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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修云:政治体制创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06日 转载)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包括了多个方面,其中政治体制的创新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起着广泛、持久而深远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政府体制创新是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社会发展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是世界发展史还是从中国发展的历史,它们都表明:经济上的发展部等于可持续地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在政治上过关了,崛起了才能站得住。否则,即使是经济上崛起了,由于缺乏可靠的政治体制作保障,最终也会崛起之后又趴下。因此,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时代的主题和重要的任务的背景下,研究政治体制创新,已经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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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体制创新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力量
    
     第一,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分析。马克思曾说过:“新的生产力往往对应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方式即要求一国在经济运行制度上进行有效创新,新的生产关系则会逐渐反映到政治制度创新当中,最终形成经济、政治联合制度创新,进而达成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和创新”。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推动作用,另一个是保障作用。譬如,荷兰曾经通过和平政治变革,成功将国家权力由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英国通过《大宪章》,将国王与公民的权利成功地进行了划分,确立起了议会体制下的君主立宪制度。日本步其后尘,通过君主立宪避免破坏本国悠久的政治历史传统,既实现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又避免了革命行动,明治维新又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封建体制。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则是在英法资本主义体制上进行了新的创新,形成了国会体制下的邦联制度。在法国,则通过数次变革,创造了共和国体制……这些在世界上称雄一时或者至今仍不失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通过构建起来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塑造了一整套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带来了一整套新社会制度顺利诞生,推动了全方位地生产力发展。
    
     第二,从中国近代的改革史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是两场改革。以戊戌变法为界,此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到甲午战败,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但刚开始包括慈禧都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的结论也是这样,所以才搞政治改革。即便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最后都认可这点:搞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一般来说,社会改革应该至少是“三位一体”,即包括: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需要政治体制方面的创新也许会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两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创新就肯定行不通了。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拒绝政治体制的变革不无关系。
    
     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力结构、生产方式和与之不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而取得巨大成就的。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强调:“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革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队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他还说:“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可以说,着力构建有利于发展的政治改革体制,为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一直以来是我国发展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根本要求、一个重要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机遇与陷阱并存的过程,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机遇、创造奇迹,避开陷阱、破浪前进,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科学地确立了有破有立、边破边立,不破不立的政治创新的长效体制。
    
     二、政治体制障碍是影响我国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因素
    
     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精辟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以来,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真理力量,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功不可没。但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当前我国发展还是呈现出诸多的阶段性特征,诸如: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方式粗放;有的仍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增长,导致安全事故频发;有些地方和部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很不够,干部作风飘浮、工作不实,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产生,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从深层次看,都与我国政治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入手,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政治体制创新。
    
     总的来说,影响我国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体制方面的障碍有以下四个方面:
    
     ①从主体上看,既得利益者会抵制政治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有一句名言: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系。列宁又指出:利益可以引发、震动每个人的神经。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句话: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不能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作用在今天我们进行政府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日益体现出来,有它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角色必然要相应地转变,客观上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是要削减政府部门的权力。而对于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所奉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它的的本意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但由于旧势力、旧的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依靠行政权力控制市场方式依然顽强地存在,权力与利益的天然联姻促使当前腐败、权力寻租现象的出现。改革因此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抵制、拖延,改革措施执行不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②从过程上看,我国已经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攻坚期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兴利,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实现百废俱兴,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为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这一阶段的改革没有什么阻力。但是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在第二阶段的除弊,就是要除照搬苏联模式以及植根于我们几千年传统的这样一种管制的、垄断的、集中控制的方式的弊。但是,“兴利易除弊难”,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
    
     ③从主观上看,“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作祟
    
     主要表现为:第一,思想上,认为政改不急不必。有人认为,我国的航天工程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席卷全球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所以对中国相对影响较小,是因为我国原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的作用。他们以此来恐吓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政党和人民得到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意愿。第二,态度上,对政改不闻不问。
    
     这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东欧各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相继失败,造成社会动荡、政党垮台等严重后果。这对我们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心理阴影,有人担心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处置不当,类似的悲剧是否会在中国大地重演?因此,有人对政治体制改革“谈虎色变”第三,在学术上,对政改不痒不睬。政治体制改革历来属于高度敏感的话题,一般人们都讳莫如深。时下,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不仅文章越来越少,而且这方面的研讨会也很少,不少媒体都是敬而远之。这种氛围与完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要求是不相称的。笔者认为:创建科学的政治体制是人类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不可逾越的条件,我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变革。打一个类似的比方:不建一所新房子,我们永远住在旧房子里。就算不建新房子,再稳固的房子也不单单是重新摆摆家具,定期不定期的小修是必要的,如果硬挺着不换,如果遇到大风大雪的时候,就可能坍塌后果。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畏惧心理也是没有必要的。邻居的孩子学走路摔了一跤,不幸摔断了手,是不是所有的孩子从此只能呆在摇篮里?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新政治体制
    
     (一)完善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关注和尊重人民利益作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另一方面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定是一个利益关系多元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因此,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对于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个方面社会矛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理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多、作用不强、机会不对称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严重的官民对立情绪。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行政管理的重大决策应当听到人民群众的真正声音;行政管理的决策时最大限度地实行群众参与;行政管理的决策实施中应当设计和完善与群众共同执行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多渠道、全方位的建立和完善群众参加、参与的“大”监督机制。以上这些,显然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对政府的固有要求,我们不可不特别予以重视。
    
     (二)完善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机制
    
     “一把手”既是一般的国家公务人员,又是国家公务人员中的特殊群体。由于他在公共管理事务中所处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决定了我国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注意完善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现有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还未根除,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面临诸多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对“一把手”实行适度地分权,从而制衡“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对监督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和协调机制,切实提高权力制约和监督系统的整体效能,进一步克服现行监督体制的弊端。当然,进一步加强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实现“一把手”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保证权力不被异化的根源。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
    
     多年来,“唯GDP论”大行其道,GDP已经成为衡量各地和全国经济发展的惟一一个综合性指标,GDP指标也就自然成为各地官员业绩考核的一面镜子。问题在于,经济学最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是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官员也有他的最大利益,他的最大利益就是升迁;而他能否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DP,而没有考虑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诸如环境资源成本及其保护费用、经济与社会协调等问题。这种对官员考核的模式必然产生两大恶果:一是只重视产出而忽视消耗与环境、只重视规模而漠视质量、只偏重增长而轻视发展、只注重眼前而不顾未来等种种行为泛滥了;二是难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以官为本、以民为末、为官不为民等浮夸作风盛行了。
    
     科学发展观要求自然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为此,必须改革政治体制、行政管理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而建立新的科学的经济核算制度是建立新型人事干部考核制度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
    
    (四)建立和健全民主决策机制
    
     决策既是我们前期调查研究的结果,也是进行下一步具体实践的依据。决策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中非常重要。然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已经强调多年了,但至今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创新上没有大的变化,仅仅停留在一般民主措施的号召上。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需要从政治体制上着手,采取有效的途径、科学的方式和方法,以确保民主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行。比如,改进干部考察评价、选拔、教育培训方式,切实提高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素质和民主意识,从而逐步健全决策组织体系,优化决策环境。这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方案咨询论证机制;建立多种方案的比较制度;建立健全决策方案讨论确定机制;建立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等等。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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