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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运动中的少数民族问题/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7日 转载)
    
    在我构思本组论文时,本篇题目就在组织之中,只是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促使我提前写作它。“7•5”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评论比较克制,但是,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它关系的是数百条中国平民的生命,所以议论特别激烈,网民更是不甘落后,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其中许多言论在客观上可能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有鉴于此,我感觉到需要阐明一些基本的立场和观点。
     (博讯 boxun.com)

    (1)由约拿被大鱼吐出的故事到伊拉克的第19省:
    
    我在韩国生活时,结识了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崔晃奎牧师,他信仰很高,知识渊博,同时对政治问题有非常独到之见解。所以,我们在闲聊时往往脱离不了政治话题。近年,他对于中国高层宣扬的“大国崛起”的言论很有警惕,多次和我谈论有关问题。在谈话中,我发现牧师对在独裁体制下的中国崛起持怀疑态度。以韩国的经验,他认为独裁只能够使中国弱,不会使中国强,但是,他却看到了我们中国普通人也很难发现的问题,那就是未来“民主的中国”可以在世界上崛起。当然,他作为韩国人对崛起后的中国也存有戒心。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次和牧师的长谈中,借用约拿的比喻阐明了一个观点,即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不存在一个国家吞掉另一个国家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即使崛起了,富强了,也不会如上一个世纪初的的日本那样吞掉韩国。
    
    《旧约•约拿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约拿在违反了上帝教他去尼尼微城“宣告”上帝话语的诫命时,被“大鱼”吞在肚子里,在鱼腹中主了“三日三夜”,最后被吐了出来。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占领了科威特全境,把科威特变成了它第19个省……,但是,伊拉克平安了吗?1991年1月29日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战败,它把已经吞并了的科威特像约拿从大鱼“肚子”里一样地“吐”了出来,科威特恢复了自由。此后的阿富汗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都是战胜国在结束战争不久后,主动的撤离,把战败国作为殖民地的旧历史的一页——就这样地被翻过了。
    
    于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近4-500年的时间里,危机民族国家的最大的危机——一个国家“吃掉”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就好像已经过去,所以,民族国家生存危机的一个由来重大的隐患似乎消解了。就这样的思路,我对牧师言道,今后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亚洲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存在韩国并吞中国,或者中国并吞韩国的问题(像二战时期日本吞并韩国和中国那样),即使发生了并吞事件,其结果是被并吞的国家会和进了“鱼腹”的约拿一样最后被吐了出来。
    
    (2)恶意分裂是民族国家(特别是新生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危机:
    
    海湾战争给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划上了句号,是一桩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事物都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造成民族国家危机的新隐患,即恶意的国家分裂活动却占了上风,并且此风高扬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特别是前苏联与东欧集团解体后,情况变化得更糟,许多民族国家内的民主运动好像都多少地带着分裂国家的癌细胞,问题不仅仅如此,一个在分裂活动中产生的“新国家”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国际认同”。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到底应该存在多少国家的问题就好像是一个应该让人类的生物学本能来解决的问题。可见,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度”时刻,却出现了“高度问题”。
    
    我声明一点,在过去的4-500百年间,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一半由“上帝”之手掌握,所以即使在残酷的一个国家灭绝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中,也不失一丝意义(刺激弱国变强国);奇怪的是在今天,地球上可以有多少个民族国家的问题被当今的人弄成为如一团面可以造出多少馒头的问题了,于是“高度问题”倒成为“无所谓的问题”了。
    
    我们在批判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已经知道在政治上“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角色而导致的残酷后果”(哈维尔语)之道理,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新关系中,在如何处理民族国家这个特大问题上,人们却刻意要卸载民族国家存在时间内的那些经上帝之手制作的历史因素,非要使它完全地“人为”化不可。一句话,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人们要“夺”“上帝工程”之“标”,没有顾虑此种行为有可能导致的恶果。
    
    在这里,我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出于“天意”,而是单纯的“人为”暴力的结果,那么它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解体就属于自然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我的话有所指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1917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共产党人的一种完全“人为”的“创造”,所以它在1992年的终结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的俄罗斯就不是属于这一类,它一半儿生存成分可以说是天意的参与,混同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意志构成了它目前的存在现状,因此,对它发起的“分裂”可以说是恶意的。就此,我提出的观点是,在民族国家问题上,必须尊重和保持那种在历史的长河里的非人为因素之价值,这些价值就组织在现在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的东西里。在人类世界中,“上帝”保佑某一个国家的意思,也包涵着这些被“上帝”保佑的国家的人民应该保守“上帝”的赐予。如果说在人类诸多重大事件里,惟有治理民族国家的大事应该像烹炸小鱼那样的很少翻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想一想印巴分治时期出现的平民之间的大杀戮,想一想前南斯拉夫解体时的民族间的大杀戮,看一看南部非洲出现的部族大屠杀,国家遭到恶意分裂带给无辜平民的灾难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
    
    用理论方式阐述以暴力手段强迫而成的国家的解体和恶意分裂,当然是容易的,只是要说明在这两者之中间状态的那些国家里的事情就比较困难,就会发生理论上常常出现的混沌状态,议论起来也会陷于没有结论的争论之中。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理论的原则,那就是我们必须把用民主的方式推进民族国家发展的现象解读为“正常现象”,而把民主运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恶意分裂看成是“病变现象”,就好像一个人,他应该“正常”发展,但是体内癌细胞的扩散就是病了。
    
    (3)假面具效应:
    
    中国民主运动的性质是解放性的,它不仅仅是要解放个人,而且也包涵解放国家的问题(变“专制国家”为“自由国家”)。现在,人们只注意第一个问题,而忽视了第二个问题。分析其原因,也不外是实行专政的共产党在组织一党专政时,多以“国家”的面目出现,用党的私利、私德的网络套住了国家,于是,党的专政采取“国家”专政的形式就构成一种“国情”。于此情况一致的是,当此“国情”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时,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政治运动在外观上好像是冲着国家的。不宁为此,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汉族人口又占人大多数时,发生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内的民主运动弄不好就会转化为疑似分裂国家的行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中国民主运动还处于兆发阶段时,它所产生的以国家为对象的偏差不是很明显,但是当这样的偏差未得到纠正,后续阶段上的运动就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就理论讲,民主运动是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并且有效消除共产党统治之恶果,但是,在这样尾大不掉的局面中,恰恰为分裂国家的“恶果”的恶性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说这样的危险不被我们中国各民族人民提前预见并防备的话,那么被解除了共产党专制主义绳索的中国,非但没有“好”起来,反而像患上了癌症病人那样的被病魔所折磨——这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吗?若是这样,中国人民的“民主美梦”就有可能导致破灭。
    
    我在从事民主问题的多年研究中发现,民主的理论虽然是人类理智、理性高度发展的产物,但是民主运动——特别是发生于专制国家中的民主运动——却是由参与民主运动的人们之热情、激情、激愤点燃和推动的,甚至可以说,它成功的前提和希望也诉诸于此,于是,民主运动就和人世间的许多事物一样,不可能是一种“一面好”的东西,它自身就携带着问题,其中不乏风险问题。就此而言,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运动在其高潮时,弄不好,可能演变为分离主义或者分裂主义运动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我们中国人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一是要求专制主义者放权,二是要我们自己参权,这两者都是关系到中央政府的问题,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汉族人居住区,那么别的不说,就这么一点已容易在少数民族运动中造成一个另外的话题,“北京的压迫”被表述为“汉族人的压迫”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因此,只要运动中隐藏着民族分裂分子(这是难以避免的),他们稍事动作就可以转变民主运动诉求的目标。经我这样一说,有的人就要问,参与运动的群众呢?难道他们就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这里与其说存在着大多数人“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如说存在着使问题易于分岔的空间,在少数民族一般人的政治看法中,共产党专制主义压迫和统治是由汉人带来的,所以,压迫和统治都好像戴着带着“汉人”的假面具,当运动的参与者们在被激愤支配时,假面具后面的东西(专制主义)倒被放过了,它上面的“假”人(汉人)却成为反对的目标,于是,石头、唾沫、瓶子就纷纷地扔来了……。
    
    假面具直接受到打击的结果是,此地居住的汉族人感觉到受了侮辱,他们会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不应该变成为兄弟之间相互为敌的运动,于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促使他们从情感上“退出”他们本应当支持的运动,特别是运动失控时,出现袭击汉人行为时,民主运动的本意就被完全的歪曲了,变成了一种恶性流血事件,运动在发难时所具有的合法性,也于此刻断送掉了!在最近新疆的“7•5”事件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
    
    通关人类民族融合的历史现象,我们都可以发现就是在最好的“融合”例子里,也常常发生冲突的事情,因此民族融合这样一种特定的文明,是被“融合”民族共同努力培育的东西,不是天然的产物。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今天所有非单一民族的国家里,民族融合是此类国家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福祉,容不得任何人打着任何幌子去破坏。
    
    (4)出路:
    
    近几年中国境内发生的民族冲突之群体事件,责在共产党一方——这个是一个用不着再阐述的问题,与此有关的是,当要求民主的各族人民在遇到它时,应该如何应对?在这里,我们如果采取一种怨天尤人的态度,认为共产党闹下的问题就让共产党去解决,那是不对的。共产党的60年统治已经严重脱离了人民,他们除了疯狂镇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出的一招了。
    
    记得上一个世纪50年代,王震在新疆实行了血腥镇压之后,共产党人还有能力导演一出“库尔班吐鲁木进北京看毛主席”的“喜剧”,就我们现在的眼光评论,这一出喜剧之导演,目的可以说是“不善”的,可它所取得的社会效应却是“积极”的,一时间,在维汉人民的心目中的确存在着一副民族大融合的图像(姑且不论有无与图像对应的事实存在)。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一劳永逸地失去了可以骗人、且把人骗人得昏昏欲睡的“道具”和能力了,今天,在“7•5”事件后,库尔班的孙子辈还想这进北京去看胡锦涛吗?
    
    此一篇文章是要改变人们的一种思路,民族矛盾虽然是由共产党统治政策造成的,但是解决它,却要求由真心实意地追求民主的各民族人民来共同努力。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我们逼迫要接受的现实。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建立新的思路:在少数民族的民主运动中,无条件的放弃暴力,把诉求的目标放在高度民族自治的一方面,不使它有重大偏差。
    
    在这个问题上,达奈喇嘛尊者所主张的“非暴力抵抗”和追求“自治”这两样东西很有价值,值得少数民族中的民主人物们尊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民主运动在少数民族那里就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即获得高度自治,又促成了民族融合。
    
    还得看到,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事件在国际舆论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反映,那就是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部分居住在特定国家、具有实力的人希望别的国家分裂。因此,某一事件在被这一部分人评论时,就变味了,即使纯粹的民主运动也会在他们的表述中说成是分裂事件,何况此类性质的运动本身也携带着可以引起分裂的因素?就大的方面讲,国际自由环境是中国民主运动一种积极的大背景,但它其中的消极的因素,我们不应该忽视。
    
    我们还应该看到,少数民族中的那些坚决要求民主的人处在了一种和汉族人比较而言的艰难境地,他们提出的民主诉求若需要一种能够迅速的引起身边民众反映效果,“种族话题”就使他们一种便利的选择,所以在需要民众这样的心理的促使下,把民主的问题转变成为“种族问题”是非常省力的事情,只是这样的事情在长远的时间里所包含的对于本民族福祉的破坏性因素是需要一种英明的洞见才可以发现的。因此,目前少数民族的运动中,这样具有洞见的精英人物站出来主导潮流实在是当务之急。
    
    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那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他们站在高处,大声的呼叫,把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的追求民主的运动一心要引上“分裂”的歧途,并且肆意地纵容少数民族民用“鲜血”来铺路。我补充一句,用平民“鲜血”即就是铺成了“独立之路”,它最终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向“地狱”!
    
    海内外人士都知道,王力雄先生是汉族人中间很少有的敢于替少数民族讲话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以往发表的某些言论,我并不赞成,可“7•5”事件后,他发表的《维吾尔新疆的未来出路》一文中的下述观点我却完全赞成:“从这个角度考虑,对维吾尔人最有利的不是新疆独立,而是让新疆保留在中国框架之内,实现新疆的高度自治。在中国的主权框架内,可以继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法统,从而保证维吾尔族在新疆的主体地位,并由此维持新疆的完整,避免新疆被分割。同时,有中国的后盾,还能防止外国势力对新疆的觊觎。”
    
    目前最困难的事情是少数民族中那些真正有能力代表少数民族民主与希望的人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于是,机会就让给了那些对于民族和国家都不负责任的分裂主义者了。我这一篇文章如果说有针对性的话,那么,本文就等于呼吁上述人物站出来。就此问题而言,摆在共产党高层面前的是这样的选择:是用政策的方式有意地、主动地鼓励那些负责人的少数民族中的民主人士讲话,把这他们推倒政治的前台,还是继续压制他们,造成一种客观上只有利于个别分裂分子在前台表演的机会?时间虽然不多了,但留给共产党高层的选择不是说完全没有!
    
    (5)解决之道:
    
    张三一言:在《新疆事件和民运责任》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他强调,民运人士“就是要从中找共产党的错处和恶行,就是要从中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政权和制度”,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坚持民主的目标,如果说这样的的意义又连带着另外的意义,那无异是说,民运人士应当在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中,应该努力不使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民主诉求转变成为反对汉人的骚乱或分裂国家的活动。
    
    民主运动是需要一种良好的民主气氛的,在缺乏良好民主气氛的情况下,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内在的约束就会被破坏,因此,不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在汉族人居住区,并不是每一个反对当局的运动都当然是“民主的”。其实,民主是一种带有创造性因素的东西,没有“天然”的成分可究,所以,在发生了民主运动的一切场合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引导的问题,而引导运动的最关键的部分只能是“民主”,诚如前人所言,要克服民主的缺陷是给与更多的民主。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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