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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的精神/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5日 转载)
    
    武振荣:论民主的精神
     (博讯 boxun.com)

    
    文章摘要: 民主精神并非是单一的教育制度就可以胜任的事情,所以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建设和建立民主的精神。
    
    
    作者 : 武振荣,
    
    發表時間:8/14/2009
    

(1) 存在不存在民主的精神?
    
    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是一种可以用简单的算术模式表示出来的政治制度,因此,当人们在做民主的事情时,好像用不着去研究民主到底有没有精神的问题?在许多人的看法中,民主好像是一种没有精神也可以运行之的制度,所以,在汗牛充栋的民主论述中,专门的论述并不多见,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可我个人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仅有民主的制度,而没有民主的精神,那么民主是可以败坏的,而在上一个世纪那些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中,因为民主的“败坏”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占其中的大多数。目前的中国、前苏联和前东欧都出入一辙,都是因为精神的缺失而最终地使民主变成了专制,问题到此没有结束,而是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民主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就教训而言之,民主的精神不可以局限于一家之言,也不可以被硬性地组织到某一种学说之中去,它必须是一种超特定学说或者一家之言的东西,在数量上是一个“多”的事物;问题的困难之处恰恰就在这里,当某一种思想或者某一种学说的“精神”可以通过普通教育制度的灌输而被普通人接受的话,那么,民主的精神就容不得这样简单的做法了,它的“多”的性质决定了人们不可能用普通教学方式掌握它,是一个超越普通教育制度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普通教育制度涉及不到的领域中,它有着自己的存在。就此而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要确立一个民主的制度,好像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成功地建设民主精神;但如前所述,民主精神并非是单一的教育制度就可以胜任的事情,所以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建设和建立民主的精神。
    
    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建立民主制度国家的所有努力,似乎都表现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见的历史也只是提供此一种图像,而清楚的民主精神建设之图像却是完全缺失的。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如果说世界上的各民族存在着互相学习的问题的话,那么,有关“民主精神”方面的“学习”就是人类中最难把握的那一种了。无论怎么说,民主不可以象宗教那样借助于特定的单一“学说”而传播,如果是这样的话,被传播的“民主”,在半路就变成“专制”的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提供给人类的教训是史无前例的。
    
    民主的精神不再依附于特定某一种学说或某一家的思想就是一条定律,所以,它在性质上是一种可以“感觉”的存在,但被“感觉”到的东西却具有“难以言说”的内容。也许正因为这样,民主精神在一些场合被转译为“价值”,而不是“精神”。我认为,民主精神在被运用的场合虽然更多地牵扯到价值判断,可在一个高层的意义上讲,它却具有比“判断”更加广阔的内容,并且其自身也决定着“价值判断”的出处。
    
    这就是说,一个高层的意义在现象上是很难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的,但这并不影响它起作用的效果。因此,当民主制度在运行中和民主精神处于“协调”状态时,后者之意义即使缺乏一种自我的表现,也无妨于它自性之发挥,一句话,民主精神被“粘连”在民主制度上了。
    

(2) 对于民主精神之研究,传统哲学两分法的无济于事:
    
    在民主的过程中,制度和精神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多变的,不是传统哲学的两分法就可以解释的。在某一个具体的民主行为中,精神是否仅仅存在于和行为相对立的那一头,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不用怀疑的是,精神和行为处在了一个类似“场”的范围里,因此,当行为在被独立解读时,人们好像是看不见精神的存在,也许与此有关,精神就不再被传统的方式解读为一门学问或学说,仅当它被表述时,才遇到了表述所需要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可是,同一般问题的区别就在于,在民主行为中,精神不被表述的这一缺陷却无伤大雅,因为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中,隐藏在其内的民主精神在许多场合里,并不求得一种独立的存在,非但如此,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至少在现象上好像约减了自己存在,因此,它和专制主义的精神对比,显得格格不入。所以,问题又可以这样的表述,在专制主义的看法中,民主好像是没有精神的。
    
    在民主体系里,会不会存在一个或者几个至高无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或理论家?答案是“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这样一说,是不是就否认了历史上许多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曾经为民主制度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的事实哩?不是的,民主在这里必须理解为如下的东西:它的成型、发展虽然都在不同的时间内被人类中的伟大人物所“塑造”或者“改造”,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物可以用它的名字来给民主命名,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伟大人物的“贡献”在民主里被撕成了碎片,以至于由无数个碎片组成的民主精神在事实上就抵消了创造“碎片”的人功劳。所以成全民主精神的东西,就不再被特定的“个人”所有了,它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里的意思如果说白了的话,就等于说任何一个大家的思想,如果要被列举在民主之中,那么,他的思想就一定要被撕成“碎片”不可,就这么一撕,思想所可以要求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已经消失了,伟大思想家们的思想在这样的一刻里,就不得不进入普普通通的投票箱,变化成为其中的一个普通因素。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后果,在民主政治中,思想家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思想家所享有的权利,仅仅是精神的;而精神权力只在精神领域被认可的事情,才阻止了它在精神领域之外演化为政治权力的可悲现象。在这个时空里,民主宁可承认没有精神的制度,也不可承认附带着政治权力的精神之权威。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基佐在总结欧洲文明经验时强调:“显示的一个最严重、最有教育意义的事实,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危害以及它是我们认为它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名义,追求什么目的”(《欧洲文明史》)。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导致绝对权力泛滥的就是绝对精神,而那时的西方社会恰恰在启蒙时期破坏了绝对精神赖以生存、生长的环境,众多思想大家的出现造成了思想竞争和制约的局面。今天,我们中国人在这样的局面中去寻找民主精神的形成历史,就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在放弃思想的“个人占有”模式时,同时选择思想的“社会所有制”模式。因此,在民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提起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但在论述民主的思想整体时,我们碰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家群体;而在群体之中,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因为自性而独立于其他的思想家。
    
    上述情况所引申出的一种后果是,思想家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专制”权力,于是,在公众的政治生活中,就卸载了精神上的“救世主”角色,政治仅仅是政治——便造成一种新的氛围;在此氛围中,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力转移的频繁性又激活了人的思想的多变性,民主的“精神”之水——就这样的变“活”了。
    

(3) 中国民主精神的现状:
    
    研究中国民主精神之状况,我们就不得不从研究中国民主革命诸大事件开始,结果人们便很快的发现,中国民主革命不同于西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民主革命前缺乏解决精神与思想方面的准备,革命的任务是直接地选择了权力问题,而在解决它时,就只能是以革命的权力去制服反革命的权力(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局面朝着另一个方向转化的话,那么,革命者在转化中就变成局面中的“奴隶”了。革命权力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可能转化、堕落为“反革命权力”就孕育了“革命”的“二次性”,只是革命的“二次性”在把“革命者”事实上置之于“反革命”境地时,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所蛰伏的民主精神才有可能被唤醒。
    
    问题又在于,中国的民主革命虽然是模仿式的,但是革命在采取了它自己的形式后就脱离了被模仿的对象,因此,当“二次性”革命在被中国社会碰到时,单一的思想对此的“唤醒”行为又于民主精神的多元性相冲突。所以,在单一思想的那一头,人们不可能发现民主,可在它的刺激下,民众思想的全面对立、对抗却支持了民主的局面。可悲的是,当这样一种民主的局面被视之为“动乱”时,就没有人可以从中“采取”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主虽然经历了“革命的历史”,但是“革命”的意义在这里才最终地体现出来了,那就是人们必须在思想、精神的冲突中才可以抓住民主。正因为这样,我个人认为,过去我们中国人所具有的“经验”是一种摇摆性的东西,它其所以被普通人抓住了又放弃之,不是没有原因的。
    
    论述到这里,我们如果以为民主精神是一种要探讨事物本源的哲学精神就大错而特错了,它不探讨事物的本源,也不研究宇宙的起源,所有的关系到人类“终极”问题它一概都不理,作为一种精神它存在于一个水平面上,那就是任何人只要理解都可以理解它的。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才可以放置到社会“正义天平”的一端,而另一端却放置着一个职业性的伟大思想家的精神。如果说思想无论如何也关系着人的价值的话,那么,此刻思想家“掉价”,普通人“升值”的现象,就可以被定义为“民主”。
    
    民主精神的本意在这里必须被解读为,它在政治过程中(而不是思想过程),依据自身的平等性质,把普通人的政治期望、政治诉求以及政治生活所造成的人生之乐趣,都引向一种简单的政治评价制度,而它自身却隐蔽在评价的背后,所以,和专制主义的精神对比,它是一种不出场的东西,好像是“无”,但这外表酷似“无”的东西却是民主能否成功维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当民主精神不存在时,民主不过是一张纸做的选票,不值一文。可是有了它,人类之政治价值就会体现在以数学方式计算的简单的选票上面。
    

(4) 中国民运人士中间对民主精神的错误回应:
    
    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民运)已经存具有20多年的历史了,分析其现状,民主精神的缺乏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中国走向民主的这个大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那么,合乎逻辑的是,愿意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的精神应该愈来愈高涨,可情况不是这样,欲搞民主的人反而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其精神倒是愈来愈萎缩。也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人出招,认为想搞民主的人,如果认可了一位或者几位“精神领袖”就可以“沾”其之“光”,使自己也“精神”起来。
    
    对于上述的事情,我总是看不好,我认为民运人士对于人类中所有的得道高僧的认可和尊敬都是无可非议的行为,但是此种行为如果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民主精神就大可不必。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宗教正在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压制”中走向解放,而这一过程本身也预设了民主精神的内容,可是,作为民主运动这个最大的过程却应当是无条件的政治过程,而非“精神”过程。因此,民主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决不可错误地表现为某种单一的宗教精神。也就是说,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解放性的宗教因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可是它却好像是“镶”在有组织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带“金”的环节,绝不是它的全部。职此之故,我认为民运人士努力发掘中国社会的民主精神乃是当务之急。
    
    在此一组文章的前面几节中,我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埋藏”着大量“民主精神”的社会,就如同中国某些地区土地下面埋藏着大量的天然气那样,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东西。所以,能否成功“开发”它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发现”它,而如何“发现”的问题,也有科学性可究。借助于民运政治科学,如果我们“发现”它存在的话,就等于同时打破了“中国无民主精神”的判断,那么,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究竟是朝着哪个方向前进,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认为中国“社会土壤”中没有“埋藏”民主精神之资源,那么,你搞“进口”就很自然;如果你认为情况不是这样,中国有着埋藏,那么你就得找,就得挖……。
    
    在本文的最后,我强调的是,你的“开发”的方向是近百年一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史和民主运动史,而要作到正确“开发”,你必须站在“中国人民”队伍中去,而脱离自己目前的“异议者”立场,只有这样,“中国民主精神”的伟大“矿藏”才可以被“开发”,专制主义的东西才会最终地变成“矿渣”之类的“废料”。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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