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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文革遭遇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3日 转载)
    
    来源:曰曰博客
     胡不曰曰/季羡林先生仙逝,人们会有许多悲悼或怀念的文字。大师远行,人格精神留下,学术业绩也硬硬地立在那里,任由人们评说。季先生的专业,我是完全的外行,不敢妄说。但季先生有一部《牛棚杂忆》,我很看重这部书。今又重读此书,主要依照季先生的回忆,撮其荦荦大者,草成一篇小文字,以怀念季先生。 (博讯 boxun.com)

    
    一直到文革爆发,季羡林都是比较顺利。他虽然也留过洋,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因政治上一腔忠诚,跟得很紧,业务也好,大抵属于被器重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之前,季羡林曾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也做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那个时候的季羡林有些红,自然也比较“左”。比如,文革前那两年,文艺和学术上的大批判日趋激进,季羡林却没有什么感觉,还在那里歌颂“燕园的春天”,他的散文《春满燕园》刊发在《人民日报》上,一时十分流行。还有,1964年的北大社教运动,季羡林也听信上头的革命旨意,同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道,大反北大校长陆平,认定他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
    
    可是,文革来了,一切都天翻地覆。1965年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时,季羡林正在京郊某村搞社教运动,还担任这个村社教队的副队长。他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一点也没有感觉出大风暴将要来临。他还对姚文大发议论,无所顾忌。当然,这些议论都被人暗中记下,到时候将成为打倒季羡林的“罪证”。
    
    彼时,北京城里早是一派风雷激荡的革命景象。而大革命风暴的中心在燕园,到了1966年5月 25日,日后被呼作“老佛爷”的聂元梓,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大字报。6月2 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刊发了大字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时,北京大中学校开始大乱起来,北大更是首当其冲。
    
    6月4日,季羡林及其社教队伍奉命返校参加革命。面对燕园的革命景象,季羡林很是自信,他认为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头上来的。但是,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内容是批判他的那篇《春满燕园》。“小将”们说,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
    
    到了6月18日,燕园里高筑“斗鬼台”,一个又一个的“鬼”被押上高台,随之口号震天,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邪火尚未烧上季羡林,他还不是“鬼”,却也不敢前往“参观”。他夹紧了尾巴,坐在家中,密切注意外面的动静。当然,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他也终于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被斗得死去活来。
    
    暂时处在逍遥之境的季羡林,心里并不踏实。他在《牛棚杂忆》里回忆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上也是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自己也应该对号入座。当时帽子满天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两顶帽子对我都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牛棚杂忆》,页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还没有人公开训斥季羡林,更不用说动手打他。他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尽管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从他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他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他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还好,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不敢不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立即取了钱,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小将们拒绝接受,让他拿回去,仿佛只是逗他玩儿。再有,就是“破四旧”。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家里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就成了他们“破四旧”的主要对象。半小时以内,小将们“破”了不少他心爱之物。
    
    革命群众毕竟没有把他忘掉,邪火越来越要烧上他了。所谓“黑帮”,必须要开他们的批斗会,季羡林要好得多,时不时地,要找他开个批判会什么的。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主要批判他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批判者管这个叫做“修正主义”。但是,总起来看,季羡林比较顺利地度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他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人 “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他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一位同季羡林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他,军宣队的内部文件上,他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也就是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
    
    季羡林惊喜交集。他要知恩图报,用实际的革命行动,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也证明自己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此间,他的革命行动很忙碌。来到北大串联的“毛主席的客人”
    
    没有棉被,他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客人”要水喝,他就每天推着水车,为他们供应开水。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稍后,“客人”人满为患,又愈益寒冷,他又领得新的任务,满北京城跑,去游说“客人”,让他们返回原地“闹革命”。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67年的夏秋之交,随之派系的愈演愈烈,季羡林卷进了派系,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而且还是主动的。
    
    在派系纷争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头就是聂元梓“老佛爷”。季羡林这样描述此人:
    
    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牛棚杂忆》,页45—46)
    
    许多造反者不能忍受“老佛爷”。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的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后几经分合,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新北大公社”,正宗,老牌,掌实权;一个是“井冈山”汇集众流,致力于反抗新北大公社,反抗“老佛爷”。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也能打出江青的招牌。斗争的焦点只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还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
    
    
    大革命越闹越激进,季羡林的革命热情也愈益高涨,他参加了到印尼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革命壮举,也加入了批斗人的革命队伍,有一次,差点就到了一位将军的家中“闹革命”。
    
    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来动员,新北大公社的人也来动员。考虑到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的危险性,又考虑到新北大公社炙手可热,季羡林最终选择了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对此,季羡林日后反省说:“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牛棚杂忆》,页54)
    
    季羡林就这样卷入了派系。但真正的派系斗争还在后头。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说:“你不能参加○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季羡林大约是天生的有些牛脾气,你越来逼,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心干脆下海,他要参加井冈山,旗帜鲜明地反对新北大公社,反对“老佛爷”聂元梓。其中的危险性,他自然也是知道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季羡林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选择了上山(井冈山),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他开始和同派的青年学生一道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季羡林多少有些侥幸心理,自恃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历史是清白的,他有时就觉得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他。但更多的时候,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走钢丝,弄不好会粉身碎骨。
    
    1967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随着天气的转凉,风声越来越紧,“ 老佛爷”终于要对季羡林下狠手了。1967年11月30日深夜,他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季羡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并不吃惊。他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还有他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人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他们眼前晃。
    
    他还能听到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并不美妙,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他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但在那些人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学泰语的学生找他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季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车库里书籍,这一夜惨遭洗劫。他们还逼他交出记载着朋友们地址的小本本,以便进行“瓜蔓抄”。
    
    这一夜是季羡林毕生最难忘的一夜。天一明,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的盘算很美好,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且历数他的“罪行”。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决定调查季羡林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以致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季羡林还是一片痴心呢。
    
    
    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他: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季羡林:当时公社视他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他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季家,把他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
    
    第一次审讯,还让他坐下。但是他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起来。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原来,由于他们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起来,心中也就越来越有“底”了。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想焚信灭迹的铁证。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老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 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位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季羡林有一个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保留起来。现在这张要命的照片,真是难以说清。
    
    更可悲可叹的是,他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季家来,押解他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季羡林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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