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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理念VS威权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3日 转载)
      《庄子》的《人间世》一章,一上来就讲了一段假托的颜回要去卫国的故事: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博讯 boxun.com)

      庄子假托孔子劝阻颜回的故事,说是颜回听说卫国国君,少年气盛,轻举妄动,不懂爱惜尊重生命,百姓受苦,他要以治病救人的宏愿去帮助卫君走上正路。
      可是孔子不以为然,他说你这一去,凶多吉少。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怕就怕太杂。杂了就多,多了就乱,乱了就焦虑,焦虑了就无可救药了……
      怕杂惧多,原来早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理论,这当然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争论。我们历来喜欢质朴,喜欢愚忠,喜欢敏于行而讷于言,喜欢众人一条心,黄土能变金,喜欢天下定于一;而怕的是众说纷纭,喋喋不休,高调鼓噪,乱人心目,分裂恶斗,国无宁日。然而,杂多又是世界的一个特点,孔子毕竟懂得和而不同的必然性、君子性,其实还有优越性。仅仅反对杂多是难于做到的,问题在于有没有整合与平衡的能力,能不能搞得成和谐社会,和谐不了也没有关系,至少要遇事有法可依,搞个法治社会。就是说庄子已经给国人提出了下列任务,要承认杂多,但不要搞乱。
      这段故事表面上是讲不要轻易出手出头的道理,内里边却颇有些酸甜苦辣。它表现了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的尴尬、无奈、自嘲、自解、躲避与超脱。
      ……古之至人,先存诸已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孔子接着论述,要想立人,先得自己站得住脚。至人,做人到位的人,必须本身立于不败之地。孔子这里讲的是常识,是经验之谈,但与近现代西方世界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西方世界的说法叫做“各人管各人,上帝管大家”。只管自身不管社会国家群体,当然不对,至少是缺少集体主义、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不管自身却只盯着旁人,所谓“专门利人”,也不可思议,至少是太稀罕。正常情况下,一个公民管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言行规范、道德自律、精神正常,恪尽职守、敬业乐群,完粮纳税……乃是对社会对亲属对朋友也是对国家的很大贡献。一个国家地区的居民大多数能做到衣食丰裕,这个国家和地区就已经相当幸福先进富强文明。至少一个这样的居民在群体中起的是正面的稳定的健康的作用,不是负面的病态的扰乱的作用。孔子为什么劝阻颜回的去卫,就是因为他认为颜回到了卫国,连自身都保不住,自身都保不住了,你还能保卫国的江山和百姓吗?那不成了瞎掰添乱了吗?
      底下关于德与名的说法,与其说是孔子讲的,不如说是庄子跳出来讲的。德怕出名,德与名一联系就会走样。因为名紧连着利,一够上名利啦,德行就可能变成包装作伪,曲线谋私,德行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知(智)怕相争,知一相争,就走向反面,变成伤害对手的利器损招阴谋诡计,变成浅薄的妇姑鹁谿,变成恶性的争斗混乱之源。好东西却要炒作扬名,好品质却要恶斗对决,那还能叫好吗?只能叫恶,叫凶,我们应该逃而避之,拒而绝之。
      孔子这里有点对颜回诛心,你到卫国去干啥?是不是要显摆你的道德智慧,挫败你的对立面?一有此心,已入魔障恶境,你已经玄(悬)了,危险啊,徒儿!
      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日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
      孔子接着劝颜回,就算你忠厚信用,未必能与卫国君王权贵们声气相通,你虽然不争名夺利,却未必与卫王情投意合;你跑到那儿去宣讲仁义道德,显示一番,只能招人讨厌,被认为是妖言惑众,扰乱人心,你成了不祥的带来灾害之人,成了祸害。人家觉得你对他们有害,就必然会反过来加害于你。这不是自找苦吃,自我制造灾难吗?
      “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硬要将你的仁义规矩的一套讲述给暴烈的卫王,只能自取其败,自取其辱而已。这一盆冷水,泼下来,够中国历代人文知识分子们喝一壶的了。
      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孔子继续发挥说,如果卫君分得清正误好赖,就用不着别人去说服教育。何用你去死乞白赖地加一套与他原有的不一样的另类说辞?而如果你没有什么说辞,他就会反过来显示他的巧言,压你一头,加上他的面容目光气色巧计用心言辞说法,那么你去是在说服他呢?还是在接受他的说服外加压服,反过来只能为他加油添醋,加码添威呢?那不成了往洪水上加水,往烈火上加火了吗?那你不就成了帮凶了吗?你顺着他吧,没完没了,你说实话吧,自找倒霉,死路一条!
      这是经验之谈。笔者完全不明白只作过漆园小吏的庄周从哪里来的这种尴尬经验。自以为是“独立知识分子”并掌握了治国安邦之道的例如颜回,跑到虽然未必能讲多少孔孟之道,却照样能言善辩、威重如山、可杀可生、喜怒无常的卫君那边厢去,谁能说服谁呢?谁能引导谁呢?谁怕谁呢?谁听谁的呢?在政治生活中,是权力屈从道德的时候多还是道德屈从权力的时候多呢?理念Vs威权,谁能胜利,谁将败亡?例如数千年后即今天的伊拉克,萨达姆留下了他的铁腕统治的印记,乔治·布什也留下了美国力量的印记,这里究竟有什么道理可以讨论呢?这里难道是理念之争的结果吗?是学派还是教义之争?还是巡航导弹与共和国卫队之战?去一个今日颜回式的“老九”,萨达姆时期能不受萨达姆的影响吗?布什时期能不受布什的引导吗?跑到那里去讨论诸如民主、社会主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教义、仁政、暴政、价值观……能有多大作用,又有多大危险?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卫君并不是草包,他能“乘人而斗其捷”,他也能因势利导,他也能显示聪明,他很可能把你姓颜的制服,让你服服帖帖,让你“而目将荧之(只剩下眨摩眼的份儿了),而色将平之(一脸的顺从听话),口将营之(注意多说好听的话),容将形之(表情也日益符合威权的心意),心且成之(也就与卫君一条心了)”,把你打造培育成一副从里到外患顺讨好的坯子。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得多么生动,又多么真切!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也,故其君园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虚拟的孔子把公认的忠臣关龙逢、比干定性为“好名者也”,这很惊人。他说的“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即注意修身形象,注意争民心选票的亲民效应,动辄以顶撞老板来树自己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其君”抓住好名者的爱惜羽毛的弱点而排挤之,驱赶他们去靠边站,大实话罢了。
      贾宝玉的逻辑与庄周相同,他说的是:
      ……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那文官……念两句书汗在心里……浊气一涌……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封建道德中确实包含着“好名者也”的因素,例如为了提倡杀身成仁,我们当然要讲流芳百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荣耀。这也完全可能包含着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两句书汗在心里,浊气一薄、沽名而不知大义的因素。然而公平地说,忠臣烈士仍然是确实存在的,否则都变成了明哲保身,更不要说可能变成的是奴颜婢膝、助纣为虐,亦即庄子此节所说“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的坏蛋,历史与现实岂不更加黑暗了吗?把一个个为了某种理念而不惜粉身碎骨的人以好名之名诛其心,这是不公正的啊。这只能为汉奸叛徒们寻找理论根据的呀。
      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一个虚名,一个实利,其诱惑连唐尧虞舜这样的圣贤都无法拒绝,连唐尧虞舜这样的明君都不能免俗,你颜回的仁义道德、价值理念、原则规范,又能起多大作用!
      庄子太厉害了,他的一双x光毒眼,看穿了以儒家为代表的精神范式的终无大用。到了几千年后,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也许人们更加认同这样的结论: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那么多好东西:理念呀、道德呀管不住人类?第二,当人们依仗威权,追求虚名实利还要振振有词地打扮自身把好话说尽,满嘴的光辉灿烂的时候,人类应该怎么办?仁义礼智信也罢,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也罢,如果完全与人的难免逐利的本能不搭界,其生命力会变得可疑。而同时,道德的魅力、精神的魅力却又恰恰表现为它们的非名利性,非利己性,乃至反名利性、无私性、自我牺牲性。非名利、反名利的道德精神或人文精神,一旦被宣扬表彰尊崇和普及,那么非名利反名利的人文精神反而成了取得名与利的终南捷径。这是理论上更是实践上的一大悖论。早在孟子书中,就已经进行了义利之辨了,辨不清楚的,它充满悖论。道德家而被视为假道学、伪君子、巧伪人、假面具的,与装腔作势、虚情假意、酸溜溜作秀,而被捧为人文楷模的,恐怕是半斤八两一般多!这也是老子所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世人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总括起来,义必须承认利,又必须能够对于利有所控制和规范,否则关于义,关于人文精神,关于道德理念的说教,就会变成自欺欺人的空谈和废话!
      当然,利与义一样,都不是万能的。金钱绝非万能,大道理也不万能,宣扬儒家理念的颜回之流,其作用应该估计个恰如其分。至少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威权们并不怎么拿理念当一回事儿,而是在理念有助于强化威权的时候,才大声强调理念。于是闹得书读多了食而不化的浊气汗住者,即除了子曰诗云并不怎么懂人间世事的书生们,也自吹自擂、忘乎所以起来。
      而对于恶性的名利追求,更重要也更有效的治理举措与其说是理念重复不如说是现实的法律约束与制裁。庄子所写的虚构的孔子与颜回的这段对话有趣,但太单一,单一的讨论,不但反映了书中的所谓颜回的天真,甚至也反映了孔子与庄子的天真。假托的卫国的命运,其实不可能完全决定于卫君的思想修养还有卫君与其臣民或者与外来说客的言说与道德互动,一个侯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如何,哪里会仅仅是领导人的道义水准问题与理念研讨问题呢。
      其实《庄子》一书,客观上已经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威权的使用、制约尤其是人文理念如何对之施加影响的问题,当然,他解决不了,他的药方是从威权面前严重撤退十万八千里。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日目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讵可乎!”
      这一段略嫌拖沓。端正而又谦虚,勤勉而又专一,当然是好事,以此改变卫君或卫国,则远不够用。大德渐德,巨变渐变,都不容易,则是大实话。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仲尼日:“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继续拖沓,但是对于外同内直,即如今所说的外圆内方的讨论至今仍有意义。颜回与卫君,都是上天之子,都是自然人,谁也不比谁怎么样,用不着怕卫君,论个人条件,也许颜回比卫君强不少。但另一方面,卫君是君,有君权,颜某必须尽“人臣之礼”,如何跪拜,如何行礼,连姿势与手足形态都大意不得。呜呼,伟大的圣人第一高足,贤哉回也,你面对权势仍然是一片尴尬。“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元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闹了半天颜先生也只能随大流,他吐露了实言,别人这么办,我怎么敢不这么办呢?见了君王,只能握笏行礼,只能谦卑顺从,至少必须作顺从状,这样随大流我还能有危难吗?
      然后给卫君讲讲古,实际上却影射当今的某些弊病,看来借古讽今,庄已有之。庄子——孔子认为他有这些伎俩没有什么用处,但也相信他不致因此获罪。说明那时的政治环境仍然不算是特别恶劣。
      综上假托的孔、颜对谈,作为靶子的颜氏讲得很多,一套套的,说不定有点理想主义、基本教义、跃跃欲试。而充当反方(在书中却是正方)的孔子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不行啊,没用啊,干不成啊,做不到啊……这算什么呢?
      孔子强调的只有一点,卫君是强梁的,能言的,反过来要征服你的,原因在于他有气势,有权力,有爱憎,有主见,有人拥戴呼应。如果颜回也算个什么人文知识分子的话,以人文知识理念与权力气势对话,理念Vs威权,你颜某人不是个儿!
      这不算道理,不算学问,没有创意,甚至不算认知,然而具有某种大实话的粗鄙兼真实的品格。绝少有人公然喜爱粗鄙,但有时粗鄙比高雅真实。你可以呼痛哉,喊失落,却无法不正视它,而且最好你能先正视自身的粗鄙的那一面,你的一面眨摩眼一面谄笑的那一面。这同样是经验之谈。当然,今天的自命“思想者”的人会声称轻视孔、颜的形而下与实用主义,但是面对威权,你能确信今天的轻视孔、颜的人们表现得比孔、颜、尤其是比老、庄更好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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