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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丁东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4日 转载)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
     丁东 (博讯 boxun.com)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出了一本书《我与鲁迅七十年》。有一次去看戴煌先生,他对我提起这本书,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我从他家出来,在不远处的三味书屋就买到了一本。书店营业员告诉我,这书卖得挺好的,就两本了。我赶紧告诉戴煌先生,让他去买。谁知他并不是要买一本,而是要买十几本,分送朋友。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想让朋友们看一看书末提到的“毛罗对话”。我理解戴老的心情。他是反右派运动的遭难者,以骨头硬而著称。“毛罗对话”这个细节,正是毛泽东与硬骨头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象征。
    周海婴书中讲述的“毛罗对话”,口气不是十分肯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罗稷南已经去世;二是周海婴虽然见过罗稷南,却不是直接听他所述,而是听别人转述。但有王元化先生作旁证,我觉得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不久此事便引起了争议。质疑者的文章我没有全看过,但其中谢泳、陈晋两个熟人的文章是读了的。
    后来,钟沛璋先生也写了文章,《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在“毛罗对话”的基础上立论。此文要收入文集,请李锐先生作序,李锐在序言中又提到此事。如果“毛罗对话”是假的,这些文章都成了空中楼阁。有一次,在一家餐馆的开业庆典上,李锐、李普两位老先生说起些事,谈到谢泳、陈晋为什么要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我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学者。文章的推论方式,也符合学术规范。他们仅仅是对史实本身的考证感兴趣,并无其他动机。当然,在个问题上,我和谢、陈二位的判断是不同的,我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这毕竟是个学术问题,关键是要有当事人出来作证。
    第一个旁证出现了。这就是罗稷南的侄子陈昆(加火字旁)。他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观察》上,说明伯父生前曾经给他讲过这件事。80年代初,陈先生是最早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人,当时很出名。后来移居美国,国内读者知道他的不多了。我设法与他通了电子邮件,请他为我担任特邀编辑的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写一篇《我的伯父罗稷南》,同时介绍他从伯父那里听到的情况。他很快写好此文,发在《老照片》24辑上。当时,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了陈晋在《百年潮》上发表的质疑文章,钟沛璋便建议该报也转载陈昆(加火字旁)这篇文章,以示争鸣。
    接着,我又听陈明远先生说,还有更重要的证人:黄宗英是当事人,毛罗对话时她在场。于是,我和《老照片》的主编冯克力一起与黄宗英联系,请她为《老照片》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的见闻。黄宗英老师在电话中表示,这件事还得慎重考虑。
    在此期间,李锐、李普、戴煌、钟沛璋等老先生都希望黄宗英能够出来作证,并通过黄宗江转达他们的建议。陈明远先生为此也多次去黄宗英家,建议她动笔。黄宗英年逾古稀,身体不好,她想以口述的方式,让陈明远代笔。陈明远说,这件事很重要,还是亲笔撰写为好。最后,黄宗英写成了那篇《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南方周末》、《炎黄春秋》、《文汇读书周报》、《同舟共进》等报刊都隆重地刊出了此文,有的还配发了毛、罗、黄都在同一画面上的照片。后来有文章说黄宗英是惟一活着的当事人。这是不对的。至少摄影者侯波健在。但她对此事有何记忆就不知道了。
    到目前为此,有关“毛罗对话”的争论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如果没有其他当事人提出相反意见,黄宗英的证言可作定论。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都是20世纪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毛、鲁之间无小事。“毛罗对话”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正在这里。
    讨论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独立知识分子和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关系的问题。鲁迅如果在1957年活着,不论是关进监狱,还是放弃表达,都说明在当时条件下,独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实际上是不加粉饰地说出了反右以后的严酷现实。鲁迅活着的时间,表达意见的空间是大于毛泽东时代的。因为不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控制舆论的力度都达不到毛泽东的水平。鲁迅晚年,生活在上海的租界里。租界舆论控制的程度更低。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鲁迅之所以能把批判的姿态保持到生命的终点,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如果他果真活到1957年,他是没有办法即保持自己的立场又保持自己的安全的。这一点毛泽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么,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呢?这倒是一个新问题。
    这个问题的悲剧性虽然尚未消失,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演变成了喜剧。今天既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和上海的租界。今天是一国两制。如果他去了香港,那枝金不换或许受不了什么委曲。如果他还是生活在北京或是上海,就难免遇到种种喜剧性的尴尬了。我们不妨作一些设想:
    尴尬之一可能来自报纸、杂志、出版社,或许还有他在三十年代不曾见过的电视台。这些传媒慕他的大名,免不了找他约稿,请他出镜。然而,他又不会说吉利话,唱太平歌,于是不免要对他文章动手术,甚至干脆把他的稿子压下来。电视上或许可以露面,但那些不中听的话是一定要剪掉的。当然,稿费是可以照付的,生活待遇是一定从优的,只不过习惯于发表意见的老人家,不免感到苦闷。
    尴尬之二可能来自晚辈的作家。他当初是连诺贝尔奖提名也要谢绝的。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成了后辈作家角逐的奖项。于是,那些文坛的新秀老秀,有的托关系,有的送礼包,有的邀请吃饭旅游洗桑拿,甚至有的美女作家登门纠缠,都想让他老人家投上“神圣的一票”。可一看这些作家的作品,竟然都像是自己骂过的徒子徒孙!
    尴尬之三可能来自新一代读者。新一代读者喜欢酷的、飘的,他的文章对于新新人类来说,太沉重了、太累了!有一些中学生甚至做出罢课举动,要求把他的旧作从课本里赶出去了。而另一些忠实的捍卫者则绝不妥协,谁要敢在课本里减一篇鲁迅著作就给谁上纲上线,双方在网上吵得一塌胡涂。
    尴尬之四来自官方。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即使在1957年挨整,到了1978年也改正了,接着安排成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但他活到今天,年纪也太大了,身体已经很差了,重病缠身,也写不了字,说不了话,只想安乐死。但组织不同意。哪怕你还有一口气,成了植物人,也要让你躺在高干病房,给你身上插上各种管子,让你维持着。因为你占着这个位置最好。省得别的作家为争这个位置打架。
    鲁迅翁即使活到今天,仍然有说不尽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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