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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长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3日 转载)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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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 “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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