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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背后,我们付出了什么:外资是涨价的罪魁祸首吗?(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1日 转载)
    
    来源:了望东方周刊
     赤峰:民企如何负担城市供水
    
    要为水污染负责的民企九龙供水公司也有委屈--- 水价连年不涨,城市扩张后的用水量并未如预期大增,致使企业一直亏损
    
    这是赤峰市水污染事件的第十三天---8月5日,崭新的赤峰市建委大楼里,宁静无比。属于赤峰市建委办公区的八到九层,各个科室鲜见有人。
    
    除了奔赴水污染处理现场的工作人员之外,赤峰市建委几乎所有的人员,都集中在了大楼十层的一间大会议室内。
    
水价背后,我们付出了什么:外资是涨价的罪魁祸首吗?(图)

    
    水价报告
    
    赤峰市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宣读了8月4日下午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的决定,免去郭明达建委党组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建委主任职务;免去余秀峰建委党组成员职务,建议免去建委副主任职务;决定姜俐欣任建委党组书记,提名任建委主任。
    
    这边,水污染事件的官员问责已然启动;另一边,将为水污染事件负责的民营供水公司,正在忐忑中等待。
    
    赤峰市的自来水供应,主要由两家公司负责:松山区等老城区,归国有的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这次发生水污染的新城区,则由民营企业九龙供水公司负责。后者,曾是赤峰市公用事业改革的成果之一。
    
    7月23日,赤峰市发生强降雨,污水和雨水外溢,淹没了正在为新城区供水的九龙公司9号水源井。随后几日,数千居民出现了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的症状。
    
    目前,新城区内,九龙公司的供水管道正在清洗消毒。19辆发自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的消防车,每天为市民送来自来水,临时供水管道也正在从老城区架设过来。
    
    这一水污染事件,被归咎为九龙供水公司管理不力。民企能否承担公共事业重任,也连带被质疑。而九龙公司也有委屈---水价连年不涨,城市扩张后的用水量并未如预期大增,致使企业一直亏损。
    
    水价涨与不涨,是否乃症结所在?政府在其中,又该承担些什么?
    
    对于民营供水公司,建委监管很困难
    
    赤峰市九龙供水公司,新城区一座光鲜的二层小楼。与楼下前来领取50元水卡免费充值补偿的市民熙熙攘攘的场景相比,二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三五个人值班。
    
    “我们也在等着政府的最终调查结论,看我们公司该承担什么责任。这次事件主要是我们经验不足,没想到污染会这么严重。”九龙供水公司办公室主任郭晓艳说。
    
    据报道,截至8月3日17时,赤峰市新城区自来水污染事件,已致18个居民小区累计4322人就医,治愈3890人。
     7月23日的一夜暴雨之后,九龙供水公司的化验人员在24日早上8时30分,已经发现9号水源井被雨水淹没,无法取得水样,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公司。
    
    但九龙供水公司并没有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地饮用的是地下水,水质一向很好,虽然明知道9号水源井被雨水淹没,他们也只是在24日10时左右,向自来水中添加了些消毒剂。
    
    这个常规的做法,几乎没有起到作用。在添加消毒剂的第二天,九龙供水公司就接到十多个居民的电话,反映自来水有异味。检验人员此时才去用户家里取了水样,拿回公司化验。
    
    “微生物测试需要48小时才能出结果。”对于为什么没及时通知用户停止使用受污染自来水的问题,郭晓艳这样回答。
    
    “微生物培养期确实需要48小时,但公司不可能等到48小时之后再出水,前期就得处理。对水质的检查还有别的指标,比如浊度、色度等等感官指标。”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卢福林说,他所主管的水质检测中心就有10名检测人员,而九龙供水公司总共才有20多人。
    
    据卢福林介绍,目前处理被污染地下水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使用消毒剂,或直接关闭水源井。而当地居民的一系列质疑,就显得更为关键---为什么9号水源井距离新城区的污水泵站那么近;为什么水源井上只有铁盖,而没有其他建筑物封闭;为什么老城区的水源井地势较高,而新城区的水源井地势低洼。
    
    据郭晓艳介绍,九龙供水公司的水源井都是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划选址建设的。对此说法,当地官方还没有正式回应。
    
    对于为什么水源井上只有铁盖,没有其他建筑物封闭,郭晓艳说,九龙供水公司原本打算建造小水屋,但由于9号水源井地处世博园内,当地有关部门以有碍景观的理由否决了他们的计划。
    
    作为行业主管单位,赤峰市建委受到了对九龙供水公司监管相当乏力的责问。“主要是行业管理,有些事情建委做不了主。”赤峰市建委公用事业科科长冯连国说。
    
    赤峰市建委一名工作人员则认为:“出了紧急事情,他们不上报,我们也不知道。建委不可能每天都去看着。监管很困难。”
    
    目前赤峰市建委公用事业科只有一人,而且即便发现了问题,建委也不可能说改就改,“他们把水一停,新城区的人喝什么?”
    
    以营利为目的,却从没赢利过
    
    赤峰水污染事件使得九龙供水公司损失惨重。“不说别的,就只是公司给予新城区所有用水居民免费充值50元,按照2万居民来算,就是1000万元。”郭晓艳说。
    
    据说,这家经营了四五年的供水公司,至今还没有赢利。“政府也没有补贴过,各项税费该怎么交还是怎么交。”郭晓艳说,“如果考虑成本的话,我们就不会进来了。”
    
    九龙供水公司的起步几乎是从零开始。2003年,赤峰市开发建设新城区,与许多城市一样,城市的扩张遇到资金瓶颈,水、热、燃气三个领域,当地国企没有一家有能力接手。迫于无奈,赤峰市政府决定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赤峰市的公用事业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出乎意料的是,当年赤峰市政府轰轰烈烈的公开招标,却没有引来一家愿意参与的企业。而当时的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拥有七八百名员工,可营业收入不到2000万元,处于亏损状态,没有能力建设新城区的供水管网。
     此时,早已从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九天建化集团,被当地政府看中。这家没有供水企业管理经验的当地民企,在获得了政府开出的诸如土地优先、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税费缓缴等等优惠条件后,同意为当地政府解决新城区的供水问题。
    
    2003年筹建的九龙供水公司,在先后投入了1个多亿后,在2004年11月24日具备了供水条件,于当年12月16日获得了供水资质,并于2005年开始向赤峰市新城区供水。
    
    “刚开始,新城区的日用水量只有几十立方米。”2005年进入九龙供水公司的郭晓艳回忆说,他们看着日用水量一点点上涨,从几十立方米到几百立方米,而快速的增长,发生在最近两年。
    
    九龙供水公司的员工也从十几人增加到目前的二十几人。“增加的主要是化验和收费人员。”郭晓艳说。
    
    按照赤峰市政府当年的规划,新城区人口将达到12万,日供水能力4.6万立方米。按测算,在日用水量达到2万立方米时,九龙供水公司即可实现盈亏平衡。
    
    自新城区建设以来,日用水量从未达到过这个水平。庞大的新城区崭新的小区内,入住率只有50%,1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目前是5.8万,日用水量仅为8000立方米,与盈亏平衡点相距遥远。
    
    “现在的收益,凭我的感觉,恐怕只够还贷款利息。”郭晓艳说。
    
    在赤峰市,居民用水价格为0.95元每立方米,而污水处理费刚刚在今年5月份从0.25元/立方米上涨到0.6元。据市建委公用事业科科长冯连国介绍,曾经几次想调高水价,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调成。
    
    本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赤峰市最近一次基础水价的上涨是在2005年,从单价0.70元/立方米涨到了现在的0.95元/立方米。目前,赤峰市实行阶梯水价,每人每月定量2立方米,在此范围内以单价1.55元收费,超出部分,每立方米加收0.5元。
    
    据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卢福林介绍,像他们这样使用地下水的供水公司,最大的开销就是电费与人工费。
    
    “但是,我们这边都是新小区,每一家新开的用户,都得给他们安装管网。”郭晓艳说,投入一直在持续。而据赤峰市财政局的数据,就在今年6月,赤峰市刚刚划拨给九龙供水公司500万元中央扩大内需投资款项。
    
    城市供水,民营可以吗
    
    以新老城区为界,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与九龙供水公司,在这次水污染事件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我们是最近才从市政府拿到一些新城区的资料。”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企管部部长索明正说,在他看来,他们目前对于新城区的临时供水是政府行为,以救济为目的。
    
    与九龙供水公司相比,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这家经营了30多年的企业,在技术与管理经验方面,显得成熟很多,而他们的化验部门由赤峰市疾控中心和环保部门具体负责。九龙供水公司请来的则是赤峰市水文勘测局。
    
    在此次水污染事件之后,赤峰市民对民营企业经营城市供水充满质疑。据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凤鸣介绍,当地政府也在考虑市民的意见。
    
    “我们公司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准备。”王凤鸣说,虽然目前由于水价过低,该公司一直亏损,经济条件并不具备,但在管理与技术方面,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对于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的长期亏损,当地政府每年都会从财政拿出几百万元进行补贴。据赤峰市财政局的数据,在2008年7月,赤峰市财政划拨给该公司30万元,用于水源监控系统和设施建设;同年10月,又划拨200万元用于管网维修。
     现在,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的全部员工,平均月收入在1300元,稍低于当地企事业单位1500元的月平均收入。目前,他们也在积极争取国债资金。
    
    但是,“在2003年,赤峰市自来水总公司连招标会都没有参加。”郭晓艳说。
    
    然而,水污染事件伤害了赤峰市民,九龙供水公司自然难逃其咎,市民会不会给机会?那条从老城区通向新城区的“临时管道”,或许真要成为永久的了?
    
    张家口:一座水厂的10年搏斗
    
    造价2.3亿元的腰站堡水厂,设计能力日产15万立方米,而张家口市区目前每日需水量约5.6万立方米
    
    在全国一片涨价声中,张家口水价的上调并不起眼。
    
    7月《河北日报》发布消息说,下半年该省张家口、承德、秦皇岛、衡水、邯郸等5市,将对水价进行调整。
    
    对于业内人士来讲,张家口,这座河北中等城市的水价上涨,曾经具有相当的指标意义。
    
    1997 年,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启动“供水价格研究”项目。项目第一期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制订水价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二期则是从机构和技术方面协助中国政府实施上述管理办法,目的是改革水价管理体系,规范供水价格和收费,协助供水公司解决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大量财务问题。
    
    张家口作为项目试点城市之一,得到了特别的关注:项目向该市提供了以3次上涨水价为核心的水价调整方案,希望从2000年起,在一定时期内帮助地方供水企业解决财务问题。
    
    “供水价格研究”项目所取得的成果,随后提交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并推广到各省市。
    
    2001年夏天,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亚行项目组组长严伟后,发表了题为《严伟建议加大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力度》的报道。
    
    当时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对该文作出批示:“张家口水价改革的经验和问题需要总结和研究。”
    
    原国家计委及原建设部、水利部等组成调查组,对张家口的水价改革进行了考察,充分肯定了这座城市的改革经验。
    
    在新一轮水价调整时,《望东方周刊》记者专程赶赴张家口。意外的是,张家口的供水企业不仅没有按照改革计划,如期归还8600万元贷款,而且已累计负债1.18亿元,累计亏损6734万元。
    
    涨价计划流产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在2000年水价改革前夕,张家口市供水总公司向大约30平方公里面积的市区供水,用水人口近40万人。
    
    当时供水总公司下辖3个自来水厂。其中90年代中期投产的腰站堡水厂造价2.3亿元,到2000年,仍有来自国内外的1.04亿元贷款没有偿还。
    
    这座设计能力日产15万立方米的自来水厂,由地方政府规划建设,在2003年之前,它的资产甚至不在供水总公司账上。供水公司资产仅为7000万元。因为腰站堡水厂的建成,张家口供水总公司的总供水能力,已达到每天30万立方米的水平。
    
    虽然腰站堡水厂还不是供水总公司的资产,但其贷款的主要部分肯定要由供水总公司偿还。这也是亚行项目组的主要任务。项目组最后制订了为期6年的价格调整和资金财务计划。
    
    按照计划,水价每两年调整一次,其中生活用水的价格从2000年的0.75元/立方米,2001年调整为1.13元,2003年调整为1.49元,2005年调整为1.96元。
     计划中同时明确了6年偿清全部债务的内容。按照计划,最初几年依然存在亏损和现金短缺,但按当时的分析,到第6年末,所有债务可以偿清,全部其他成本也可完全得到补偿。
    
    这个水价调整计划的水价增长率,分别是48%、32%和32%。而当时在供水公司准备提价的申请报告中,涨幅是57%至78%。
    
    另外,计划中还有递增式阶梯水价等内容。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想通过调整价格,使企业形成良好的财务状况,并进入独立经营的轨道。
    
    作为调整价格的重要方面,项目组对当地家庭的承受能力进行了评估。在假定供水承受能力界限值是家庭收入4%的情况下,确定贫困家庭水费支出在第一次涨价后达到1.4%,第二次达到2.4%。
    
    最后,计划还是确定,每月给予贫困家庭5%水费的现金补助,并由供水公司每半年发放一次。
    
    2001年,张家口水价如期上涨,生活用水由每立方米0.75元达到1.13元。
    
    2003年,供水总公司再次提出调价申请,但没有获得批准。
    
    对于这次涨价计划的流产原因,说法不一,包括物价部门不同意、地方政府换届等等。
    
    但在2003年,张家口市政府将投产至少6年的腰站堡水厂,以2.3亿元固定资产的名义转到供水总公司名下,而水厂的8600万元贷款,也一并转了过来。
    
    据说,这是最流行的基建方式:政府规划建设,然后将设施和债务一并转给供水企业。
    
    据张家口供水总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介绍,当年的1亿多元贷款中,由市政府及财政局等方面偿还了一部分,供水总公司最后负担了其中的8600万元。
    
    到现在,供水总公司已经陆续偿还贷款2194万元,其余6400余万元贷款尚未偿清。
    
    意想不到的用水量下降
    
    2005年,按计划本该第三次涨价时,张家口调整了价格:上升到每立方米2.5 元,远高于计划。这个价格执行至今。
    
    根据地方政府当时公布的信息,这次调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归还腰站堡水厂的投资负债。调价后增收的资金将专款专用,在上缴相应的税金后,专项用于还贷以及一户一表工程、超龄管网改造国债工程及上缴水资源费。
    
    此外,当时张家口已将供水超龄管网改造工程列入国债投资,总投资额为3839万元,其中2839万元由供水企业自筹,而此工程每年形成的折旧及贷款利息,预计总成本增加354万元。
    
    “以前政府压得太厉害了。”张家口市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陈建军说,即使在2005年涨价后,供水收入仍然无法抵消支出。
    
    事实上,在2001年调整价格后,就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用水量持续下降。
    
    2000年,供水总公司日供水总量约7.6万立方米;到2004年,下降到5.9万立方米;2005年涨价后,又下降到5.8万立方米;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降到5.6万立方米。
    
    在张家口市自来水总公司的三座自来水厂中,最小的一座产能也有每日5万立方米,另一座是10万立方米。
    
    与2000年相比,2008年总公司的年供水总量减少了738万立方米。
    
    对这一点,是张家口市作为水价改革试点城市之初,研究者们始料未及的。
    
    供水量下降,带来的是供水收入降低。张家口供水总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表示,与2004年相比,2008年营业收入增幅仅为10%左右。8年间减少的供水量,使供水公司减少了2000万元的收入。
    
    “调价可以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陈建军分析供水量减少,水价调整是一个原因,另外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部分企业设备水平的改善,也减少了用水量。
     以当地一家制药厂为例,陈建军说该厂在更新设备后,用水量由原来的30万吨直接下降到8万吨。
    
    当然,导致供水总公司经营情况不佳的,不只是售水量下降。与2004年相比,2008年其成本费用增幅超过30%。
    
    其中,包括电费、原材料费、维修费、人力成本等在内的直接费用,增加18.6%;社会保障费用,增长1.54%;营业费用,增长3.03%;包括贷款费用在内的财务费用,增长6.67%;税费增长2.48%。
    
    其他因素看起来也不可避免。比如从2007年,相关单位要求对学校的用水价格进行优惠,从行政事业单位价格调整为居民用水价格。张家口供水总公司为此每年要减少收入200万元。
    
    “2005年水价上涨当年,我们也是不保本的。”陈建军表示,由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目前公司已经收紧用人入口,多年来基本未进新人。
    
    不过2002年,当时的供水总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条件许可”,可以把职工人数从当时的775名,减到200人。而到2007年,这家企业的总人数还是超过700人。
    
    像10年前一样缺钱
    
    近10年来,当初设计的递增式阶梯水价,没有落实。张家口供水总公司相关领导表示,阶梯水价适用于哪个范围、具体怎么操作,都没有具体细节。
    
    2008年,供水总公司再次向当地物价部门提交了价格调整申请。物价部门直接在申请价上每吨“挤”掉了0.27元。而这次的价格调整申请,仍在审批中。
    
    “只要到物价部门,就会被挤掉‘水分’。”张家口供水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在他们提交申请的用水价格上,原本已没有“水分”,但还是会被压价。
    
    据《河北日报》报道,近几年,张家口市供水总公司每生产及出售1吨水,就要亏损1.48元,制水成本与水价倒挂。
    
    价格倒挂外,还得加上偿还贷款,供水总公司每年要承受1800多万元亏损,连年已累计负债1.18亿元,累计亏损6734万元。
    
    “群众认为水价越低越好,不涨更好。”陈建军表示水资源是稀缺资源,目前的供水价格带有传统的福利色彩,但水毕竟还是商品,需要进行市场调节。
    
    目前,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张家口的供水企业仍如10年前一样面临资金短缺。
    
    城市供水管网还是以1939年的管网为基础,部分供水管线已经严重老化,跑冒滴漏时有发生,基础设施的改造及更新,成为迫切的要求。
    
    根据亚行项目组的数据,改革前夕,未计量水率(以漏损率为主体)不到10%,而在2007年的《城市供水统计年鉴》中,该市漏损率约为16%。
    
    “城市在扩建,新的管网就要扩建,市民要求改善水质。”陈建军说,在水价偏低的情况下,如何完成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个大难题。
    
    外资是涨价的罪魁祸首吗
    
    兰州最近的水价上涨,据蔡建升说,那是“威立雅进来之前就制订好的,5年之内应该是有两次调价计划,目的是理顺价格体制、解决历史欠账”
    
    对于最近不少地方的水价上涨,有人将之归结为外资水务企业的“逐利驱动”,甚至“阴谋论”之说也不鲜见。事实果真如此吗?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两家外资水务企业之一的中法水务,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试水中国大陆水务市场。
    
    中法水务执行副总裁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因相关政策所限,他们前期的十多个合作项目,都是只负责水厂的管理,“处理后的水卖给中方,中方通过其管网供给客户”。
    
    2002年,国家出台开放管网政策时,中法水务正在重庆谈合资项目。“自此,我们就开始提供管网和客户服务,后面谈的项目都是全方位的,和前面的模式完全不同。”
    
    孙明华介绍说,中法水务目前在中国大陆的22个项目,都是以合资公司为平台,以前中外双方的股份比例多少不一,现在大多各半。
    
    重庆项目是孙明华亲自参与谈判的。当时,重庆北部地区的建设刚刚起步,新区内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促成中法水务与重庆水务集团合作的,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他的支持对这个项目谈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谈得很顺利,破了纪录,一般都得谈两三年,这个项目不到一年就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50年内,重庆的水务实施“划江而治”:长江和嘉陵江以北的三北地区,供水归合资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称“重庆中法”)负责,江南主城区供水,仍由重庆市水务集团负责。在合资公司中,中法水务占股60%,以现金入股;重庆水务占40%,以资产入股。
    
    重庆中法通过扩建,已由最初20多万吨的日供水能力,达到今天的545万吨日产能,合资公司每年的供水量,以12~15%的速度递增。此外,今年初,重庆中法又开始在重庆新区筹建一个日产20万吨的新水厂。
    
    孙明华介绍说,自2002年11月中法水务到重庆后,重庆水价一次都没有涨过,仍然是2.3元/立方米。
    
    “我们的水价跟重庆水务集团一样,它涨价我就涨,它不涨我也不涨。当然,合同也有对水价的规定:如果重大成本上升了,我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水价的申请,但最后水价调还是不调,调到什么程度,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要开听证会,最后还是要政府来定。”孙明华说。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一直希望涨水价,不过能不能涨,不是我说了算。”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重庆水务市场还有重庆水务集团,政府会考虑我们双方的意见,物价局除了到他们那里调研,也到我这里调研。”
    
    天津8次涨水价,与威立雅无关
    
    如今名声远播的威立雅,比中法水务进入中国的时间稍晚,而在华项目比中法水务多。
    
    威立雅备受瞩目,源自其参与各地水务市场竞标时屡屡报出的惊人高溢价。
    
    仅以2007年为例:1月,报价17.1亿元,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署了45%的股权转让协议;5月,以9.53亿元报价,获得海口水务集团新组建的给排水一体化项目49%的股权,报价超过标的约3倍;9月,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的股权转让项目,出价超出净资产3倍。
    
    外资不是活雷锋,高溢价收购,让人不免怀疑未来将以高水价抵偿。
    
    对此,威立雅水务公司没有正面答复。但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水价上涨的预期,高溢价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兰州供水系统很落后,漏失率高,对威立雅来讲,越落后机会越大。比如说漏失率40%,通过它的技术,变成20%,省下来的20%就变成了利润。
    
    受兰州市国资委委托,大岳咨询公司参与了该市供水集团股权转让方案从制订到招商、谈判、协议签署的整个过程。这家公司为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的水务项目提供过咨询服务。
     该公司负责兰州项目的经理蔡建升对本刊记者说,威立雅看好兰州水务市场,是因为合资公司在兰州水务市场具有很好的成长空间。“未来30年,兰州市所有的供水都只有这一家,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另外,工商企业用水实际上对一个城市的用水量来说起决定作用,这个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蔡建升介绍说,威立雅进入兰州当年,兰州市的日供水量就从50万吨提高到了70余万吨。
    
    有媒体报道,自从威立雅1997年进入天津,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元,上涨了4倍。
    
    天津自来水集团总经理刘天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天津的水价在全国是最高的。”天津水价的高企,是威立雅入股的结果吗?
    
    在2007年9月参股天津市北水业之前,威立雅天津项目只是合作水厂,不包括管网。因为只做水厂卖水,肯定是按协议价出售的。“这种合作模式和我们现在这种全方位面对客户的合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后者,涨价是要经过物价局的。”
    
    “威立雅以前在天津做的是污水厂,2008年才开始做自来水,份额也不大,涨8次价的是天津市国有供水企业,跟威立雅应该没有关系。”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涨水价,威立雅和中法水务的项目分别也不过20来个,占我国600个城市总水量的比重非常小。再说,北京、西安、沈阳、南京等城市的水务公司都没有外资背景,这些城市水价都在涨。很明显,涨价不是外资引起的。”金永祥这样认为。
    
    自来水的成本是一团迷雾
    
    金永祥认为,最近各地水价频频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很多城市水价未能上涨,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小了,调价的机会又来了;二是现在很多供水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设备无力维修,有的甚至发不出工资来。
    
    “当然,你可以质疑多出了钱未必一定能带来水质的改善,但这不是该不该涨价的问题,是政府监管水平到不到位的问题了。”金永祥说。
    
    “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都是亏损的,中小城市的自来水公司60%以上亏损。亏损的原因需要分析。如果是因为经营不善而亏损,我觉得不能涨价。所以,必须搞清楚自来水的成本。”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马勒思认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在马勒思看来,迷雾主要来自两大块建设支出是否计入水务成本,要明确说法:一是供水管网;二是上游水源地。
    
    “自来水投资加上管网,政府投了八九十亿,这部分资产要不要增值?如果要增值,每年即使增值2%左右,老百姓也受不了。还有新建管网,投资非常大,一个新区,自来水投资至少二三十亿,靠收水费还不现实。但资本是有成本的,这部分谁来承担?上游水源地建设投资巨大,一个水库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亿,政府是不是将其作为公益性事业,这部分投入算不算到自来水成本里去?”
    
    马勒思主张,管网和水源地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的运营成本,才有意义。
    
    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在以前政府负责投入的时候,业内公认的水务企业平均运行成本,大约在每立方米0.5~0.6元,但这还不是一个全成本的概念。除运行成本外,水务成本还应包括折旧、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内容。
    
    “你可以统计下从2002年到2009年,电费涨了多少。”孙明华说,对重庆中法而言,电价是其主要的运营成本。
    
    与合资企业不同,蔡建升介绍,对国有企业而言,除了电费,人工费占运营成本的将近一半,是占比最大的部分。“但这一块的问题又不是企业能够决定的,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的责任,包括相当一部分政策性就业。”
     市场化不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
    
    2002年12月,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全国各地推出大量项目,进行城市公用基础设施产业化、民营化。
    
    市场化显然能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横行的弊端,但问题是,作为公共产品,供水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按马勒思的设想,“只要把成本搞清楚,不妨市场化,国企、外企、民企都可以竞争,谁经营得更有效、成本更低就给谁,市民享受的服务质量就会更高。”
    
    但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件事或许值得注意:在威立雅掏出的竞购兰州供水集团股份的17.1亿元中,政府拿走了7亿,兰州威立雅只留下了10.1亿元。“那部分股份价值是3.5亿元,政府相当于投资翻番了。”
    
    而兰州最近的水价上涨,据蔡建升说,那是“威立雅进来之前就制订好的,5年之内应该是有两次调价计划,目的是理顺价格体制、解决历史欠账”。
    
    蔡建升认为,市场化以后,政府应该转变职能,从投资、建设、经营主体转变为代表消费者对市场进行监管的主体。“当然,政府如果有财政支付能力,管网建设、上游水利工程建设最好是由政府来承担。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能力,一些国有自来水公司目前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在商务部外资司服务业处处长吴宗弟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力不够,有点钱也会去投那种明显能创造GDP的项目,真正拿出钱投到水务上去的很少。”
    
    “水价问题归根到底是两点:其一,政府应该先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然后再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市场化一定不能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不管是国企经营还是市场化,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是要担当起来的。各地的自来水成本都不一样,要搞清楚哪部分老百姓承担,哪部分政府承担。其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自来水,老百姓出‘一分钱’,水务企业就应该提供‘一分货’。”马勒思如此总结。
    
    水价背后,我们付出了什么
    
    消费者将面临这样的悖论:为跑冒滴漏付费,这些费用却被拿去偿还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供水能力建设
    
    是不是只有涨价,才能让城市的供水系统正常运行?
    
    是不是只有涨价,才能让供水企业扭亏为盈?
    
    是不是只有涨价,才能让人们喝上干净的水?
    
    《?望东方周刊》记者搜索了《城市供水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报告、国家统计局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情况是:
    
    10年来,全国除拉萨以外的35个重点城市水价,年涨幅达7.14%,而单位制水成本上涨接近10%。
    
    水价的涨幅为何追不上成本的蹿升?难道涨得还不够?
    
    也有一组数字能够部分观察个中原因:
    
    在上述时间段,全国自来水厂由1450座增加到1852座,增加了27%;漏损率由16.7%升至17.61%。
    
    前者在各地听证会中计入增加成本,成为涨价的理由;后者,令消费者在负担自用水之外,还要为从管道中跑冒滴漏的自来水埋单。
    
    这让人发现了一种现象:经营者和管理者更倾心于干净、现代化的大型厂房,有谁会在乎那些黑糊糊、长满青苔的管道?
     世界银行围绕中国供水项目贷款所做的报告曾有这样的描述,“因为大部分管道都埋在地下,而且即使急需更新,短期内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一个让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早在4年前,中国城市的设计制水能力,已达到日均供水量的2.5倍。
    
    钱没花在该花的地方
    
    基础设施猛增,还要给外企“保底”
    
    2004年前后,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水业改革进入高潮,国有供水企业转让股权、整体出售等产权改革模式层出不穷。
    
    改革使大量资本得以进入供水行业,其最为明显的结果是基础设施猛增。
    
    从2002年至2007年,随着自来水厂的增加,综合生产能力由每天1.22亿立方米增加到1.54亿立方米。管道总长从19.4万公里增加到33.6万公里。
    
    在北京,自来水厂由2002年的19座,增加到2007年的35座;天津由4座增加到25座;上海由16座增加到45座;江苏由86座增加到127座。
    
    不过据清华大学的傅涛估算,10年来政府投入一般保持在总投资10%左右,“这不包括将国有资产作价投入新企业,而是指从财政划给企业作为补贴、用以维持企业运营的资金份额”。
    
    其他受访者也认可国家投入比例保持较低水平的说法。
    
    这样,剩下90%的资金无论融资渠道如何,几乎都要遵守市场规律:通过出售商品获得利润,然后偿还。涨价看起来就成为必然。
    
    傅涛说,自来水厂猛增,有保证供水安全的考虑。
    
    与整个社会10多年来如潮的基建规模相似,供水行业中的不合理建设也显然存在。
    
    在2004年用水高峰时,全国设计供水能力与用水量的比例仍为1.5:1。世界银行认为,这种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并没有考虑到90年代以来整体需求的减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热衷自来水厂建设,原因诸多。比如拔地而起的厂房和显著提高的供水数字,创造了引资、招商环境等等,更能显示一个地方市政设施水平的提升。
    
    外资进入以及在引入外资中的预判之欠,则可能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本刊记者了解的情况,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外资供水项目都签订了保底协议。它集中体现在,代表政府的自来水集团或自来水公司,需要从外资水厂购买定额自来水,从而变相确保外资水厂赢利。
    
    比如在成都,市自来水公司需要向法日合资的自来水厂每天购买40万立方米自来水,即使需求达不到,也需按此支付。
    
    然而,该自来水厂建成后,成都市的整体供水能力大大超出实际需求。为给外资水厂“保底”,成都市自来水总公司不得不将具有60万立方米日供水能力的自有自来水厂的产能,降低到20万至50万立方米。
    
    后来,“保底”也成为一些国内自来水厂的建设模式。
    
    在沈阳,市自来水公司需要每天从上市公司“沈阳发展”购买150万立方米的自来水,而实际用水量仅为130万立方米,在维持设计水价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市自来水公司亏损。
    
    无论投资是否合理,消费者关心的是,谁来偿还。
    
    显然,对公益事业的判断,不在于政府的干预程度,而在谒欠窕崮贸銮刺峁┲苯踊蚣浣拥牟固佣故忻褚韵喽缘偷募鄹裣硎芟喽愿叩母@? 钱没花在该花的地方
    
    不过,世界银行在判断中国供水行业的情况时还这样表述:尽管很多城市在制水能力方面投资过度,然而其在输配管网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也带来了提供服务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
    
    根据《城市供水统计年鉴》,2002年至2007年,漏损量从42.37亿立方米增加到59.55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几乎恰好等于2005年原建设部公布的全国城市缺水总量--- 60亿立方米。
    
    但傅涛认为,实际漏损数字应该再增加50%,“这在行业内并不是秘密”。
    
    国内供水的产销差在不断扩大,而产销差的主体就是漏损。2002年时这个数字是每年约49亿立方米,2007年达到87亿立方米。
    
    这些,几乎都要计入成本。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城市供水管网的绩效能力低下有很多原因:管网陈旧,需要修复;很多1990年以前建成的管网,材质差且建设方法不合理,等等。
    
    事实上,由于90年代以来政府投入减少,加之资本涌向自来水厂,积累数十年的管网维修欠账,一直是整个供水行业的软肋。
    
    所以,如果没有强制力量,消费者将面临这样的悖论:为跑冒滴漏付费。
    
    当然,在许多地方,主管部门对产销差也作出严格要求。不过在傅涛看来,听证并不能真正解决水价问题:报表都经过物价部门的审核,都是合法的。“但一方面,即使物价部门也不一定了解内情,此外,合法未必代表合理。”
    
    以产销差(主体为漏损)为例,数据失真已成行业公认的事实。一个例子是,一座北方大城市在申报节水城市时的数字低于20%,但在国家分配维修资金时,上报数字超过40%。
    
    为了使涨价合理,企业普遍存在虚报假报数据的情况。虚报的方法有三类:一是低估供水总量,目前供水公司水表计量缺失较为严重,部分关键点水量主要依靠企业自己估算;二是高估未计量的收费用水量,企业对定额付费的市政用水和不付费的消防用水,由于未装水表,而高估用水总量,降低产销差;三是部分城市调低用水单价,加大用水总量,间接降低产销差。
    
    “数据失真已经成为行业的最大问题之一。”傅涛说,目前他们正在制订行业绩效标准:要计算成本是否合理,就要了解全行业的绩效情况,确定标准,然后衡量合理性。但了解真正的数据,已经成为这项工作的难点,专业人士尚感头痛,何况普通公众。
    
    利益集团深入供水企业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自来水公司人均收入较当地人员普遍高出20%,部分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甚至高出2至3倍。
    
    早在90年代末制订水价改革策略时,亚洲开发银行“城市供水价格”项目报告就表明,在没有外部审批的情况下制定预算,结果是成本几乎不能控制,特别是对工资和其他福利的控制,更显软弱无力。
    
    不过,在企业权利上,供水公司处于矛盾地位,“许多机构在供水企业中存在既得利益,没有一个机构有权或极力去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
    
    这一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明显改观。
    
    原因是多样的。比如由于传统的国管属性和好福利,供水企业的大量富余人员源于各级政府的政策性安排和人情安排。
     由于存在大量“背景人员”,供水企业的福利“必须”保持在一个相对好的水平上。同时为了保证便利畅通的安置渠道,地方政府往往也不愿意与供水企业在福利造成的成本问题上“较真”。
    
    此外,还有每年估计达数亿元的政策性减免水费,这虽然为地方招商引资提供了便利,但成本却被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此外,按照《城市供水统计年鉴》的数据,2002年,供水行业利润总额为负1亿元,净利润负1.9亿元;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负3.21亿元和负5.96亿元。
    
    利润总额是在营业收入中扣除成本消耗及营业税后的剩余,净利润则需要再减去其他各种开支和税费。
    
    可见,2007年较2002年,供水行业的非成本消耗和税费增加,接近2亿元。
    
    而在2004年,两项利润数字的亏损曾达到历史峰值:利润总额负9.67亿元,净利润负12.53亿元。
    
    事实上,通过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少量城市供水公司迫于政府城市建设的压力,为其他城市建设项目提供了贷款或担保,部分亦间接进入了水价成本。
    
    无论何种原因,水价都是最后的出口,水龙头和水表,在承担着一切。
    
    据本刊记者了解,为实现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有关方面正在酝酿一项投资达1000亿元的管网维修改造计划,以使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大型维护的管网,达到高质量的可饮用水的输配标准。这些欠账是早该补上的。
    
    如果因为目前供水行业的市场化属性,而进行高比例的市场融资,新一轮水价上涨在所难免。
    
    水价的组成
    
    城市自来水水价一般由基础水价和代收费两个部分组成。
    
    基础水价一般指供水企业向用户出售自来水的“裸价”,是水厂在计算水价时不含其他费用的最低水价。
    
    在绝大多数城市,主要代收费包括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而南水北调沿线城市还收取南水北调基金作为工程建设资金。
    
    还有,由于最近10年来节水制度的生效和经济增长趋向平稳,相当一部分崭新的自来水设备,也许在未来几十年都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就提出了投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问题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发改委委托,正在制订《城市水价成本监审办法》那寤笱嫡哐芯恐行闹魅胃堤危诮邮鼙究煞檬北硎荆壳坝晒┧笠堤峤弧⑽锛鄄棵派蠛说某杀颈ǜ嫠淙欢肌昂戏ā保侨次幢睾侠怼?
    住建部城市水资源中心主任邵益生告诉本刊记者,水价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本,在合理规划、适度超前建设的前提下,如果把固定资产投资折旧从供水成本里剔除,那么水价不仅不会上涨,甚至还有下降的可能。
    
    问题在于,消费者是否应该负担这部分成本?或者该负担多少?
    
    企业亏损不仅因为水价太低
    
    作为早期水价改革研究的直接参与者,邵益生对于“改革就是涨价”的说法并不认可。虽然他也承认,目前提价已成为企业扭亏的主要手段。
    
    但他认为,如果不遏制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避免供水设施建设的过度超前,水价的上涨压力就难以消除,除非政府为此埋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导致用水需求和供水成本增加。一些大城市在此前后进行了1949年后第一次调价,比如太原、北京、大连等。
    
    但出于控制物价的考虑,水价仍被严格限制在较低水平上。而由于经济改革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结束了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这样,供水企业可能面临既无水费补偿,又无政府支援的境地。
    
    “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供水企业大面积亏损,水价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补偿成本。”邵益生解释说。
    
    在整个90年代,全国城市水价平均增长了363%,年均增长率高达16.5%。
    
    然而,10年内城市售水成本增加了6倍,年均增长20%。供水企业亏损额在1999年达到5亿多元。
    
    90年代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洲开发银行,曾在中国援助了“21世纪中国城市水管理”和“城市供水价格”两个项目,为进一步推进供水行业和水价改革提供技术支持。
    
    作为中方专家组组长,邵益生在“城市供水价格”的项目报告中曾提出,供水企业亏损不仅是水价太低的问题,“同样有部分供水公司未能有效控制其成本的因素”。
    
    报告同时认为,供水公司的报表中并没有反映所有供水成本,“另一方面,与制水无关的成本和收入也常常被包括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亚行认为,中国的供水设施能力“在80年代就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当时提高水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低水价带来的浪费。”但邵益生认为,在水资源费、水利工程费、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等“水价”的共同影响下,城市居民家庭用水的价格弹性已经很小了,由提价带来的居民节水空间十分有限。例如在全国5000多亿立方米的用水量中,居民生活用水只占100多亿,只有 1/50。
    
    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因为水价持续上涨以及节水、工业结构的调整,自1995年以来,城市工业用水下降了约30%。虽然1991年来城市生活用水总量翻了一番,但同期城市人口增长了1.8倍,即人均生活用水增长幅度有限。
    
    遗憾的是,90年代的改革经历和数据并没有被充分重视。不仅提价仍作为企业扭亏的主要手段,对未来用水量的预期,还导致了后来外资水务与地方政府屡屡发生争端,地方政府往往会为此付出代价。
    
    钱没花在该花的地方
    
    基础设施猛增,还要给外企“保底”
    
    2004年前后,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水业改革进入高潮,国有供水企业转让股权、整体出售等产权改革模式层出不穷。
    
    改革使大量资本得以进入供水行业,其最为明显的结果是基础设施猛增。
    
    从2002年至2007年,随着自来水厂的增加,综合生产能力由每天1.22亿立方米增加到1.54亿立方米。管道总长从19.4万公里增加到33.6万公里。
    
    在北京,自来水厂由2002年的19座,增加到2007年的35座;天津由4座增加到25座;上海由16座增加到45座;江苏由86座增加到127座。
    
    不过据清华大学的傅涛估算,10年来政府投入一般保持在总投资10%左右,“这不包括将国有资产作价投入新企业,而是指从财政划给企业作为补贴、用以维持企业运营的资金份额”。
    
    其他受访者也认可国家投入比例保持较低水平的说法。
    
    这样,剩下90%的资金无论融资渠道如何,几乎都要遵守市场规律:通过出售商品获得利润,然后偿还。涨价看起来就成为必然。
     傅涛说,自来水厂猛增,有保证供水安全的考虑。
    
    与整个社会10多年来如潮的基建规模相似,供水行业中的不合理建设也显然存在。
    
    在2004年用水高峰时,全国设计供水能力与用水量的比例仍为1.5:1。世界银行认为,这种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并没有考虑到90年代以来整体需求的减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热衷自来水厂建设,原因诸多。比如拔地而起的厂房和显著提高的供水数字,创造了引资、招商环境等等,更能显示一个地方市政设施水平的提升。
    
    外资进入以及在引入外资中的预判之欠,则可能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本刊记者了解的情况,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外资供水项目都签订了保底协议。它集中体现在,代表政府的自来水集团或自来水公司,需要从外资水厂购买定额自来水,从而变相确保外资水厂赢利。
    
    比如在成都,市自来水公司需要向法日合资的自来水厂每天购买40万立方米自来水,即使需求达不到,也需按此支付。
    
    然而,该自来水厂建成后,成都市的整体供水能力大大超出实际需求。为给外资水厂“保底”,成都市自来水总公司不得不将具有60万立方米日供水能力的自有自来水厂的产能,降低到20万至50万立方米。
    
    后来,“保底”也成为一些国内自来水厂的建设模式。
    
    在沈阳,市自来水公司需要每天从上市公司“沈阳发展”购买150万立方米的自来水,而实际用水量仅为130万立方米,在维持设计水价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市自来水公司亏损。
    
    无论投资是否合理,消费者关心的是,谁来偿还。
    
    显然,对公益事业的判断,不在于政府的干预程度,而在于它是否会拿出钱来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补贴,从而使市民以相对低的价格享受相对高的福利。
    
    钱没花在该花的地方
    
    不过,世界银行在判断中国供水行业的情况时还这样表述:尽管很多城市在制水能力方面投资过度,然而其在输配管网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也带来了提供服务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
    
    根据《城市供水统计年鉴》,2002年至2007年,漏损量从42.37亿立方米增加到59.55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几乎恰好等于2005年原建设部公布的全国城市缺水总量--- 60亿立方米。
    
    但傅涛认为,实际漏损数字应该再增加50%,“这在行业内并不是秘密”。
    
    国内供水的产销差在不断扩大,而产销差的主体就是漏损。2002年时这个数字是每年约49亿立方米,2007年达到87亿立方米。
    
    这些,几乎都要计入成本。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城市供水管网的绩效能力低下有很多原因:管网陈旧,需要修复;很多1990年以前建成的管网,材质差且建设方法不合理,等等。
    
    事实上,由于90年代以来政府投入减少,加之资本涌向自来水厂,积累数十年的管网维修欠账,一直是整个供水行业的软肋。
    
    所以,如果没有强制力量,消费者将面临这样的悖论:为跑冒滴漏付费。
    
    当然,在许多地方,主管部门对产销差也作出严格要求。不过在傅涛看来,听证并不能真正解决水价问题:报表都经过物价部门的审核,都是合法的。“但一方面,即使物价部门也不一定了解内情,此外,合法未必代表合理。”
    
    以产销差(主体为漏损)为例,数据失真已成行业公认的事实。一个例子是,一座北方大城市在申报节水城市时的数字低于20%,但在国家分配维修资金时,上报数字超过40%。
     为了使涨价合理,企业普遍存在虚报假报数据的情况。虚报的方法有三类:一是低估供水总量,目前供水公司水表计量缺失较为严重,部分关键点水量主要依靠企业自己估算;二是高估未计量的收费用水量,企业对定额付费的市政用水和不付费的消防用水,由于未装水表,而高估用水总量,降低产销差;三是部分城市调低用水单价,加大用水总量,间接降低产销差。
    
    “数据失真已经成为行业的最大问题之一。”傅涛说,目前他们正在制订行业绩效标准:要计算成本是否合理,就要了解全行业的绩效情况,确定标准,然后衡量合理性。但了解真正的数据,已经成为这项工作的难点,专业人士尚感头痛,何况普通公众。
    
    利益集团深入供水企业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自来水公司人均收入较当地人员普遍高出20%,部分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甚至高出2至3倍。
    
    早在90年代末制订水价改革策略时,亚洲开发银行“城市供水价格”项目报告就表明,在没有外部审批的情况下制定预算,结果是成本几乎不能控制,特别是对工资和其他福利的控制,更显软弱无力。
    
    不过,在企业权利上,供水公司处于矛盾地位,“许多机构在供水企业中存在既得利益,没有一个机构有权或极力去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
    
    这一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明显改观。
    
    原因是多样的。比如由于传统的国管属性和好福利,供水企业的大量富余人员源于各级政府的政策性安排和人情安排。
    
    由于存在大量“背景人员”,供水企业的福利“必须”保持在一个相对好的水平上。同时为了保证便利畅通的安置渠道,地方政府往往也不愿意与供水企业在福利造成的成本问题上“较真”。
    
    此外,还有每年估计达数亿元的政策性减免水费,这虽然为地方招商引资提供了便利,但成本却被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此外,按照《城市供水统计年鉴》的数据,2002年,供水行业利润总额为负1亿元,净利润负1.9亿元;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负3.21亿元和负5.96亿元。
    
    利润总额是在营业收入中扣除成本消耗及营业税后的剩余,净利润则需要再减去其他各种开支和税费。
    
    可见,2007年较2002年,供水行业的非成本消耗和税费增加,接近2亿元。
    
    而在2004年,两项利润数字的亏损曾达到历史峰值:利润总额负9.67亿元,净利润负12.53亿元。
    
    事实上,通过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少量城市供水公司迫于政府城市建设的压力,为其他城市建设项目提供了贷款或担保,部分亦间接进入了水价成本。
    
    无论何种原因,水价都是最后的出口,水龙头和水表,在承担着一切。
    
    据本刊记者了解,为实现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有关方面正在酝酿一项投资达1000亿元的管网维修改造计划,以使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大型维护的管网,达到高质量的可饮用水的输配标准。这些欠账是早该补上的。
    
    如果因为目前供水行业的市场化属性,而进行高比例的市场融资,新一轮水价上涨在所难免。
     水价的组成
    
    城市自来水水价一般由基础水价和代收费两个部分组成。
    
    基础水价一般指供水企业向用户出售自来水的“裸价”,是水厂在计算水价时不含其他费用的最低水价。
    
    在绝大多数城市,主要代收费包括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而南水北调沿线城市还收取南水北调基金作为工程建设资金。
    
    保护公共利益的只能是政府
    
    市场化不是政府完全撂下提供公共服务这个挑子的借口,市场化也不是政府出卖这些公共资源获取利益的一个理由
    
    城市的供水,特别是居民的生活用水,不应当是纯商业化的。因为,供水、供电、供气这是城市的市政,这实际上是当地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它有一定的社会化特征,但是绝对不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和以营利为主导的。
    
    基本用水需求应按成本价或保持微利
    
    作为公共产品,居民用水的定价首先应该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它主要应该考虑的是老百姓的承受力,水价不能够对人们的正常用水需求产生一种不必要的约束和压力。
    
    基本的需求是可以测算的。对这种基本用水需求的定价,应该是完全按成本价或者说保持微利,这才能体现出它的公共性。在此基础上,才能说让价格杠杆发挥作用。
    
    如果你超过这个基本需求量了,就应该实行高额累进的价格,因为这时候价格就对消费产生了约束机制,约束你不浪费。也就是说,定价机制需要区分开基本需求和过度需求。
    
    定价机制还应该区分居民生活用水和营业性的用水。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用营业性用水收入来补贴居民的生活用水。比如说洗浴、洗车,现在像北京这么缺水的城市,这些服务的价格远远没有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
    
    公共产品定价需透明
    
    这不单是水所面临的问题,所有垄断性的公用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在关于几次成品油价格上调的时候都已经提出来了,这就是所有的定价依据都要说清楚。成本是如何构成的,要给社会一本明白账。
    
    其实,水务企业也好,政府定价部门也好,经常都是在自说自话。我们现在需要知道,成本这笔账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清楚以后,咱们才能去评价涨价是否合理、必要。因为,如果成本不透明,其构成中很可能计入很多不该计入的开支。比如,供水过程中大量的跑冒滴漏,是可以通过管理改进而补上漏洞的,就不应该打到供水成本里面去。
    
    还有就是人员的福利,你是不是人浮于事、福利太高了,这一切都要交出一笔明白账。
    
    水的市场化要在公益化前提下进行
    
    有些地方把原来供水企业的股份卖掉一部分以后,将所获得的溢价收入转做别的事情去了。原则上,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政府需要投入的行业。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这样一些企业卖出去,一是想把包袱扔出去,二是还想在这里面捞一笔。但是你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市场化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低效率、官僚化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能简单地说市场化错误。但是在市场化的同时,政府必须意识到,市场化不是政府完全撂下提供公共服务这个挑子的借口,市场化也不是政府出卖这些公共资源获取利益的一个理由。因为,在这里面还必须要有一个市场化和公益化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许多公用事业改革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医改。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市场化永远必须是在公益化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否则就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既然有公益性,政府就必须履行必要的监管职责,不能以市场化的借口,规避自己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公共利益的只能是政府。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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