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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2日 转载)
     二十世纪初叶的日本,已然一个东方强国。源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在不断的向外扩张过程中发酵成日益失控的侵略性。1931年强占东北之后,日本军队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当年清兵入关的历史。而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入侵,发生了戏剧性十足的变化。
    
     在日本军队入侵之前,中国正在逐渐走向由蒋介石一统天下的新型王朝。蒋氏王朝不会比袁世凯更开明,但也不会比袁世凯更专制。而且,蒋介石也跟袁世凯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了无优势可言。因此,蒋介石气量再狭隘,品性再专横,其专制程度也达不到毛泽东的严酷。孙文当年设计的一统天下,倘若真被蒋介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确实有点走向立宪的意味。清末民初的自由空间,依然会有所保留。中央和地方的之间,可能会是大局认同,磨擦不断。而各方认同的大局,首先在于清除共产党。经年不断的围剿,共产党很可能会成为太平天国第二。至于国民党内的冲突,倘若蒋介石聪明的话,应该始终保留汪精卫,作为其首席对立面。因为与其让更厉害的江湖角色崛起,不如让一介书生填空。 (博讯 boxun.com)

    
    但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政局一下子退回到了明末清初,并且还在一个对共产党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底下。清兵变成了日军,李自成转换为毛泽东,而蒋介石被抛到了崇祯的位置上。至于那个叫做吴三桂的武夫,竟然变成了书生型的汪精卫。政局有如赌桌,赌徒的赌技再高,也高不过赌运的有无。倘若撇开任何意识形态来观察所谓抗日的话,那么乃是各方政客的一场豪赌。要弄清这场赌局,必须厘清当时的整个国际政局。
    
    民国时代的这场中日战争,与满清王朝的中日甲午战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国际背景。甲午战争仅仅是彼此强弱的交锋,胜者获利,输者割地赔款。但这次交战,却是在一盘国际大局里的博弈。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战局,也影响到是采用战还是选择和的谋略运用。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珍珠港袭击爆发时,日本人为他们的偷袭成功而欢呼,中国人也暗自庆幸:战火终于烧到美国人头上,小日本得罪了一个最不该得罪的强国。其时,就日本而言,也与入关的满清截然不同。满清的目标就是要入主中原,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却远不止于中国。吃着嘴里,看着锅里。打着中国,看着太平洋,还窥视着苏联。错综复杂的国际利益,使中国的抗日迥异于宋朝时岳飞的抗金,绝非一个简单的“战”字可以摆平。战,是手段;和,也是手段。有时需要强硬,有时需要妥协。当时,英国人跟德国人打交道,首先出场的并不是强硬的邱吉尔,恰恰是善于妥协的张伯伦。张伯伦以英国商人的精明,不动声色地把希特勒推向东方,诸如波兰、捷克等等东欧诸国。从国际格局来说,张伯伦的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私的,只为英国谋利的。但问题是,张伯伦是英国的首相,理所当然是英国利益至上。虽然战争英雄由后来的邱吉尔扮演,但张伯伦之于英国也同样的功不可没。不管英国人后来与希特勒打得如何难解难分,但从没听说他们把张伯伦判成英奸,或者送进监狱,或者派人暗杀。
    中国的面对日本侵略,也同样有一个把战火引向何处的问题。日本对于东北确实一向垂涎,但他们是否想一口吞并整个中国,却是极大的疑问。不啻实际操作困难重重。据说,后来日本战时档案解密时发现,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全盘侵华的计划。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不是日本政府下令,而是关东军擅自作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跟当年满清的最大区别所在:并没有像满清那样入主中国的意图。日本人把东北划入自己的版图是可能的,但并吞不下整个中国。一则,中国太大。二则,有个在文化上最后究竟谁同化谁的问题。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政治家,其政治水平不过愤青而已。这批战争狂人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此刻的中国,倘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者说,有个像罗斯福那么冷静的总统,即便像斯大林那么老谋深算的人主也行,那么,最高明的做法乃是耐心等待,等待对方犯错误。再强的强敌,也有致命的弱点。因此,面临强敌,寻找其致命弱点,是最恰当的应对。事实上,东西方两大强国,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德国的进攻苏联,日本的袭击美国。希特勒重蹈了当年拿破仑在俄国的覆辙,日本的战争狂人则给自己招惹了根本不该招惹的强敌。从整个二战全局来看,罗斯福无疑是最睿智的,斯大林是最精明的,而英国人的先张伯伦、后邱吉尔的应对方式,则是最划算的。
    倘若将日本的入侵放到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中,那么再笨的人都会看出来:抵抗固然必不可少,但和谈也未必不是高招。既然张伯伦可以把希特勒推向东欧,中国为何不能把日本军队请向苏联?百万关东军陈兵苏联边境,难道只是吓唬斯大林么?就当时的国际格局而言,最担心最痛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采用和谈策略的,不应该是被煽动起来的爱国同胞,而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向苏联的进犯。倘若苏联遭受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那么世界历史可能真会重写。至于日本进攻苏联的理由,既有利益上的考量,又有历史上与沙俄的宿怨。斯大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中国虽然版图比日本辽阔,人口比日本众多,但在军事实力上与日本相比,却绝对是一个弱国。军事上的强弱,不是靠英勇奋战可以弥补的。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并不是中国士兵不勇敢,而是军事实力及不上。这样的事实,本当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耐心解释向民众说清楚,要不是有人故意把抗日爱国的情绪,煽动到不可理喻的狂热的话。
    
    还有一个可以说清楚的事实是:当一个军事弱国遭到一个军事强国入侵的时候,战与和,乃是与敌周旋必不可少的矛与盾。尤其在长矛不够锋利的当口,盾牌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有宋面对金兵入侵,岳飞是矛,秦桧是盾。岳飞的抗击固然不可或缺,但没有秦桧的和谈,又哪来南宋的半壁江山?当时国民政府的两大巨头亦即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一个演抵抗的岳飞,一个演和谈的秦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做矛,一个做盾。彼此配合默契,与日本侵略者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攻守皆宜,进退自如。不仅能有效地对付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同盟和协约两方,无论哪一方最后胜出,中国都可以站在胜利的一方。
    
    但这样的假设,是在中国背后没有站着斯大林的前提之下,是在共产党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旨意煽动民众制造了汹涌到恐怖程度的爱国狂潮的前提之下,是在蒋介石能够和汪精卫彼此精诚团结从而配合默契的前提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强敌的入侵,远没有内部的相残那么可怕,那么无法解脱。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再强的强敌都不可怕。但对于一个互相间没完没了地勾心斗角的民族,哪怕草芥之癣,都可能变成不治之症。
    中国在军事上是个弱国的事实,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的事实,在当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中国军队了解无多的汪精卫,是后来视察了前线之后,才明白的。因此,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协议,并非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国民政府承认自己是军事弱国的事实。但民众在共产党的煽动之下,将此夸大到了仿佛整个民族因为这个协议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更有一个愤青军官当众行刺国府两位最高领袖,将汪精卫击倒在血泊中,从而把爱国情绪推向白热化。
    
    大敌当前,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是自然而然的。抵御强敌,同仇敌忾的气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有宋以降,中国人的抵御外敌,常常含有不无诡异的心计和不无卑怯的谋算。由于汉唐阳刚之气的式微,中国人变得十分怯懦。诗人写诗,文人作文,通常是在鼓励他人出征,勉励他人牺牲。强寇入侵,老于世故的国人首先不是思考如何应敌,而是如何鼓励他人上前线。久而久之,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话语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消灭。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国府领袖们在话语上也确实太过贫乏。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的方式,努力说服美国保守主义国民,承担抗击法西斯的国际义务。最后在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事实面前,罗斯福不容置疑地说服了美国人。可叹当时国府的蒋汪诸君,实在不善言辞,在共产党汹涌澎湃的爱国话语攻势面前,不要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摆不出来。
    
    与此相反,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却比日本军队还要长驱直入,竟然振振有词地喊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有跑到他国引兵回师痛雪本国昏君制造的冤案如伍子胥者,也有跑到他国恳求出兵帮助抵御外敌如申包胥者,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本国民众的血肉,为他国筑成抵御之长城的荒唐事。然而,当时却没有人指斥喊出如此荒唐口号者为汉奸,反而将阻止日本军队进一步入侵的和谈,说成卖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民族,都不会在把抗击者奉为英雄的同时,把和谈者当作粪土。倘若没有朱熹之流腐儒所制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道德恐怖主义之于中国人的毒害,秦桧理当与岳飞并肩而坐,比肩而立,根本没有理由被愚民做成跪像,还要油炸。倘若国民真要为岳飞被害抱不平,也该把皇帝赵构拉出来才是。国人是不敢让赵宋皇帝跪在岳飞坟前,才找了秦桧替罪。这就好比文革劫难结束后,国人不敢归罪于毛泽东,只好把气出到江青头上。过去是刑不上大夫,如今变成罪不及君王。国民的卑怯同时又在于,柿子挑软的捏。国人不敢非议要拿中国人的性命去保卫苏联保卫斯大林的共产党,因为人家是胜利者,是大赢家,是最后坐了江山的一伙,有枪有权有专政,于是只好拿和议者出气。国人先是跟着蒋委员长指斥汪精卫如何汉奸,然后又跟着毛泽东一起诬指抗战领袖蒋介石摘桃子。
    
    毋庸置疑,抗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军队的义务,要不,民众养着政府养着军队干什么?但抗战并不只是一味的拼命,和谈也是应战的手段。蒋介石虽然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有小人作为,但面对外敌或者外国政府,倒从来都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先前的面对苏联顾问,还是后来的直面美国将军,蒋介石都不曾买过账,更何况面对日本军队的大举进犯?但蒋介石深知,国军和日军之间的实力,太过悬殊,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把这样的苦衷向民众说清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蒋介石苦于文化根底太差,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口才。而一旦耍流氓起来,又流氓不到斯大林那样的国际级别。最后,只好受制于斯大林,把日本军队硬生生地拖进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实现了斯大林用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来保卫苏联的战略意图。同时,蒋介石又下意识地流露了他不计民生的冷酷,竟然使用所谓的焦土政策,让本来已经惨不忍睹的中国民众,更加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并非是个伟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重江山轻民生的政治赌徒。蒋介石也许以为这种做法很媚爱国之俗,殊不知,军队撤退并不非要民众自毁不可。那么大的国土,日军不要说打仗,即便行军都很费劲。
    
    就军事战略而言,实力不如日军其实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瀛小国真要侵占老大中国,并非一年半载可以得手。这道理不仅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明白,民国军事家蒋百里也曾透彻论说。中国具备如此优势,再加上日本并没有满清那样的入主意图,理当利用各种间隙,寻求机会,以逸待劳。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之间,在战与非战、对中国之战是没完没了打下去还是适可而止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日本当局既有狂热的好战者,也有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理性领袖,和平主义者。日本首相犬养毅还因此被军国主义分子杀害。面对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战与和之间,中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大,足够做出有利国民的漂亮文章。
    
    但蒋介石实在是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那股爱国浪潮给吓怕了。先是亲眼目睹同僚汪精卫倒在血泊中,然后是在西安被结拜兄弟张学良绑架,差点丧命。最后幸亏斯大林从莫斯科给延安下令,才免于一死。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用说免费救命。在来自克林姆林宫和国内民众爱国浪潮的双重威逼之下,蒋介石只好全面抗战。蒋介石的岳飞担当,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的。虽然史家有说,那场在上海爆发的对日之战,系共产党潜伏在国府中的间谍所为;史家又有说,芦沟桥的七七事变,也跟共产党潜伏在国军中的间谍故意挑衅日军有关;但这些史实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确凿指证。在此只能从逻辑上说,最乐于看到把日军拖入广阔的中国战场的,理当是斯大林。而这也是斯大林不许延安杀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斯大林用蒋介石一条性命,换取了中国民众千百万条性命,替他抵挡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本军队。日军从此大举南犯,从而丧失了向北进攻苏联的可能。可见,中国人的全面抗战,在蒋介石却并非赢家,而是输家。赢家乃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在延安的共产党小兄弟。
    
    中国人后来把毛泽东说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确切的。但毛泽东确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毛泽东在共产党里之所以能够众望所归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降,一直匍伏在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权威底下,直到毛泽东执掌,才有了点自己的个性。但仅此一点,毛泽东还不足于服众。不说其他人,刚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在抗战问题上、在要不要服从蒋氏国府问题上,和王明站在一起,与毛泽东分庭抗礼过。但经过领教了毛泽东的文抗策略,经过看懂了毛泽东玩弄三国演义式权谋的高明,经过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遵照毛泽东所谓“独立自主原则”而获得的壮大,不仅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伏首称臣,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也全都五体投地。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后来走向独裁的关键资本。
    
    比起蒋介石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者却开心得手舞足蹈。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关延安认定的真正敌人,只消举一个例子便可了然。
    
    起自东北铁血军的抗日英雄赵侗兄妹,1939年底40年初,率部二百人,在河北陈庄,遭到贺龙一二0师的伏击,全体遇难。起因是,赵侗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和器重。赵氏一家抗日,三十余人为抗日捐躯。赵母赵洪文国,因此与共产党誓不两立,成了后来与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双枪老太婆,一时名动川蜀;最后,被共产党捕获,枪毙。非常有趣的是,49年以后的大陆小说戏剧,反过来把她写成共产党游击队领袖。
    
    更为有趣的是,赵氏兄妹遇害之后,蒋介石一声不吭。不知是他所表彰的抗日英雄不属于嫡系的缘故,还是害怕跟共产党闹出磨擦,抑或当时的嘉奖不过是随手利用一下人家而已。与蒋介石的无动于衷相反,一年以后,皖南事变爆发,共产党不依不饶,闹得举世皆知。周恩来还亲自上街卖报,在报纸上亲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刻,毛泽东正在延安窑洞里窃笑不已;因为一箭双雕,既除去了党内政敌,新四军首领项英,又让重庆的蒋介石极其难堪。
    
    毛泽东诗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倘若人们读不懂那长缨是什么,只消把长缨改成白话文便可。过去是两军交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是两党交恶,有理无理,文宣先行。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五四资源之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可谓神助之器。共产党铺天盖地的话语抗日,或者说文宣抗日,既给蒋介石造成巨大的压力,又树立起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先锋的光辉形象。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宣优势,毛泽东才敢指鹿为马,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于白话文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在毛泽东共产党面前只好灰头土脸。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相信蒋介石翻遍曾国藩的书文,也找不到如何使用话语、如何进行文宣的教诲。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所以蒋介石只好在舆论上一败涂地。这是蒋介石学曾国藩的又一搞笑之处。
    
    当蒋介石的国军与日军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延安窑洞里袖手旁观,把个小日子过得不亦乐乎。跳跳舞,调调情,换换老婆;再搞搞抢救运动,把那些个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折腾得胆战心惊,个性完全泯灭,只剩服从领袖的党性。共产党的文臣武将,开始还弄不懂为什么如此消极抗日。等到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壮大了实力,扩大了地盘,方才恍然大悟,什么叫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不要说在抗战期间,就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像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那样,成为如此硕大的赢家。同盟国的三个大国,美国和英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苏联,更不用说,整个国家几乎都打烂了。即便对照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被人家炸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丧失了多少精锐嫡系。唯独宝塔山下的延安,安然无羔,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共产党的不少领袖们,还籍此机会,将身边的女人们,一个个悄悄地旧貌换新颜。这个红色小朝廷如此的优哉优哉,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奇观。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最后是在延安真正长大的。这,无疑应该归功于毛泽东的文抗之功。
    
    民国的那场抗日,有文抗和武抗之分。蒋氏国民党因为执政在朝的缘故,不得不承担武抗的责任。而在野的毛氏共产党,除了林彪和彭德怀与日本人动过手,较过真,基本上以文抗为主。所谓文抗,说白了就是用话语煽动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那些滚烫滚烫的抗日话语,有如无形的爱国鸦片,又如抗日兴奋剂,持续不断地把民众置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对付不识字的老百姓,有《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对付文人雅士,则有《屈原》之类的历史剧。正如有宋每每面临外侮,便有爱国诗歌泛滥成灾。此刻共产党的话语抗日,更是将鼓励他人御敌的花样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汹涌澎湃的抗日诗歌,连鲁迅都看了害怕,居然写得比战场上还要血淋淋。头颅挂起来了,鲜血喷出来了,诸如此类。最著名的当推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公然号召民众“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作如此号召的诗人,显然是不把自己计算在内的。要不然,想到用自己的身体筑长城,怎么说也得浑身颤抖一下。好在中国许多当兵的人不怎么认字,否则很可能会问一声,诗人自己怎么不来打仗呢?其实,就算诗人本身像辛弃疾一样身先士卒,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的血肉之躯如何如何。但是蛊惑人心的抗日文宣,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叫中国军队中国民众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长城,把日军吸引过来,让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安心。
    
    至于毛氏共产党为什么1949年以后将此曲选作国歌,实在是被搔到了痒处。这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奥秘,不在于真的要不要用血肉筑长城,而在于用谁的血肉去筑长城。个中奥秘,毛泽东早就弄得清清楚楚。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当中,起先有不少不清楚的,后来也跟着明白了。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煽动大众高唱血肉筑长城,一直唱到国民党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拉出去筑长城。毛泽东当年高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之类的调调,其潜台词就在于,请蒋委员长率领军民去用血肉筑长城。秦始皇喜欢筑长城,毛泽东也喜欢筑长城,因为都是用他人的血肉为自己的江山筑长城,何乐而不为?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理所当然地被选作国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大赌局中,赌家的冷静与否,乃是胜出的关键之一。滚烫的爱国话语,制造出疯狂的爱国民众,目的不言而喻,让对手失控,让对手出局。就国际格局而言,斯大林要让中国拖住日本。就国内的党争而言,共产党要让蒋介石消耗掉手中的实力。民众是被愚弄的,爱国高调是被乱唱的。
    
    由于怯懦,由于企望他人牺牲,国人的爱国话语动不动就会流于夸张,经不起推敲。特征在于,其道德诉求完全是非理性的,毫无逻辑可言,也不考虑前后是否连贯,左右是否一致,从而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质和随心所欲。比如,国人一提到吴三桂,义愤填膺,痛斥汉奸。但一转眼,国人又会眉开眼笑地讴歌康熙如何伟大,乾隆如何英明,从来就不想一想,既然满清皇帝远比明朝皇帝治国有方,那么吴三桂把清兵引入关内,又有什么过错了?倘若吴三桂叛明降清是汉奸,那么张口康熙闭口乾隆的,算什么?还有,一说起蒙古兵马灭宋的历史,国人马上抬出文天祥如何爱国,甚至抱着小孩子皇帝投江的陆秀夫,也有个忠臣烈士的名节。可是,国人说起成吉思汗又照样充满民族自豪,仿佛人家当年灭的不是大宋,而是一个乌有之邦。毛泽东还干脆把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以示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既然如此,零丁洋里还叹什么零丁,惶恐滩头又说什么惶恐呢?按照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标准,似乎强奸一次是强奸,而强奸一辈子就成了夫妻。假设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假设没有美国人参战打败日本法西斯,从而让日本人也像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建成了第三个异族皇朝达近百年(如元朝)或者数百年(如清室),那么以后的中国人,是否也该把伊藤博文叫做我们的改革家,把日本天皇叫做咱们的陛下呢?
    
    倘若将这样的爱国话语比作一张无形的大网,殊不知,还真有自投罗网的傻瓜。作为抗日赌局中的最大输家,汪精卫不仅出局,而且身败名裂。蒋介石赌英美胜出,蒋介石赢了。毛泽东随斯大林跟进,毛泽东也赢了。唯独汪精卫看不清山水,轧不出苗头,竟然押宝押在中国会再次亡国的幻觉上。
    
    在当时的爱国话语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乃是亡国论,中国人会沦为亡国奴。这种论调除了煽动他人御敌,无非是吓唬不知就里的老百姓,让他们赶快扛起枪打仗去;或者欺骗傻头傻脑的书呆子,让他们跟着一起把爱国话语炒热做大。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有成为第二个满清的意思。已经相当现代化了的日本人,不是背着弓箭从东北密林中杀出来的叶赫那拉氏,他们要掠夺中国的资源,但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王朝。这不是他们野心不大,而是管理成本太高,不划算。再说王朝式的体制,与日本已经实现的议会政治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试想,日本军方想在战时建立一个类似希特勒那样的独裁体制,尚且难以实现,更何况跑到中国来建立一个满清式的专制王朝?日本侵略者宁可让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哪怕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也行。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让傅仪建立满州国,又在华北华南两地占领区分别建立王克敏、梁鸿志傀儡政府的原因所在。再退一步说,就算日本人按照中国人的担心和想像,如同满清那样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异族王朝,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被灭亡。历史上,无论是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结果都是非但没有亡掉中国,反而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周作人当时从文化的角度论说过,即便中国沦陷了也不会亡的道理。毛泽东则基于对政治格局的洞察指出,亡国论是多余的担心。偏偏汪精卫会相信这样的亡国论,从“低调俱乐部”走向南京伪政府。
    
    就赌局的角度而言,汪精卫赌的是日本人像满清一样灭掉中国,赌的是战争最后由德、意、日协约国获胜,赌的是国联亦即英、法、美永远袖手旁观,赌的是两大强国苏联、尤其是美国永远不会卷入战争。要而言之,赌的是国际国内的政治格局永远停留在国军一败涂地、日本攻占南京攻占南中国直逼重庆而中国又全然孤立无援的困境里。汪精卫的政治智商与其古典诗歌才华,正好是个强烈的反比。汪氏的诗才,民国屈指可数,甚至说他是民国第一诗人,也不为过。但汪精卫的政治头脑之愚蠢,也可谓民国之最。
    
    政局就像赌局,千变万化。明明占了上风,突然转为劣势。刚才尚处绝境,转眼柳暗花明。毛泽东深谙其道,所以会说出“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道理。但汪精卫不懂。孙文也不懂。汪精卫虽然具有孙文没有的牺牲精神,但汪精卫和孙文一样,遇事急躁,缺乏耐心。在挫折面前,孙文通常甩手而去;不是假装去建铁路,就是跑到日本重建革命党。汪精卫也有样学样,一场又一次的党内斗争,动不动就一走了之,很少有沉着冷静的应对。孙文曾经以国土跟日本人做过交易,汪精卫也以江山与日本人谈判。作为一个凡是派,汪精卫的继承孙文是相当彻底的。就国土而言,孙文当年是准备拱手相送,汪精卫此时是异想天开地企图从人家手里要回来。就政治理念而言,孙文乃是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的发明者,因此汪精卫自持无论与日本政府如何和谈,都不算有违先总理遗志。然而,政局是活的,汪精卫的头脑却是死的。其刻板,其认死理,远在孙文之上。包括当初刺杀摄政王,虽然英勇一时,但真要深究起来,也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莽夫作为。
    
    事实上,汪精卫只要跟蒋介石一起再坚持一下,时局就会起变化。日本人一打珍珠港,德国人一攻苏联,局面全然改观。倘若中国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向日本侵略者全面开战,该是多么的有利。虽然很难未卜先知,但耐心和等待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也未必能看出将来的时局如何变化,但蒋介石至少知道等待。汪精卫就算要扮演一个和议者,也得等到对方求上门来。虽然日本军队在南中国长驱直入,但他们并不想长年累月地陷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急着要想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乃至对付苏联。这应该是近卫内阁为什么会放风有意求和的原因所在。但汪精卫却将此误读成了日本政府的求和善意。
    
    由于完全陷在亡国的幻觉里,汪精卫将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议和条件,当作救命稻草,以为籍此可以救国救民。当然,比起当亡国奴,近卫内阁的声明,对中国来说似乎可以一谈。除了承认满州国,没有其它领土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不要求战争赔款,还将在两年内撤军。可是,汪精卫没有将这样的条件倒过来想一想:人家正是冲着亡国的威胁和中国人由此产生的亡国奴恐惧,制订出这样的议和法码。倘若中国人自己的抗日宣传中没有渲染当亡国奴如何可怕,犯得着自己吓唬自己么?倘若中国人抱着反正元朝有过、清朝也经历过、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的坦然,日本政府开出这样的条件岂不是自欺欺人?说汪精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对汪精卫的夸奖。因为汪精卫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聪明过。
    
    汪精卫作为政治领袖的另一个致命伤乃是,一不小心,就会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汪精卫与民国时代任何一个政客的区别在于,会有唯美冲动。当初博浪一击是唯美冲动,此刻的舍身饲虎也是唯美冲动,还不无好笑地怀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悲壮。法国沦陷,贝当元帅出马建立维希政府,是迫不得已。而汪精卫的组建南京政府,却是心甘情愿的飞蛾扑火。其时,日本的内阁已由军方掌控,致使对方的条件苛刻到了不仅撤军免谈,而且还把中国分成五个地区,听凭日本侵略者作不同程度的占领。汪精卫竟然流着眼泪答应。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衡量,汪氏无疑是愚蠢的。从人格审美的角度来讲,很难否认汪氏确有悲悯情怀。综合这两个角度来看,汪氏从悬崖上如此纵身一跃,有走火入魔之嫌。汪氏这种失常,早在出走重庆之前那番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已经显露无疑。汪精卫竟然要求蒋介石和他一起联袂辞职,以此承担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的责任。这种疯话让《红楼梦》里的贾宝说出来,尚可理解。但一个在政坛上蹉跎了二十多年的执政党领袖糊涂到这种地步,实属罕见。当年胡适跟陈独秀争论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争到后来,胡适忍不住叫道:仲甫呀,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倘若此刻蒋介石有胡适这样的学者头脑,没准也会叫嚷:兆铭呀,哪来的亡国,哪来的亡国之责?!
    
    被亡国之忧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汪精卫,有类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自重庆出走之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完全被他的唯美冲动所左右。史家有说,汪精卫出走,系被近卫内阁所欺骗。此说属实,但却无力。因为谈判的价码跟战争的进程一样,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战争瞬息万变,谈判价码同样朝三暮四。准确地讲,沉浸在亡国忧虑中的汪精卫,是被他的亡国幻觉所欺骗。当初为了证明革命党人并非懦夫,汪精卫赴汤蹈火。此刻为了担当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亡国危难,汪精卫舍身饲虎。
    
    假如汪精卫以为此举能够像当初的刺王一般,获得民众的掌声如雷,那么他完全搞错了。滚烫滚烫的爱国话语烧了如许年,就像一颗即将出膛的子弹,正愁找不到猎物发射;终于,汪精卫出现了。其情形很像后来的阶级斗争年代,年年讲,月月讲,假如讲不出阶级敌人,那让憋足了劲的革命群众怎么办?那么汹涌的仇恨,朝谁身上倾泻?同样道理,没有一个大汉奸,爱国话语炒得那么火爆,岂不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汪精卫的艳电在媒体上一公布,中国民众马上沸腾起来。激动啊,张了那么久的爱国渔网,终于等到了一条大鱼!如此激奋,只有抗战胜利的情形可相比拟。此后,汪精卫再如何努力,哪怕把自己的心当众掏出,扔到大家面前,也无济于事了。
    
    汪精卫少时读书,可能只对诗词有感觉,没有好好琢磨过中国历史。虽说六经皆史,但汪氏读经,恐怕只读其文采,不解其深意。在战场上搏命的武将,打败了最好自杀,活着都是罪孽,更不用说投降。文官谈判,哪怕谈得了国土谈得了江山,也照样犯了卖国罪。李鸿章挨了一枪换回一个亿,国人眼睛里看见的却是,还有两个亿,没了。国民从来不在乎舍身饲虎之类,也不在乎为他们担当什么的人物。他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成为岳飞,替他们打败入侵者。或者你有没有成为秦始皇,李世民,哪怕成为刘邦,朱元璋,也行。只要你赢得了江山,你说什么都是真理。你说谁汉奸谁就是汉奸,你说谁烈士谁就是烈士。你没赢得江山,你建什么政府?你没有江山,你凭什么为人民谋幸福?
    道理是简单的,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汪精卫不明白。据说,当时日本的和平主义者,是看懂汪精卫在做什么的,甚至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这跟中国人民有什么关系?中国人民最看不惯的,就是屈膝投降。中国人民喜欢服从,比如服从党的领导,服从思想改造。倘若汪精卫能够服从国民的爱国话语爱国热情,像苏武一样,到日本去放羊,中国人民一定会喜欢。但汪精卫非但没有放羊,还要到南京建政府,这非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中国人民情愿让日本人统治,也不愿让汉奸管理。汪精卫的舍身饲虎,确实有点自作多情,至少是一厢情愿的忍辱负重。
    
    面对侵略者的中国百姓是可怜的,无论是被清兵屠杀,还是被日军践踏。诸如数百男女被几个兵卒吓得魂飞魄散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扑向汉奸的中国民众却是无比生猛的,从来没有迟疑过,从来没有手软过。中国人只怕外国人,从来不怕中国人。他们从来就崇拜看重江山的枭雄,看不起热爱百姓生命的领袖。把家园变成焦土,他们觉得这是种气魄。忍辱负重地带给黎民百姓平安,他们觉得很无耻,让他们很愤怒。他们愤怒起来,总会寻找他人出气,从来不会自惭形秽。爱国爱到自杀的程度,好像也只有过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陈天华。一般说来,国人爱国爱得再死去活来,内心深处从来不糊涂,知道把牺牲机会让给别人。
    
    国民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已是几千年的传统了。让人看不懂的是蒋介石派人行刺,实在莫名其妙。汪精卫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蒋介石:君行其易,我任其难,还有什么不能释然的呢?汪氏已经把美誉让给了蒋氏,把骂名留给了自己,从心理学上说,颇有自虐嫌疑,蒋介石还有什么不依不饶的呢?说实在的,在和谈等于卖国、求和就是汉奸的道德传统底下,有人去顶这个骂名,真是求之不得,有什么可以气不过的?当年蒋介石杀陶成章是取悦孙文,后来杀共产党是跟英美暗通了款曲,此刻刺杀汪精卫又是做给谁看呢?英国人美国人是肯定不要看的。共产党也不会要看。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最恨的是谁。唯一想看的,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汪精卫与日本人议和,表面上触怒的是爱国民众,实际上真正刺激的却是人家苏联人。
    
    倘若说,那年的行刺,是有人想看;那么汪精卫死后的棺柩,蒋介石非要炸掉不可,就更让人弄不懂了。就算是媚民众的爱国之俗,也没必要媚到这种地步。人家已经身败名裂了,还用得着炸棺鞭尸么?蒋介石把个汉奸审判台搭得太高,太夸张,结果一转眼就被毛泽东说成摘桃子。这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的政治舞台,除非游戏规则有所改变,否则,无非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氓比赛。起先总是流氓战胜书生,接着大流氓战胜小流氓,然后又被更大的流氓打败,最后总是最大的流氓胜出,把江山打包回家,将天下改换姓氏。几千年的政治,就是这么过来的。汪精卫蹉跎一生,始终没有弄懂个中三昧。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只能倒下他人猎枪下。被日本人捕获,被蒋介石捕获,被爱国民众捕获,被斯大林捕获。共产党就算感激当年汪精卫的恩重如山,也不敢分辨。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是爱国话语和道德恐怖的制造者。
    
    平心而论,蒋介石做伟人的机会,比曾国藩不知要丰厚多少倍。倘若蒋介石有一半曾国藩的修为,那就可能成为远比曾国藩伟大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对毛泽东是机会,对蒋介石更是机会。当汪精卫被淹没在爱国民众的唾沫里时,蒋介石乐得显示大度。哪怕不屑一顾,也比派人刺杀要有风度。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中,对蒋介石却鲜有伤害惟有成全。从最初的提携,到最后的择难奉易,可谓无微不至。相反,花花公子张学良却事事背叛蒋介石,从东北的不抵抗,到派去剿共却反过来与共携手、甚至还想暗中加入共产党,最后来个西安事变,差点要了蒋介石的性命。可以说,蒋介石的江山,有一半是张学良断送的。倘若蒋介石秉公办事,张学良被枪毙都死有余辜。可是蒋介石非但不杀,反而优待有加。只是碍于这个花花公子实在不懂事,动辄惹事生非,只好像宠物一般养护起来。不知这是不是慑于斯大林的脸色。
    
    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蒋介石应该最清楚。且不说其他,仅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为例,就可以想见,其实并没有抗日小说里描写的什么汉奸。汪氏要员们有的与重庆暗通款曲,有的与延安过从甚密。上海的那场特工战,与其说是抗日志士与汉奸特务之间的搏杀,不如说是忠于蒋介石的戴笠和依然在悄悄替共产党效劳的李士群之间的恶斗。再说,中日双方的政局,同样错综复杂,各自全都既有主战派,又有主和派。和谈,是利用对方内部矛盾的策略,也是寻求有利机会的手段。战,是保家卫国;和,是不让生灵涂炭。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江山的得失,而是民众的生命财产。历史上,古代战败的君王情愿挺身而出,被对方处死,也要恳求对方让他的臣民安然无羔。蒋介石并非不懂此理。
    
    蒋氏不仅一开始主和,即便在战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的情境之下,也时时萌生议和之意。但是,比起糊涂的汪精卫,精明的蒋介石不仅多了点心眼,还多了不少顾忌:顾忌民众的抗日情绪,顾忌斯大林的脸色,顾忌党内同仁或者哪个军阀乘机落井下石,顾忌共产党找到倒蒋的借口,如此等等。也是这样的顾忌,蒋介石不得不跟人家比赛唱爱国高调,哪怕真的把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全部变成焦土,把四万万同胞的血肉之躯全部筑为血肉长城,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倒是跟毛泽东很相通,眼里只有江山,没有草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当然,毛泽东要比蒋介石气魄多了,坐了江山后竟然声称美国人的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六亿人口,准备牺牲一半,以战胜那只纸老虎。这样的伟大领袖,不知多少年才能出一个,让亿万国民爱戴得热泪盈眶。
    
    八年抗战,应该是蒋介石团结同仁、收揽人心、网罗人材的大好时机。倘若蒋介石有容人肚量,那么其时就能打造出一个远比曾国藩气派的幕府。汪精卫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同伴,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伙伴。同伴可以有无数个,但伙伴却可遇而不可求。君子和而不同,不是意指同伴的不可或缺,而是意指伙伴的千载难逢。同伴是意见相同的追随者,伙伴是意见不同的互相依存者。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伙伴关系。彼此意见经常相左,但毛泽东不能没有周恩来。周恩来一去,毛泽东也到头了。甚至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有某种伙伴关系。这可能也是毛泽东不愿打下台湾的原因所在。同样道理,汪精卫再愚蠢,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那么恶狠狠地把汪精卫置于死地,死了还让人家不得安宁,其实是在给自己掘坟墓。试想,倘若蒋介石在成功地扮演了抗战领袖的同时,再拉一把汪精卫作为舍身饲虎的英雄,彼此一文一武,如同当年宁汉合流一般,在南京胜利会师,携手重建民国,毛泽东的机会是不是减少了许多?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汪精卫是一道无可替代的中间色。毛泽东可以用周恩来四处周旋,蒋介石为何不能让汪精卫做他的萧和,或者鲁肃?倘若事情反过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配合默契,而毛泽东却利用整风运动搞掉了周恩来,那么双方的政治博弈,可能会另有一番结果。虽然鹿死谁手的原因众多,但关键人物的搭配和协调,人气的旺盛与和睦,至关重要。
    
    就算汪精卫已然无可救药,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依然有机会成为伟人;或者说,依然有个学习曾国藩的天赐良机。当时,国际上的英美同盟大获全胜。有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训,欧美强国特意提高中国地位,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二战使中国跃升为世界五巨之一,亚洲唯一常务理事大国。同时,国内的政局也一扫先前的混乱,只剩下国共两个大党。此时此刻,历史主动权完全掌握于蒋介石之手。试想,这可是当年的宋教仁做梦也想不到的绝好时机:完成从专制独裁政体到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转型。
    此时此刻,长年战乱过后,人心思定;和平民主,可谓人心所向。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坐大,但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到足以有把握打败国民党的自信。蒋介石由于领导了抗战,威望如日中天。倘若蒋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两党请到谈判桌上,实施民主政治,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响应。不仅响应,而且在党的高层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推举毛泽东做领袖无疑是人材难得。但要是共产党走向议会政治,那么具有民主政治人格品性的领袖,诸如周恩来、刘少奇之辈,就可能越来越显出他们的优势。更为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倘若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英美巨头定当鼎力相助。至于苏联那一方,就算斯大林对此忧心仲仲,也不能公开阻拦。再说,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心目当中,远比毛泽东有份量。其情形一如民初时日本当局看重袁世凯而不以孙中山为然。
    
    遥想当年,曾国藩或许很想有这样的机遇,却终其一生都没能获得。可叹此刻,蒋介石得到了这个足以成为比曾国藩还要曾国藩的大好时机,却很不经意地丧失殆尽。历史有时不过在于一念之差。然而,蒋介石可能连想都不曾想过,自己到手一个着手民主政治的天赐良机。青红帮的根底,比之于花花公子张学良是绰绰有余,可是想要成为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政治家,却实在是无从说起。由此可见,心胸不是想要开阔就能开阔的,曾国藩也不是想要学就能学成的。就蒋介石的那点小鸡肚肠而言,只能在一个小岛上称王称霸。即便到了小岛上,蒋氏也没想过要搞民主政治,而是弄了个蒋家的世袭小朝廷。要不是后来的蒋经国识时务,中国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民主政治是什么滋味。
    
    当然,以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专制人格,即便真的开启了议会政治制度,也还可能翻脸破裂。但要点在于,只要把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有什么反复,也不会倒退到专制体制。就像清室逊位之后,无论谁想要退回帝制,都不会得逞。同样道理,两党制的议会制度一旦确立,不管是英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谁也推翻不了。即便国共开战,战争结果,无论谁得胜,都得遵守两党制的政治体制。就像日本的议会政治,无论疯狂的军方如何想要希特勒式的独裁制度,也退不回去。政治游戏的规则,确立之后就很难被人否定。再以90年代的指定接班人为例。就因为邓小平开了个头,以后竟然会被后继者再度效仿,仿佛可以一代一代永远指定下去一般。一个权宜之计尚且如此,更何况蒋介石当年假如真的能够确立两党议会制度。遗憾的是,蒋介石根本就跨不出这一步。
    
    蒋介石那种宁波小商人式的狭隘,可能是其为政的致命伤。蒋介石不仅不能忍受唯美政治对手汪精卫,就连对他情深义重的杜月笙,都容纳不了。杜月笙为蒋介石几度两肋插刀。四一二事变违心暗算朋友,抗战期间毅然沉船破财,配合蒋介石的炸沉日舰计划;然后毁家纾难,与蒋氏并肩抗日;之后又安排高、陶出逃,转道香港,飞抵重庆,替蒋介石削弱汪精卫人马。日本投降之后,人们纷纷传说抗日英雄杜月笙众望所归,将出任上海市长。蒋介石却慑于杜月笙威望过高,人气过旺,硬是把人家晾到一边,郁郁而终。如此薄情寡义之人,岂有不败之理?那么想学曾国藩的人,怎么就不知道曾国藩为何拥有一个人材济济的幕府之道理呢?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转折关头,由于蒋介石不懂何为民主政治,不知道当年遇害的宋教仁究竟做过什么样的努力,结果国共双方重新回到一九二七年破裂的起点上。一场中原逐鹿,生灵再遭涂炭。当年蒋介石经由北伐而称委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此刻毛泽东的军队,先在东北得手,然后逐渐壮大。仅三、四年功夫,毛泽东便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而成帝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完全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找到。秦末的刘邦项羽,元末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早知如此,何苦非要炸毁汪精卫的棺柩不可?如此难题,留给共产党做,岂不更好?
    
    49年以后,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受命前往提蓝桥监狱探望当年的密友陈璧君,告知说,上面有意释放出狱,条件是承认汪精卫有罪。陈璧君的回答是一口拒绝,宁可把牢底坐穿。1959年,陈璧君在狱中溘然长逝。这位民国的传奇人物,消失得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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