收入是3.90元,然而,根据农民工规则,城市人口在同样的部门每小时只能挣3.11元。
      不足为奇,不论采用何种收入模型,城市人口的模拟工资总是高于相应的农民工的模拟工资。因此,对于任何工资结构,农民工比城市人口的收入要低,这显然是一个复合效应。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城市居民收入结构如果应用于城市人口,城市居民的收入结构总是优于农民工的收入结构,但是当这个结构应用于农民工就不尽然了。的确,根据城市居民收入模型,城市人口的平均小时收入为个体经营部门3.90元,公营部门5.92元,私营部门4.93元,然而根据农民工收入模型,城市人口相应的平均小时工资则分别是3.11元、5元和3.52元。农民工模型的计算结果凸现了一个不同的情形,在私营部门,农民工模型实际上比城市居民模型对农民工更加有利:在农民工收入模型下的模拟小时工资(2,83元)比在城市居民收入模型下的模拟小时工资(2.61元)要高。
      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除了农民工模型下的农民工,公营部门支付的薪金总是高于个体经营者和私营部门的工资。的确,在农民工模型中,个体经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资(模拟小时工资分别为2.90元和2.83元)都比公营部门(模拟小时工资为2.59元)对农民工更有利。
      这些结果表明农民工在个体经营和私营部门具有相对优势。由于这个特征不适用于城市人口,这可能与某些具体的劳动特长的组合有关。一种解释认为原因在于为农民工提供的公营职位的性质,以及在于人力资本的收益。诚然,农民工通常在公营部门中从事低端、临时性的工作,一般工资均较低,但是相对于教育的回报率较高。而另一方面,个体经营和私营部门为农民工提供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但是相对于教育的回报率也较小。因此,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而言,公营部门较高的教育回报率无法补偿较低的基准工资,因为在公营部门的他们平均工资较低。所以,农民工在个体经营和私营部门生活会相对好过一些,尽管这些部门中的人力资本回报也较低。对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市人口,对所受教育的更高回报,确保他们得到高出公营部门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正如第二部分提到的,这个特征很可能在部门分解时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因为将农民工从个体经营部门转移并不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六、分解分析
      
      综合所有上述因素,我们可以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分解为职业、收入、工时和人口效应。正如在第二部分提到的,有几个路径可以进行分解。例如,部门选择模型的改变会影响到对城市人口或农民工人口的计算结果,而在每次计算中,都可以运用城市人口或农民工人口的收入和工时模型。这就得出了 8种不同的概率。
      我们观察到的两类人口的年收入平均差距为2546元。若只根据两类人口就业部门分配上的差别来看,则收入差距平均只有-32元,即占总差距的2%。不足为奇的是,从农民工小时收入模型转为城市居民小时收入模型,计算出的收入差距将会增加到1162元(总差距的46%)。反之,如果其他一切因素相同,由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他们比城市居民会多收入2068元(总差距的82%)。最后,影响最强的差别在于观察到的两类人口才能上的差别:就此而论,就能带来3478元的收入差距。简言之,这意味着倘若没有更好的才能,比如教育程度和城市工作经验,城市居民未必一定比农民工收入多。这种情况由下列事实得以进一步证实:小时工资效应部分,也包括我们未曾考察的两类人群在工作特长方面的不平衡分布(而这应该归属于人口效应)。
      然而,仍然存在着若干导致这些平均值含义的不确定性的根源。其中之一就是路径依赖性。另一个根源在于所有的假设的收入都是基于若干估计的参数得出的:如果这些参数估值不精确,我们的结果就或许会偏向一端或另一端。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将所有估计量的变化情况考虑在内。最后,由于某些余值是随机提取的,这又带来了额外的随机性。
      为了评价我们计算结果的稳健性(robust-ness),我们采用了拔靴法(bootstrap),通过200次抽样计算来验证数据,从而生成了职业、收入和工时方程式参数的分布图。对于这200次重复演算,每一次都提取新的余值,并对所有可能的路径进行计算。
      就业部门效应和小时收入效应应该得到特别关注。研究表明很小的平均就业部门效应实际隐藏着强劲的路径依赖性。它们都显示了运用城市人口或农民工收入和工时结构,交替使用农民工职业模型和城市人口职业模型对两类人群进行计算,而得到的由农民工职业模型转为城市人口职业模型后对总收入的效应。显然,当使用城市收入结构应用于城市人口计算时,该效应是正值。相反,当使用农民工收入结构应用于农民工计算时,该效应又明显地显示为负值。的确,从农民工就业部门(例如,个体经营)向城市居民就业部门(例如,公营部门)转变的效应增加了总收入,然而,在农民工工资模型下,农民工进入更多的从事公营部门的工作,则会降低收入。造成这个负效应的主要原因已经在第五部分预测过了:农民工在其收入生成结构下,在个体经营或私营部门中拥有相对优势。由于城镇职业规则暗示着在个体经营或私营部门从业的人数较少,而在公营部门工作的人相对较多,因此,在农民工工资结构下,这些规则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不怎么优惠的,因为它意味着较低的平均工资。
      最后,还应注意到,公营部门的就业包含各种不同的状况。对于城市居民,95%是终身工作职位,多数是公务员。然而,在公营部门就业的农村农民工大多数签署的是短期劳动合同。因此,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公营部门工资结构的某些差别可能由不同的就业状况引起,并且可以解释为部门效应而不是工资隔离效应。因此,我们又对分配到私营部门范畴下的所有非终身工作重新生成了估算和模拟步骤。
      
      七、结论
      
      本文使用全国性的典型数据,评价了城市居民和长期农民工在当代中国城市显著的收入差别。我们专门区分了个体经营、私营和公营部门不同的收入结构的效应和分配到不同工资水平的部门的效应。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因为农民工进入公营部门工作是非常受限的,故可以预期,这一点是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
      建立在微观模拟基础上的分解分析表明,尽管存在不同的部门分配效应,部门分配效应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既不显著也没有稳健性。我们发现了一个较显著,但只是部分稳健的效应,即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同一部门内收入歧视的效应。可以这样解释这些结果:部门分配效应,以及在更小的程度上的收入效应,在分解中是有路径依赖性的,因为农民工在个体经营和私营部门具有相对优势:转入公营部门对他们未必有优势,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或采用城市居民收人结构而言,公营部门是有优势的。这一结果对某些文献将工资差距归结为部门效应,而没有核算路径依赖性提出了质疑。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彼此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体现了不同的比较优势,我们的这些研究发现与先前基于较小数据集进行的研究是一致的。使用在四个城市118个企业调查的2900名农民工收集的数据,奈特等人发现,就城市企业的生产职能而言,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是不能够完全互相替代的。农民工既能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又易于管理,这两大“资产”使他们能接受非农民工不愿接受的工作。根据1995年在济南对1500名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收集的数据,孟欣发现在农民工中,那些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人更可能在非正式部门从事个体经营,并且比那些在正式部门工作的人收入更高,这与我们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农民工究竟是不是中国城市的二等工人?我们的分析表明,两类人群在获得工作机会和工作收入方面的差异,与两类人口的才能相比,并不是 2002年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最显著的真正根源与人口结构的差异有关。两类人口差别很大:农民工比城市居民年轻,经验少,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与基于部门分配或收入生成流程的进入市场后的歧视相比,主要因农村地区较少的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未进入市场前的歧视,是解释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本研究结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于,要强调公共政策对农村地区教育倾斜的重要性,从而减小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才能差距。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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