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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破纸“高帽” 温家宝的妖魔创意/张长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4日 转载)
    
    隆重的追悼会开过,季羡林先生应该可以安心去了。作为一公众人物,他留下的话题难免还要继续,希望这些讨论不会打搅他的安息。对于他的辞世掀起的公众悼念热潮,我认为,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季先生完全有资格备享哀荣。但是令我感到疑惑的是,假如季先生没有被扣上“国学大师”的“高帽”,此情此景是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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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认为这顶帽子高过季先生本人的成就。通过这几天的媒体报道,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也都知道了,他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方面的研究高度,无人可以企及。他的确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但是,如果非要在“大师”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而不是“国学”。
    
    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自谦,而是他作为“学术良心”倡导者为此感到不安。他说:“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这段话有两个重点,一是事实,他不曾下过死功夫研究国学;二是动机,他根本就没有当国学大师的兴趣。
    
    季先生是成长于上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那一代学者的国学和西学功底都很深厚。他在推辞“国学大师”高帽时也说,到现在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单就这一点,已经强过如今很多专业的国学学者了。但是,季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西学的训练之上。他自己多次在文章中说,留学德国十年是他求学的黄金年代,德国人的思维缜密和抽象趣味,都对他研究偏生的学问产生了重要影响。
    
    的确,季先生晚年发表过一些关于国学的见解,写过一些讨论国学的文章,甚至提出过“大国学”的概念。媒体还报道出他最后的题词是“弘扬国学,世界和谐”,足见他在弥留之际,如何心系国学。但他关于“天人合一”的发现等等,确是无法跟“大师”二字联系起来。
    
    但是,在社会公众看来,“国学大师”的帽子比“印度学大师”更高。学问的研究方向,本无所谓高下,但是媒体需要的是暗合大众心理的称谓。印度学还好,被印度政府授予“荣誉公民”也没什么问题,假如他研究的是日本古文字,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舆论待遇了。
    
    因此,媒体比季先生本人更需要“国学大师”的头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媒体普遍高调报道季先生辞帽两年之后,对于他辞世的消息,多家媒体仍然煞有介事地在大标题里加上这个头衔。还有记者去请专家证明,他就是一位“国学大师”。从传播效果看,很难想象它被换成“印度学大师”之后的情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研究国学被等同于热爱祖国,弘扬传统文化,甚至扬我国威,研究美国、日本的文化,就有可能是汉奸间谍。研究印度文化,本来也没什么好,但是季先生这样的高寿学者,实在太受人尊敬了,何不移花接木加以征用呢?硬说他是国学大师不就得了。当了国学大师之后,也给他更高的荣誉,更多的好处,说不定他也就半推半就了呢。从辞帽声明看,我相信季先生早就对此看得一清二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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