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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说厉以宁/奚兆永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9日 转载)
    
    厉以宁是以主张实行股份制而著称于世的,号称“厉股份”,为什么将其放在最后而“另说”他呢?原来厉以宁和上面几位都不一样,前面几位都想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来吓唬人,往往采用歪曲、篡改马恩论述的办法来推向股份制,而厉以宁则不同,他从不引用马恩的论述来推行股份制,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所以我们也就对他进行“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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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厉以宁和前面说到的几位比较,应该说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大方向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是,前面说到的几位对马克思还多少存有一些敬畏之情,对于老祖宗的话还不公开违反,只能搞一些雕虫小技的手段去进行歪曲,而厉以宁则不同,他没有这种敬畏的态度,思想要解放得多,他干脆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边而不去理会,完全按照西方的一套办事。两相比较,很难说哪个好那个不好。不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写进了宪法的,作为一个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并且是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家,要想不理会马克思恐怕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呢。所谓“不理会”,实际上是硬着头皮反对马克思的论述。如前所述,马克思对于股份公司的论述都是说的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在马克思的论述里,根本不存在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存在股份公司的内容,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鼓吹股份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挑战。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和反对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厉以宁的批评和反对究竟有没有道理?
    
    厉以宁认为,“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财产组织形式,它本身并不反映有什么属性,股份在的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应该说,股份制是资本的一种经营形式,在没有资本的地方是谈不上股份公司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是不仅在原始社会没有股份公司,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没有股份公司,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也没有股份公司。英国著名经济史专家约翰·克拉潘认为,1553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司”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但是,那时的股份公司必须经过国王或国会的特许,这种经过特许、享有垄断权的公司也只局限于商业,根本无法在各行各业普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单个资本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对资本的经营形式要有所突破。但是股份公司要求和自然人一样对其债务负无限责任却限制了它的发展。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是1855年6月29日英国下院二读通过的包法利法案。在此之前,股份公司的每个成员“不仅对他的股票总值负责,而且也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全部负债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3页)包法利法案通过后,股份公司的成员只要以其股票总值对公司债务负责就行了。这当然就大大降低了股份公司的风险,于是股份公司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不过,这里存在着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问题。股份公司以其资本在赚钱方面并没有限制,而在负担其债务责任方面却是有限制的。这是股份公司后来发展为投机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对此也曾有所评论。总之,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产物”,是“联合的资本家”,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厉以宁当然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仅仅说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又拿不出任何论据出来就想推翻他们的观点,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在厉以宁的文章里,给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股份制列出了九条好处:⒈“政企真正分开”;⒉“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自负盈亏”;⒊“导致企业行为长期化”;⒋“有利于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优化组合”;⒌“国有资产得以维护”;⒍“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益”;⒎“有助于把消费基金直接转变为生产基金”;⒏“有利于企业参加高层次的国际市场竞争”;⒐“可以调到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对于厉以宁所说的这些好处,其中有一部分我已在发表《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上的那篇文章里作过评析,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费笔墨,只想根据这些年来的实践再谈一些看法。这些年通过所谓“改制”建立的股份制企业,使原有的国有企业数量大减,元气大伤,某些国企领导人和中层干部在改制过程中获得了大量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而一般职工虽然也获得了一部分,但数量微乎其微,只有象征的意义。实际上,通过改制,培植了一部分新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工厂里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有了那一点股票而有所提高,他们的地位实际上是下降了。厉以宁所谓的“国有财产得以维护”、“提高企业效益”、“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等等,全都成了空话。
    
    其实,国有企业是比股份制企业社会化程度更高的企业,把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这并不是向前的发展,而是向后的倒退。恩格斯在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公司财产转化为国有财产时曾说,“猛烈增长着的社会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量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隔膜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在不在呀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当然,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还不是公有制企业,因为在不在呀的国家不过是“总资本”,但是,用“总资本家”的国有企业代替“联合的资本家”的股份公司毕竟还是一个进步。而厉以宁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马克思曾说股份公司是转化为联合生产者财产的过渡点,现在,已经成为联合生产者财产的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岂不是成了退回到私有制的一个过渡点?事实也证明,采取股份制这样的形式,要退回到私有制去确实也是很容易的。
    
    后来,厉以宁又大力鼓吹股份制是一种“新公有制”。但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财产是不是量化到个人?如果能够量化到个人,那肯定不能叫做公有制。股份制显然是一种财产量化到个人的经济,它怎么能够叫做新公有制呢?显然,让股份制穿上“新公有制”的服装,是为了在所谓股份制的掩盖下进行私有化的改革。这种做法可以骗人于一时,却不能骗人于永远。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容糟蹋,人民也不容欺骗,在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精英们鼓吹股份制是要搞私有化的本质,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已越来越失去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而陷于孤立,就是很好的证明。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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