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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大跃进,用权力换文凭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3日 转载)
    作者:熊培云
    
     公务员无大专以上学历将面临辞退。重庆市人社局等部门日前下发文件,到2012年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在校学习或补习的在职公务员、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未取得学历者可分期分批学习,学费由财政资助。(8月11日《重庆商报》) (博讯 boxun.com)

    
    按说,公务员爱学习本是好事。然而,重庆的这个消息出来后,却不得不面对普遍质疑的尴尬。究其原因,这些年来,“三公消费”早已为社会诟病,现在又来了个“第四公消费”———公款读书,看到这样的新闻,舆论有意见,群众有看法,自在情理之中。
    
    毕竟,从财产权的角度说,物权与税权是一国宪政之基。前者从法律上确定了个人财产有多少,如何保护;后者则确定了国家必须从公民那儿合法地取走多少钱财,以用于国家与政府的正常运转,这就涉及公民对财政预算需要有不折不扣的议事权与监督权。如果政府部门可以不断自我授权、增加福利而不受约束,就必定会受到纳税人各式各样的杯葛。所以,具体到重庆这次“学历大跃进”,人们首先要问的是———公务员不是小学生,凭什么他们拿文凭要由纳税人埋单?
    
    记得在东航飞行员忙着把刚上天的乘客“遣返”回原机场闹罢飞时,媒体一度热议培养一个飞行员多费多少钱。然而,当你远远望见林林总总的公款消费,有时候也禁不住想,国家花在“培养”公务员方面的钱,比起飞行员来,究竟孰高孰低?按说,培养一个公务员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要省得多。然而,如果公务员可以随意拿走纳税人的钱财,不断给自己追加投资,“自我培养”,这个高低之问却真的要重新衡量了。
    
    上面是从纳税人权利的角度谈。当然,“学历大跃进”并非重庆独有,它甚至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了。有意思的一个悖论是,在过去,社会重视文凭,文凭可能值钱了,所以大学生曾作为“天之骄子”为社会所追捧;现在却是,政府越重视文凭,文凭就越不值钱。如今,“办证”的各类小广告屡见不鲜。相较于这些偷偷摸摸的“办假证”,有些大学因为逢迎权力与资本,不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公开的办假证机构了吗?今日中国之博士帽满天飞,有真才实学的又有多少?
    
    再回到历史中来。说到现在的“学历大跃进”,我不由得想起发生于几十年前的那一场狂热。1958年,中国进入“全民办大学”时期。它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公办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在原来中专的基础上建起的,师资多少还算有点保证;另一种则是民办普及性大学,用当时的话说是“发动全党全民大办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是些非正规的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农业大学。论及教学质量,不过是中学水平。
    
    至于大学名称,有的叫“红专大学”,有的叫“农民大学”,甚而有不少地方根据特产办大学,于是有了“金州苹果大学”、“宽甸石柱乡人参学院”等。据说,湖北省孝感县还办了一所“水稻双万斤大学”,学员入学第一课就是“如何实现亩产两万斤”。学员们不怎么上课,大部分时间用在种实验田,谁把水稻年产量提高到亩产两万斤,谁就能毕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时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公然宣称,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只有到了5000斤才能评为一级。环顾现实,如今的大学,以在某些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少篇学术论文,来衡量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按作物产量评教授级别的时代,多少有些神似。
    
    当年的“亩产两万斤大学”是不是有学生毕业?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做出判断。不过,基于当下现实的种种逻辑,当年可能有不少学生是从“亩产两万斤大学”毕业的。既然浮夸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验收合格、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学员们自然会从他人的田地里挪些粮食过来,算做自己的亩产量。学员的产量有了,这“亩产两万斤大学”就不会颗粒无收,也就有了继续办下去的理由了。
    
    今天的大学办文凭班,同样会考虑让学员顺利毕业。《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据一位参加过研究生班“学习”的官员透露:“地方政府掏钱请一些大学办研究生班,根本不用考试,学员也不必操心学费,全由公款解决。”正因为如此“官学联动,互助互利”、“权力换文凭”,使“学历大跃进”愈演愈烈,使大学“亩产两万斤文凭”,异化为彻头彻尾的劣质文凭的供应商。 (原题:你可曾听说过亩产两万斤文凭?) (本文来源:新京报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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