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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为什么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巫术词?——读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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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来源:纵览中国
    
     十多年前,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关押两年的刘晓波,刚刚出狱之后便撰文批判中共当局有意诱导民族主义思潮的险恶用心。他是最早警觉到民族主义的危险的独立知识分子之一,一直将民族主义与独裁主义并列为两大批判对象,认为“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独裁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并已经产生巨大危害之时,人们才发现刘晓波那些先知般的预见。如今,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再度入狱,而他尖锐批判过的对象——十年前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的那帮“爱国流氓”,再度炮制出续集《中国不高兴》,并再次红遍中国及海外的华人世界。这几名用民族主义来赚钱的无良商人,如同毒品贩子一样躲在宾馆里欣喜若狂地数点钞票。刘晓波与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正凸显出中国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趋势。此时此刻,研读刘晓波所著之《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一书,乃是中国人由臣民或暴民蜕变为现代公民的一门必修课。
    
     刘晓波早年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经过“六四”的血雨腥风之后,转而全身心投入到时政评论的写作之中。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对于刘晓波来说,最伟大的理论都是在应对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产生的,而绝非“躲进小楼成一统”式的、书斋中的学问,比如:面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柏克写出了《论法国革命》和《美洲三书》等坚定地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著作;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继兴起的阴影下,哈耶克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等如同灯塔般照亮自由世界的巨著……可见,自由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主义,自由知识分子必须回应当代的课题。刘晓波的写作亦可放置在此一谱系中衡量:他无时不刻地与专制、独裁、野蛮和蒙昧战斗,他的写作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的肌体之中。他的思想是真思想,他的学术是真学术。如果没有刘晓波如同孤胆英雄一般对抗民族主义狂潮,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思想与学术呢?
    
     刘晓波在《单仍毒剑》中指出,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三种具体的表现:一是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二是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三是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另外还包括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许多本来对现实存在诸多不满、自身也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的国民,一说起美国、日本和台湾,以及西藏和新疆来,便立即青筋暴起、张牙舞爪、汗流浃背、喊打喊杀,这是什么原因呢?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中共当局将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张王牌。民族主义的“狼奶”通过从幼稚园到博士的整个教育系统,通过无所不在的宣传手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脑残”的青年人,比之三鹿毒奶粉更为可怕。梳理了二十年来民族主义病症的远因与近果,刘晓波认为,中共当局是操纵台面上愤青群体的幕后“黑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而这种精神疾病会逐步加重,最终发展为迷狂状态:“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唯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刘晓波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从“弱智”到“井底之蛙”再到“好战分子”的“愤青是怎样炼成的”之“三部曲”。
    
     愤青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一代最可怕的精神疾病。刘晓波以“吸毒”形容“爱国主义”之鼓噪,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则使用“巫术词”这一概念。卡西尔发现,在原始社会里,巫术的语言具有一种占支配地位和压倒一切的影响。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巫师梅德亚说:“靠巫术的歌声和咒语,甚至可以把月亮从天上拽下来。”由此出发,他认为纳粹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从《纳粹德语——现代德语用法汇编》一书中便可发现,纳粹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铸造这些术语的人对他们所从事的政治宣传艺术有着精湛的把握。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靠最简单的手段刺激起了最为强烈的政治热情。”纳粹掌握了最先进的科技,却用原始社会的精神控制术来蛊惑数千万德国民众:“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没有私人领域,没有政治生活的独立,人类的整个生活突然间被新仪式的高潮淹没了。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当局是“骗你没商量”,民众则是“被骗没商量”,即便是睿智如哲学家海德格尔,亦乖乖服从纳粹之训导,因为“政治神话的行动方式活像一条毒蛇,它在攻击其牺牲品之前先努力对其进行麻醉,使人们没有怎么抵抗就沦为它们的牺牲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击败和征服了。”可见,仅靠学识和良心,并不足以抵御民族主义加国家主义的催眠术。
    
     今天的中国,情形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极为相似。中国的民族主义日渐高涨,而国际社会亦同步采取绥靖政策;不仅愤青迅速将民族主义提升到种族主义的阶段,若干学者作家也昧着良心推波助澜、添油加醋。被官方册封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季氏在《忆往述怀》中说:“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泰斗”的思维水平,学院体制内的“学问”水准如何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如此“爱国”,一个翻译家焉能攀升为国学大师?对此,独立学者冉云飞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他进而指出:“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季羡林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不是“老糊涂了”,许多年富力强的学界名流,也作出了与他同样的选择。甚至有很多还是当年与刘晓波并肩作战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的批评向来是不惮于点名道姓的:“历史的轮回竟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弘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与刘晓波一样,这些年来,我也看到身边不少朋友所发生的惊人的精神变异。读了刘晓波的分析,我才明白,这些所谓的“观念转变”,其实都是围绕着名利二字发生的。
    
     与那些“变色龙”式的人物相比,刘晓波前后三十年持定自己的理念不变,他对名利的诱惑有免疫力,也就对民族主义的蛊惑有免疫力。他回顾说:“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主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非议。六四后,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化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于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此一宣告,掷地有声。刘晓波并非“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热爱西方是因为人权和自由这些观念都是肇始于西方,他拒绝自己和自己的同胞被迫处于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奴隶的生存状态。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一书中指出:“思想自由在西方得到确立并一点一点渗透到社会习俗中。西方人领悟了人类能够而且应该走得更远去寻求真,人类面前是一个由无数新发现组成的未来。这种信念共存于我们的文明以及与科学研究并肩而行的一切精神价值和精神态度之中:理智的诚实、真实感和客观证据观念、学习的欲望、博学的目标、对权威论据的彻底摒弃。……所有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别处发生,抑或如近来那样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别处的影响之下发生。除了西方没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价值,也没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来保护和实施这种多元制。”基于此,一个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中国,必然是谦卑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而不是挥舞民族主义的狼牙棒、以暴政和奴性为荣的中国。
    
     少年时代,刘晓波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启蒙老师;近十年来,刘晓波是我身边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长辈知识分子对我影响超过他,我的精神世界没有被“爱国主义”这个巫术词所掳掠,很大原因是他成了我的疫苗。因此,刘晓波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认定,也成为我永远不变的座右铭:“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经历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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