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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邓三科”是什么货色(下)?/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9日 转载)
    
    四、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批判
     (博讯 boxun.com)

    我在前不久写作的《民运政治论纲》(《民主论坛》)一组文章中,
    把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一个过渡时代,是说它没有自性,也就是说支持
    这个时代存在的那些主要因素,包含着很大的变数,因此,它出现在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本身,就好象是一块悬在了空中的大石头,
    随时都“可能”在一个突然的时间(那时时说“一个晚上”或者“一
    个早晨”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里落地。
    
    对此的解读是说,如果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
    农”真正地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在遇到篡夺了政权的“党内资
    产阶级”时,他们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那么,社会的变
    革也许会出现有利于民主的局面。关于这一点,顾准先生在“文革”
    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正义的两党制”(见《理性主义于实验主
    义》)和费孝通先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中看到的“乡镇企
    业”在中国产生的源头,都是对于未能够到位的民主前途的一种洞
    察。
    
    与此一前途有关的是,过渡时代的另一种结局,就是目前的这种:当
    社会和人民在广泛地厌恶了不成功的革命之后,并且把革命没有成功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革命等同起来时,革命──这个需要不断加油加
    水的东西,最后免不了干涸。由革命时代退回到“不革命”、“反革
    命”时代,是一种带有“自然”性质的历史趋势。从18世纪的法国革
    命者到20世纪的列宁、毛泽东,都先后发现了它,只是他们在死亡之
    前都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上述问题着眼研究现实,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近30年以来的扑朔迷离
    的现象,就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原来,那些口口声声嚷着他们是毛泽
    东接班人的人都接了“鬼”的班。就此我们去回忆1958年,毛对来访
    的蒙哥马利元帅讲“我没有接班人”的话,倒是“打”了个“提前
    量”。
    
    毛泽东、邓小平的接班人原来是一批纨绔子弟,他们早就变成了一批
    政治上的“玩家”。他们是在“玩”毛、玩邓,把之当儿童玩具一般
    地使用,玩腻了,就放到一旁。就这样,他们也不让别人玩,别人一
    碰他们的“玩具”,他们就发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葛丽英怎么会
    被判刑呢?对葛丽英获罪一事的最好解释是说,毛泽东是中国当权派
    手里的牌,只有他们可以出,可以玩,什么“工人”、“农民”、普
    通人统统靠边站!
    
    上面我已经说了,第一个玩毛的大家是邓小平,他用了“毛泽东错
    误”这样的方式就把毛的正面形象给颠覆了,毛成为一个空洞的符
    号。而江泽民就是在他之后,玩毛、玩邓的“接班人”。
    
    和邓小平不同的是,江泽民一开始就把统治拉入游戏的轨道。他公开
    地搞包二奶游戏,以至于社会上广泛流行“三英”的歌谣,讽刺他:
    
    “前面走的宋祖英,
    后面跟的李瑞英,
    家里放的猫头鹰”。
    
    我当时生活在陕西省境内,这样的歌谣可以说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
    户晓。但是,上面没有传下来追查歌谣的任何口令。我们当时几个谈
    友都很纳闷:官方为什么对此不闻不问?回想在“四人帮”时,社会
    上一起讽刺歌谣,上面就要求追查,并且口气都是“一查到底”。可
    眼下,上面是听之任之。此后,我才慢慢地明白过来,这是“不要
    脸,只要权”的统治者们玩的新花样,目的是“导淫”,用一个
    “淫”字来毁坏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事实上,在江泽民任期
    内,社会开始大面积的“色化”,到如今经过胡锦涛的加班加点,这
    个过程已经好象是“完成”了。最近,我在观看陕西省电视台一个有
    关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时,其中竟然出现《社会有点色》的题目,这不
    是官方的不打自招、又是什么呢?
    
    江泽民在出国访问时,又是唱歌、又是弹琴、又是作诗、又是跳舞,
    可以说出尽了丑。事后分析,这不可以归结他个人“爱出风头”的个
    性,而是他要身体力行一种新的统治策略和统治行为,其中有着一种
    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知道,他个人的出丑行径常常引来人们的谩
    骂,也就是在骂声中,人民的怨气被疏导了,更何况当人们对于一个
    最高当权派“打心里瞧不起”时,是很难树立起推翻他、进而和他作
    斗争的念头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专制主义制度属于初创时期,因此它的生命维系之
    条件需要人民的认同。毛泽东死后,制度获得了所有人间制度都有的
    那种“自性”,所以,人民不拥护它,它也可以运行。如果被运行着
    的制度恢复了“古老”的性质,那么,在统治方面,统治者们用赵本
    山小品《卖拐》的方式来忽悠人民,亦可以保证制度的延续。想一
    想,江泽民下台前夕,人民对胡锦涛抱有希望,认为他可以革掉江泽
    民的弊病,以至于网上出现了“胡哥”这样的称呼不就是事实吗?可
    是,六、七年过去了,胡锦涛不是“忽悠”了我们中国人民吗?在人
    民的口语中,胡锦涛已经变成了“胡紧套”和“胡紧掏”。
    
    五、统治的牌:糊了!
    
    在“毛邓三”中,“三”是最臭的。毛泽东好歹还有一个“思想”,
    邓小平虽然没有理论,但是他能够说话,发表意见,况且在他说话的
    时候,人们已经厌恶了毛的“思想”,因此,他所说的话虽然和老农
    民话一样地直来直去(“猫论”),人们也不觉得讨厌。但是,一个
    只会作秀的江泽民,“三个代表”一出笼,就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讥
    笑。我说一个身边的真实故事给大家听,别当是插科打诨。
    
    某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刚刚走出办公楼,单位里的一个工程师(是
    我的谈友)一把拽我到一边,边笑边说:“老武,你听到毛泽东和蒋
    介石死前的一桩秘密的后事交代吗?”“没有”,我一本正经的回
    答。他笑着说:“我说给你听,但──保密”。他做了个鬼脸,说:
    
      蒋介石临死的时候,秘密地见了一次毛,两人说了许多和解的
      话,最后蒋介石对毛泽东说,他在大陆留下了“三”个私生子,
      临逃离大陆时,顾不上寻找,让毛给他寻找。毛出于恻隐之心给
      答应了,只是,蒋介石却忘记了私生子们的姓名。
    
      所以,毛泽东费劲力气寻找也没有找到,死前,叫华国锋找;华
      国锋下台时没有找到,又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也没有找到,又
      交给了赵紫阳;赵紫阳没有找到就下台了,轮到了江泽民──这
      家伙真行,他没有费多少力气,三垂两梆子就找到了……,于
      是,他手舞足蹈地喊道:“我找到了!一个名叫‘蒋学习’,一
      个叫‘蒋政治’,一个叫‘蒋正气’!”
    
    听到这里我才忽然明白了,这就是江泽民的“三讲”(“蒋”的谐
    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不久,“三个私生子”的政治
    笑话就象长着翅膀一样的飞传开了,可见,“三讲”一开始就变成人
    民的笑料了。今天我撰写此文,把此类政治笑话看成是“娱乐政治”
    中的一个品种,就不是插科打诨的了。
    
    正因为这样,我分析在胡锦涛刚刚上台时,想把“毛邓三”中的
    “三”拿掉,是情有可原的(一度报纸上、电视上提的少了,引起国
    内、外一片猜测),但是,不久,胡打消了这个念头,肯定了“三”
    的价值,把它成功地做成为“三”字牌,放在了毛牌、邓牌后面。如
    果这样的方式无意间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话,那么,胡锦涛的吹鼓
    手们给“毛邓三”加了一个胡的“科学理论”,三变四,就顺理成章
    (目前中国的牌局就是如此)。无论怎么说,胡锦涛明白了一个道
    理:统治的牌越多越好;同时他也晓得,在专制主义者那里,他成全
    别人的牌,别人也会照葫芦画瓢地成全他的牌。
    
    六、增牌与减牌
    
    如果我们大家对于中国政治故事都有记忆的话,那么胡锦涛当初想减
    “三”和邓小平当初想减毛(全盘否定毛)的意象是出入一辙的,但
    是,他们都克制了自己,不但没有减,而且都把想减的东西转化为中
    国专制主义者阵营里的“固定牌”。这样行为如果被我们忽视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战胜他们而取得民主呢?
    
    我写作此文的本意是要从统治者们”增牌”的行为给出我们的一种启
    发:统治者们都懂的道理,我们民运人士却不明白,就使我纳闷。在
    许多的问题上,我们却认为手里的牌越少越好,以至于有个别人在需
    要增牌的今天,还在吆呼着减牌。2007-02-01,我写作的《论民主的
    “洗牌”和专制主义的“清扫马圈”》(《民主论坛》)一文,提出
    了在“洗牌”的同时增牌的问题。此一篇是用对比的方式论证了共产
    党高层的情况,指出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民运人士不但要抓住批判
    的对象,而且要抓住变化着的批判对象。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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